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1日，流寓鼓浪屿的郑子瑜接到父亲的一封催人泪下的信： “近以码市时遭空袭，避难乡间，毒疠流行，余罹疾月余，汝母随待，复遭沾染，可怜伊体质孱弱不支，已于九月十五日与世长辞矣！易箦时，犹频呼汝名未已。余着一村童衣汝遗下之衣，侍其左右，始瞑。弥一周，汝季弟亦卒。子琳去世之前，一刻不肯与余相离，斯时也，千辛万苦，唯余一人受之……”面对父亲肝肠寸断的飞鸿，子瑜“曾几次躺在床上，晕过去了好半天”，［10］他企盼这个噩耗“得是梦便好”。生活的艰辛早已榨干了他的泪水，在万分悲痛之际，吟成了如下的一首律诗： 流人难以数归期，冷暖于今只自知(借黄仲则句)。
咫尺天涯传噩耗，
婆娑海澨托微辞。
剧怜老凤忧兼病，
犹望孱儿壮则翚。
忍泪畏思今后事，
夕阳西下漫烟霏。从郑子瑜懂事以来，在他记忆中母亲便是个嶙峋的骨相。祖母在世时，曾告诉他，母亲在未生子女之前，是十分矫健的，生活的煎熬竟使她病体缠身。作为母亲，她将自己的艰辛和悲哀隐藏于心灵深处，将一份珍贵的伟大母爱，无私地奉献于子女们。当郑子瑜成年后在离家出走南洋那一晚，母亲细心替他盖被子，并再三嘱咐他以后只身在外，夜里要自己盖被毡。这一细小的动作体现母亲的伟大，并一辈子铭刻于郑子瑜的心中。自从长兄子钦、三弟子祜去世后，郑子瑜再也没有看见母亲黄烨有过一丝笑意。每当亲戚来探家时，母亲便由亲戚的儿子而联想到去世的儿子，甚至连听邻居孩子的声音也令她回想起子钦、子祜的声音来。生活在回忆和泪水之中，母亲很快病入膏肓了。为此，面对痛不欲生的黄烨，郑济川常常安慰她，并以郑子瑜作为家庭唯一的希望，说“子瑜在，一石可以当万山”。
对于父亲郑济川，郑子瑜始终怀着一种十分复杂的感情。年轻时，郑子瑜出于一种“读书种子”的天性，在贫困中发愤攻读，欲以学术事业作为安身立命之根本，以学术事业来扭转个人及家庭的命运。他企盼父亲能理解自己。读书人在那个时代缺少背景，很难立住脚跟甚至连混个糊口的职业也颇为难得。郑济川虽是受过一定教育的知识分子，其文字也颇为流畅，有一定的旧学根柢，可是，却无法觅得一栖身之所。现实是一本绝好的教科书，现实的教育使郑济川不愿意子女们继续重复自己的绝路，他盼望儿女能尽早找到工作，或学得一门技艺，以解决温饱。郑子瑜终身难忘的是，父亲有一次曾粗暴地打碎他的墨水瓶，以打断他求学的欲望。
平心而论，历史造就了郑济川这种暴虐的举止，今天看来，我们除应加以同情之外，不必苛责他。郑济川为了儿子的求学，曾作过种种努力，他曾在犹豫之中，忍痛将祖传的几亩薄田、几椽老屋一星一点分多次作抵押，暂借一点钱作为子瑜的学费，而吃尽了高利贷之苦。1943年12月14日，郑济川从漳州寄给郑子瑜一封信，这封信可视作他的绝笔。信中不但体现了父亲对儿子的思念之情，也可从中看出他对那个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时代的不满之情以及自己晚年行医济世，在战乱中悬壶为民的自慰心情。［11］1939年12月，在亡母病故周年之际，蛰居于南洋山打根的郑子瑜写下了极其悲痛的悼念文《得是梦便好——忆亡母》。他期盼着母亲的再生或母逝的消息是一场梦，并效颦《陶庵梦忆》序中所引西陵脚夫的口吻，说道：“得是梦便好！”回忆起母亲生前的举手投足和临别前充溢母爱的嘱托——“夜里知道自己盖被毡”，借用黄仲则诗句中“冷暖于今只自知”倾注自己的悲情。这段悲剧性的日子，使青年时代的郑子瑜诗作中充满着穷困潦倒的忧思。如： 乞者遇乞
不期孤竹遇萧文，
戴笠披簑两不分；
我亦饿乡同道者，
君须憐我我憐君。
无题（用黄仲则失题原韵）
别后相思觉枉然，
芗江春梦已成烟！
忍看红豆红辉映？
为赏白云白下眠。
雁落南村无觅处，
风吹短袖怕流年！
余生若有余闲幸，
握管偷声剧可憐！郑子瑜青年时屡屡引征清代诗人黄仲则诗句或依其原韵唱和之作，大概是黄仲则充满不幸的生活，贫困和疾病的折磨，功名和爱情追求的失败，都在他敏感的心灵中引起共鸣。雍正、乾隆年间的黄仲则是早慧的天才和失意的书生，其诗作具有浓郁的忧郁气质，又渗透着孤傲个性，诗中浸润着苦涩，相伴着悲哀，这为郑子瑜少年人生遭际寻觅到一个不同时空而又相同命运的典型范本。于是，他借黄诗来倾诉自己的不幸便是最好的抒发感情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