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郑子瑜赴日本中央大学举行公开讲演，题目是《周氏兄弟新诗研究》(作者按： 因本节专论郑子瑜论周氏兄弟诗，所以将他1971年写的《论周氏兄弟的杂事记》也放在这节述评)。讲演会由中央大学讲演委员长五十岚乔主持，由专治中国语言学的北浦藤郎翻译。铃木先生在讲演开始前曾将郑子瑜生平和著作介绍给与会者，其中讲到抗日战争时曾撰写《芦沟桥》、《寒衣曲》等号召人民献身伟大的抗战斗争的歌曲，传诵于南洋时，听众颇为感动，因而也更加钦佩这位爱国苦学的华人学者。
对于周树人(鲁迅)、周作人的研究，郑子瑜三四十年代便已开始。早在30年代中期，他便已关注周作人对黄遵宪的一些评述。而在40年代初，他几乎是翻破了一部《鲁迅全集》，撰写了《鲁迅诗话》、《〈阿Q正传〉郑笺》等具有开创性、颇具新意的鲁迅研究著作。因为鲁迅以小说、杂文著称于文坛，而对其诗歌(尤其是新诗)一直未能引起研究者倾注精力。郑子瑜独辟蹊径，以尚未引人注重的鲁迅新诗作为研究重点，反映了他治学上具有言人所未言的创新特点。早在《鲁迅诗话》中，他便有一个有趣的发现： 鲁迅在1927年撰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时，似乎被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所惑，相信陶潜真是穷厄之人而心如平镜。后来鲁迅终于发现，“他有奴子，所以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边饿死了”。［50］可见郑子瑜读书之细心而思维之活跃，时有卓见。
《周氏兄弟新诗研究》首先评述了周树人的新诗。周树人曾说过，“我真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51］作为凑热闹、打边鼓之作，当然数量颇少，仅仅六首： 《梦》、《爱之神》、《桃花》、《他们的花园》、《人与时》和《知了》。它们都载于《新青年》。另外尚有少数“新打油诗”。这几首新诗，在郑子瑜的目光中评价颇佳，“完全摆脱了旧形式的束缚”。胡适先生也曾说，他所知道的“五四”新诗人，周氏兄弟不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这便与郑氏之评价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位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又能“完全摆脱了旧形式的束缚”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只有先驱式的智者，才能做到这一点。
接着，郑子瑜拈出《他们的花园》加以评析，并归结为“这首诗意匠极佳”。所谓“意匠”者，当指作者的匠心和诗的境界，是主客观结合的一种由诗所营造的氛围。郑氏从诗中看到了“意匠”的多喻性，“有人以为当是讽喻在我们这老大的国度里，有些志士从邻国获得了新知识，而别有用心者却到处折烂污”。接着又引征《人与时》。郑氏似乎擅长于以鲁迅之杂文来论证他自己的文学作品(这在《〈阿Q正传〉郑笺》中有十分独到的发明)，他认为此诗正合鲁迅一向主张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学说，并大段引征《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有关论说。最后又引征拟古的《新打油诗》，指出该诗所拟乃是后汉张衡的《四愁诗》，晋代傅玄曾拟作过，其末句“何为多念徒自亏”也即鲁迅“由他去罢”。只是鲁迅以一种“完全摆脱了旧形式的束缚”的新诗来拟作。
说到周作人，郑子瑜认为他的新诗，“由于素质较好，功力较深，所以也成为新文学发展初期的文坛珍品”。郑子瑜尤为欣赏《小河》，称之为“伟构”，“对于中国现代诗歌的建设，也实在起了一定的前驱作用”。郑氏指出，“这是一首现代化的哲理诗”，他十分敏感的艺术触觉体味到诗中对读者一种沉重的、久远的压力，营造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忧闷气氛。这种气氛是与1919年中国社会的现状有关。积郁过久而即将喷发的火山似乎被周作人嗅到其前兆，作者隐含着一种“沧海横流，祸至无日”的慧者忧患。诗中的禾稻与桑树，无非是旧新交替年代知识分子的象征。《小河》最后说：“我可怜我的好朋友，但实在也为我自己着急”。周作人的敏感嗅觉反映在诗中，又体现出一种面临变革的两难境地，既同情百姓，又生怕自身置于洪流之中，被洪流所毁灭。郑子瑜准确地把握了《小河》的内在精髓，指出他“写出了时代的哀音，透露出他自己以及像他一样的知识分子群的心中秘密”。这一秘密的揭示，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文学评论的范畴，涉及变革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出路的社会学问题。
最精到的是，郑子瑜通过周作人早年诗作中所隐含的意蕴与周树人早年人生观对比的方法，解剖了他在大时代中由“叛徒”到“隐士”的必然历程。
周作人早年是新文学运动的一员健将，“纵横冲刺，所向无前”，由于“秘密”所致，担心自己沉沦于历史洪流中。这便是“叛徒”和“隐士”的双重人格，郑子瑜形象地说：“如果仍用‘小河’中的比喻，则当他鼓勇冲击石堤时，分明是一个冲锋陷阵的大叛徒；到他化身为河岸上的桑稻时，却又分明是一个隔岸观火的准隐士。”而“隐士”的一面，到了历史关键年代，显现得更为突出，“大半光阴沉湎于苦茶与古玩，喜欢说鬼谈禅”，循此“隐士”一面沉沦下去，到了中日战争爆发时，“终于成为现代文坛上的李陵”，“不能为世人所谅解”。
郑子瑜进一步对照了周氏兄弟的“一贯的、根本的区别”，在早年时即见端倪。“一个使读者兴奋，一个使读者沉静。一个使人像是晒太阳，一个使人像在闲坐树下”。二周作为中国早年向西方求真理的文坛代表人，这种分歧早已存在其性格中，他们不同的寻觅方法，又导致了两人不同的人生结局。
郑子瑜对周作人“迂迴细致”的艺术观变化作了分析，先由“为人生而艺术”发展为“个人主义”、“趣味主义”，最终“以自我表现为中心的文艺观”、“走着淡远之一路”。郑氏又将其晚年艺术主张作了客观分析：“周作人后期的散文，妙处也就在于它们的‘神韵’。所以不为世人所谅解，并不是由于他所提倡的东西不好，而是由于在中国的苦难时代，本不适合来讲究这个吧！”
不因为周作人的附逆而忽视其早年新诗的艺术性。郑子瑜指出，他的新诗“境界很高”，比胡适、刘复、刘大白等早期新诗人作品的“扭扭捏捏”来，显得“如出天籁”，是一种出自内心的诗，“摆脱了种种字法、句法以及声律上的旧镣铐”，“走的是纯粹欧化的道路”，后来又倾向于日本化，“对于中国的新诗技巧，也提供了有力的暗示”。
《周氏兄弟新诗研究》所讨论的重心是以鲁迅为参照来对周作人的新诗所反映的艺术观乃至人生观作了轨迹性描述。郑子瑜觉得言犹未尽。1971年又撰写了《论周氏兄弟的杂事诗》一文，以旧诗为题，进一步通过对其杂事诗的评析来分析周作人思想的演变轨迹。
就早年而言，二周的旧体诗诗风是相近的，郑子瑜列举了鲁迅《别诸弟》三首和周作人用其庚子二月所作《别诸弟》三首的原韵和诗，品味兄弟二人唱和之作，指出“其阴郁的调子，也是息息相通的”。但是，“五四”狂潮由高涨而退落，兄弟两人的人生道路与文学观点分歧日大： 鲁迅由“荷戟独彷徨”而走向时代浪尖，周作人则从“叛徒”退位于“隐士”，此种互逆而行的方向，不但体现在周氏兄弟思想上，也反映在文学风格上。鲁迅的旧诗犹如杂文一样，是“投枪”与“匕首”，而周作人的杂事诗在文风上是冲淡、平和甚至阴郁。如鲁迅的《无题》与周作人《五十自寿诗》，写于同时，而格调则截然相反。由此，郑子瑜说，周作人“所感到可‘亲’的却是中国传统的旧东西，所感到可‘怨’的则是现实环境使他不能畅所欲言”。因而，周诗中“别说‘金刚怒目’式的难以找到，就连《渡江》那样较为尖刻的作品也是绝无仅有的”。
周作人在中华民族存亡危急之秋，撰写了情绪消极的《五十自寿诗》而受到许多人的指责，而与周作人趣味相投的林语堂则说周诗“寄沉痛于幽闲”，遭到鲁迅的反对。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盛赞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以隐士著称的诗人，其实他们没有忘怀天下，在其《皮子文薮》等书中，尽是抗争愤激之言。而周作人《自寿诗》中消极出世之感，在中国救亡运动中实在是难以为国人所容忍。当鲁迅等人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时，连林语堂也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上签名时，周作人却龟缩于苦茶庵里，谈禅说鬼，苦茶淡酒，使得他在文坛的声誉一蹶不振。
品味周作人所有杂事诗，郑子瑜得出“阴郁”二字的结论。鲁迅早年的旧诗也近于阴郁，而晚年却呈现一种豪放之气、苍劲激越。周作人却一以贯之保持阴郁格调终身。郑子瑜从历史演变的角度着手，分析说周氏兄弟早年“王粲登楼”式的忧思具有阴郁的伤感成分，“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一个有着较为先进思想的知识青年的精神苦闷”的反映。但是，随着历史的进程，新文学运动将鲁迅锤炼成坚强的战士，而周作人在屡遭挫折后意志消沉，“没有把自己的理想落实于广大民众中间”，是由他个人主义世界观所造成的。
郑子瑜两篇关于周氏兄弟新诗和杂事诗的研究论文，其实是探讨周作人、鲁迅思想发展道路和文学观的比较研究，从二周人生哲学的比较以及二周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关系的比较中，来讨论二十世纪中国大变革中知识分子的历史抉择和动荡年代人生道路的追寻问题。在六十年代，中国内地知识界对周作人的研究尚无人问津，除一些纯功利主义的政治批判外，对周作人的研究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其中原因是复杂的，也是众所周知的。郑子瑜身处海外，以一种历史的、科学的、客观的理性态度涉足于这一领域，其研究的起点和视角在当时来说无疑是新颖而富有拓荒意义的。其中许多论点，至今仍给人以启示。尤其是肯定周作人的新诗在新文学史上的意义，不因人废言，而言之成理是需要具备巨大的学术勇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