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郑子瑜受东京汉学会及大东文化大学研究所邀请，第三次发表学术讲演，讲题是《黄遵宪与日本的关系》。由于郑子瑜是黄遵宪研究专家，日本学界非常重视这次讲演，东洋研究所主任野尻哲二和汉学会会长高田真治亲自组织，参听者多为日本著名学者，甚至两位日本汉学界元老影山诚一和下斗来晟也赶赴会场，以聆郑氏高论为荣。能在这所尊严的学术论坛上发表学术见解，历来被视为一种极高的荣誉，只有博学而具创见者，方能登此圣坛。
这次讲演，早稻田大学东洋研究所聘请了郑子瑜为荣誉研究员。这一破例的聘请使郑子瑜感慨万千。日本大学的专业研究机构一般只聘请本国教授或讲师兼任这一职务，外国学者一般只授予“研修员”职位。而郑氏在新加坡长期从事非学术工作，却授予研究员，这是对他的学术研究事业的认可和礼遇。
这次讲演是一次对黄遵宪与日本关系的总结性概括，他将黄氏视作与朱舜水一样，对日本文化产生很大影响的中国人之一： “明清时代，中国东渡学者，对于日本文化影响最大的，其一是明末的理学家朱舜水，其一便是晚清最杰出的新派诗人黄遵宪了。”郑子瑜充满对黄遵宪的热爱之情，深情地回顾了黄遵宪在日本任外交官时，对促进中日友好以及受到日本朝野的崇敬的事迹。尤其是对黄氏使日时，对促进中日人士的友谊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事情竟是这样凑巧，朱舜水和黄遵宪这两位中国文人，都和源氏有生死不解的缘份： 舜水得水户第二代藩主源光圀拜为宾师，协肋光圀编撰《日本史》；遵宪与源氏后裔辉声结为知己，辉声替遵宪作诗冢葬他的《日本杂事诗》诗稿，又供给资料，帮助遵宪编写《日本国志》。这不但给后人留作中日友好的纪念，文化交流的史实，而且也在日本的史志方面，直接间接留下了千古不朽的巨著。”(见《东都习讲录》)其中有些充满历史感而极其现实意义的论述，使他将黄遵宪的学术和作品高度升华： (一) “黄遵宪初到日本的时候，日本人正在竭力提倡民权，他骤听起来很惊讶，后来读到了法国启蒙运动先驱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思想上有了极大的转变；他以为民主政治总比封建专制政治好得多，民主政治代替封建专制政治乃是必然的趋向。”
(二) “作为诗人，黄遵宪对这岛国的自然景物和淳朴的民俗是喜爱的；作为外交官，黄遵宪尤其重视中日两国的传统友谊，重视平等和睦的外交关系。他的作品里常常表达了这样的愿望。在《陆军士官学校开校礼成赋呈有栖川炽仁亲王》一诗中，他说他奉命协助呈递国书，从此以玉帛相见，两国同是亚洲之邻邦，譬如唇齿相依，犄角而立，希望彼此都能富强起来，才能互相帮助，这样一来，外侮自然会销声匿迹，大家解甲来歌唱太平，传给千千万万的人民吧！这是黄遵宪的愿望，同时也代表着中国人民的愿望。它是善良和正确的。”在一片激动人心的掌声中，郑子瑜结束了讲演。
另一篇《黄遵宪的经世才调和文学特色》是郑子瑜备而未讲的，后来收录到《东都习讲录》。
这篇讲演辞是对《黄遵宪与日本的关系》做一些细节上的补充。其重点是阐述黄遵宪使日后，面对明治维新以后日趋强盛的日本，思想上作了顺应潮流的调整，他以远大而敏锐的目光，不但看到了其强盛又看到上层军阀扩张的野心，曾上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痛陈利害，清政府之昏庸无能，终使他的预言成为现实。反映了他的经世才能和洞察国际风云的国际眼光。正是由于这种放眼看世界的高位立足点，使他在诗歌创作上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使中国古代“未有之物，未辟之界”出现在他笔下。在复古、尊古的清代末年，黄遵宪以其“面对现实的精神”、“挺身而出的勇气”成为走向世界的诗人和诗界革命的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