1934年，郑子瑜和台湾作者石燕、漳州作者施友声三人在漳州成立了涟漪文学社。一年后，即1935年5月1日，《涟漪》文艺月刊创刊号问世了。这是郑子瑜走向文坛的开始。
所谓“涟漪”，语出《诗·魏风·伐檀》中“河水清且涟漪”，意为细小的水波。以“涟漪”来命名文学刊物，寓意是颇为深刻的。当时郑子瑜年方二十，在文坛是一名无名卒，意欲以“涟漪”为中国波澜壮阔的现代文学添砖加瓦，以“涟漪”加入汹涌的文学大潮之中。“涟漪”可谓细且小，但无数“涟漪”便能汇成江海。《涟漪》文艺月刊是郑子瑜苦心经营的一个硕果，虽说有三人合办，郑子瑜其实是挑大梁的中坚分子，他兼主编、杂务，忙于跑印刷所，校对看样，虽然无分文收入，但这是郑子瑜心爱的一份事业，使他觉得人生充实，颇有用武之地，但是，《涟漪》仅出一期便停刊了，原因无非是经费困难所致。
我们看见创刊号中有郑子瑜杂文《说与旁人浑不解》一文，这是现在所见郑子瑜最早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为大众语运动助威的一篇杂文。1934年上海文化界开展语文如何接近民众的讨论，针对官方的“文言复兴”运动，提出了“大众语”口号，主张建设一种说得出、听得懂、写得来、看得下的适合大众需要的新语文。“大众语”口号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继续，对新文学书面语建设以及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起着推动作用。郑子瑜在30年代初一方面关心国内的文学运动，阅读了大量都市的期刊，一方面从新诗人丘絮絮处了解到上海的文学潮流。虽处闽南一隅，但他对文化界的运动和改革潮流是十分了解的。在这篇短文中，他以一种散文的笔触，表达了自己对“大众语”运动的支持，并由燕子呢喃而联想到大众语的关键问题——文字的表达如何适应民众需要。他反对“说与旁人浑不解”的古奥或朦胧的文字作风，认为故弄玄虚本身便是一种“燕子呢喃”，提倡“文言合一”，以明白易懂为准则。这不但在言论上声援了“大众语”运动，其文风本身便是一篇具有“大众语”风味的作品。那时候陈望道先生主编《太白》半月刊，提倡大众语，陈的文章成为郑子瑜经常阅读的篇章，陈的思想也影响着他。半个世纪后，郑子瑜与陈望道隔海互通信息，探讨中国修辞学史问题，切磋学术，鸿雁传书，其情其谊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
《涟漪》的夭折，并没有使郑子瑜灰心，1937年5月20日，他再度创办《九流》文史月刊。《九流》文史月刊比之《涟漪》文艺月刊在发行范围上更广泛些。改“文艺”为“文史”，这更符合郑子瑜的学术特征和治学方向，这实际上是郑子瑜第一次调整自己的治学角度，走上一条兼治文史的学术道路。所谓“九流”者，意指中国先秦诸学术流派，包括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等。《北史》中“九流七略，异说相腾”便是形容百家争鸣的繁兴学术局面。郑子瑜将刊名冠以“九流”的用意是兼取各派之长，大有一种兼容并包的气势。但是，郑子瑜本人则否认这种说法，他在《瀛洲旧梦》说，这“九流”并非如《汉书·艺文志》所谓的“九流”，而是指他的一班文友“多是今日中国文坛上最末流的作家，‘九’为数之末，故我们应该是第九流的作家了”。这种戏谑的解释可视作当日郑子瑜一班作者的谦词，其深层的含义也可包括向学术流派进军的勇气。照郑子瑜的初衷，创办一份文史杂志，可以团结一批志同道合者，在学术上可以有所长进。《九流》的编委除郑子瑜，大多是厦门大学的师生，现将主要人物介绍如下：
黄典诚，《九流》语言、人物专栏编委。他是郑子瑜漳州小同乡。1933年考入厦门大学文学院中国语文系。毕业后曾受聘为厦门大学助教，担任国文和音韵学教学，知识渊博，几乎遍阅校图书馆中语言音韵学书籍，后任厦大博士生导师，著作多种，曾于1990年名列美国出版《世界名人录》。创办《九流》时，他即将在厦大毕业。他与郑子瑜关系较为密切，直到晚年，仍有词作回忆与郑子瑜的交往。郑子瑜的《诗论与诗纪》一书中有《翦春斋诗记》，其中十八则为： “向余主《九流》文史月刊笔政，获黄君典诚、叶君国庆、薛君澄清为编委，以翼编务。岁月荏苒，一别念余载，音问鲜通。丁酉仲秋，忽得典诚自厦门大学寄来《金缕曲》二阙，以词代书，其一云：‘一别念余载。记分明，瀛洲旧梦(子瑜尝著《瀛洲旧梦》一书，记九流诸子浪迹瀛洲故事，亦即其回忆录也)，愈增悲慨。鼙鼓不堪蠭螫甚，无已南浮瘴海。回首处，波涛澎湃。万里时牵家国念，恨奸人，竟把中华卖。倡为偶，跪如桧(子瑜尝倡议为汪逆铸造铜像，跪于中山陵前，各电讯社争传其事)。夷氛息去风波在。料深知，兴亡大势，独夫当败。累岁攻书穷万卷，写就鲁翁诗话，只不合受人亏待(以子瑜之才识，闻在星亦颇偃蹇)。倦羽应从天末返，尽平生所学贡当代。共黾勉，诚再拜。’读之令人不胜怃然！盖南渡至今，已十余年，以奔走衣食，殊少读书，自不敢遽尔赋归，以落人后，脱获暇晷，读书十年，庶可补过于万一，而得偿剪烛西窗之愿耳。”叶国庆，负责考据编务。他也是郑子瑜漳州同乡，年纪大于郑子瑜，是厦门大学的首届毕业生。早年曾与在上海、厦门诸地求学的龙溪青年在漳州组织“嘘风学社”，主编《嘘风月刊》。1926年厦大毕业后曾留校任教，旋又转到石码龙溪中学、漳州省立第八初中、厦南女中任教。1930年投考燕京大学，师从顾颉刚、许地山。1932年获硕士学位后返校任教，历任厦大教授、人类博物馆馆长。学识渊博，涉猎文史，建树颇多。1983年回漳州定居。叶国庆与郑子瑜关系较密切。当40年代初郑子瑜在南洋撰成《〈阿Q正传〉郑笺》一书，曾托叶氏介绍出版，因此酿成一段《郑笺》失而复得的文坛趣事。此为后话。
此外尚有张沦波编辑史地、欧阳飞云负责编辑民俗、薛澄清负责编辑译文、王芹役编辑书评、戴逸冰编辑文艺等。
郑子瑜是《九流》的主编，也包揽其他杂务。由于《九流》社设在厦门大学，他曾在厦门大学小住一段时间，以负责编务工作。据郑子瑜称，抗日战争前中国杂志发行量最小者便是《九流》，印了一千本，其中三百本给了张静庐主事的上海杂志公司，六百本给了漳州、厦门的一些书店代售，九流社自己留下一百本备用。［16］当时《九流》的编务工作在厦门、漳州，由上海图书杂志公司发行，并与《逸经》文史半月刊交换广告。但是，也因为经费问题，出了两三期便无法维持下去了。我们现在所见的《九流》第一期，内容十分丰富，其中郑子瑜《天仙访郁记》一文颇具史料价值(待下文分析)，另外尚有老舍的《春夜》也十分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