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4月3日晚，日本东京羽田机场，实藤惠秀率领早稻田大学学生欢迎来自新加坡的郑子瑜。郑子瑜多年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早年的他，曾一度强烈地想去日本从事学术研究，可是因为日本军阀对中国的侵略，以及贫困等原因，使这一夙愿无法变成现实。现在，弹指流光，昔日的美梦已圆，使他兴奋不已。早在实藤惠秀收到郑氏寄来的《人境庐丛考》时，便对他刮目相看，不但佩服其学识，也为在茫茫人海中觅得一学术知音而兴奋，他曾回忆说：“拜读之下，我很欢喜，欢喜在外国还有人对黄遵宪的研究发生兴趣，使我觉得‘吾道不孤’，我们便常常通信。后来周作人先生又来信介绍，于是我就报告郑先生黄遵宪与日本人笔谈手稿发现的经过，并邀请他来访我国，共同研究。”［47］
第二天，郑子瑜便在日本中央大学教授铃木由次郎及助教神保博行陪同下，来到东京北部琦玉县成增町的平林寺访古，凭吊黄遵宪留在日本的遗迹——日本杂事诗最初稿冢。
日本东京琦玉县的平林寺中保存着厚厚一叠中日文人笔谈遗稿。1877年，清政府派遣何如璋为使日大臣，张斯桂为副使，黄遵宪为参赞。一行中国外交官在日本受到日本友人的欢迎。其中源辉声、石川鸿斋、龟谷省轩、青山延寿等挚爱中国文化的文人常常来访。由于语言不通，而日本友人大多能书写汉字，因此改言谈为笔谈，源辉声是位有心人，他将每次谈话的记录装裱成册。源辉声也叫大河内辉声，号源桂阁，原为东京北边的高崎藩主，明治独揽政权时，落户在东京浅草今户町，做起了寓公。他“喜欢汉诗汉学，对中国旅日文人，不分长幼贵贱，一视同仁”。［48］
实藤惠秀曾在《清代中日文人笔谈手稿的发现和整理》一文中记述了这部弥足珍贵史料的发现经过。1943年，实藤和丰田穰合译了《日本杂事诗》。在此之前，他曾就《日本杂事诗最初稿冢》碑文中有关问题请教于大河内辉声的后代——大河内辉耕先生。其中“葬诗魂兮墨江浒”令他不解，因为碑在琦玉县，而墨江在东京都。大河内辉耕解释道，他家是明治末年从墨江迁琦玉县平林寺，因平林寺有大河内氏的祖坟。后来，大河内辉耕收到《日本杂事诗》译本时，告诉他父亲曾藏有与中国友人的笔谈记录稿，并说，现存在琦玉县平林寺，你如有兴趣，可通知该寺主持僧人借给你看。于是，实藤惠秀发现这部对黄遵宪研究有重大意义的史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动荡岁月里，实藤惠秀分批将手稿借来抄录，忍着饥饿，冒着飞机狂轰滥炸的危险，在暗淡的灯光下，一一抄录。有时，空袭警报嘶鸣，他抱着手稿一起钻入防空壕，真真具有与史料共存亡的献身精神。
郑子瑜来到了笔谈手稿的收藏地平林寺，沉浸在无限遐思之中，他扫清苍苔读残碑，心中愈加对黄遵宪充满了仰慕之情，东渡扶桑，拜谒先贤，于是作绝句以吊： (其一)
不辞客路三千里，
来诵黄公笔话篇。
上野樱花如解意，
红光为缕尽情牵。
(其二)
念载炎荒井底开，
偶来江户亦前缘。
墨江楼外春深否，
风景依旧八十年。
(其三)
春愁如水水如烟，
为吊遗篇殿寺前。
万首新诗传不息，
东都人尚记先贤。
东海翻从化外迁，
衣冠文物尽呈妍。
座中儒者堪称大，
乱世文章不值钱。其诗将主观感受诉之客观景物，捕捉其中缅怀先贤的细微复杂情感，语言流丽、音节爽朗、格调天然，其中散发出难言的身世之感，委婉动人，引来日本友人抒怀和作： 八十年间世运迁，
樱花依旧竟鲜妍。
新诗灿烂逐公度，
海外文章值万钱。(高田真治)
史笔堂堂犀可燃，
扶桑国志业空前。
莫教名只文章著，
不独新诗压众贤。(吉川幸次郎)
东京相见始交欢，
以笔代言意自宽。
人境庐诗君所重，
词场莫作等闲看。(铃木虎雄)日本友人一往情深，将对黄遵宪的崇敬之情和对郑子瑜治“黄学”的巨大成绩的赞赏之情浓缩凝练在极为简短的篇幅里，清晰而不奥涩，简洁而不冗赘，感情真挚，辞清句丽，直抒胸臆，实是上乘之作。
平林寺又称菩提寺，处于杉木丛中。此处清静幽美，正如关天彭诗中所咏“野阔天低回顾幽，看云处处几勾留，入门忘却炎尘事，泱泱寒水浇树流”，古雅可人，实是佛门胜地。寺中藏有许多典籍，除佛学著作外，唐诗宋词也颇为丰富。看来，僧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造诣甚深。
寺中住持白水敬山得知郑子瑜来自千里之外的新加坡和访寺缘由后，十分热情，向他介绍了笔话手稿保存经过，其中一部分赠送给大东文化大学东洋研究所，一部分赠送给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而后，禅师引导诸位来客参观殿宇宽敞的寺院，其中日本杂事诗稿冢在后院左侧，诗碑呈圆形，高仅四尺。二十四年前铃木由次郎将其寻找出，拍照刊登于《大东文化》，引起世人注意。由于多年风雨侵蚀，诗碑字迹漫漶。而实藤惠秀早将碑文拓下，所以字迹还算清晰，其碑文为： 是为公度葬诗冢也。公度姓黄氏，名遵宪，清国粤东嘉应州举人，明治丁丑随使来东京，署参赞官。性隽敏旷达，有智略，能文章，退食之暇，披览我载籍，咨询我故老，采风问俗，搜求逸事，著《日本杂事诗》百余首。一日过访，携稿出示，余披诵之，每七绝一首，括记一事，后系以注，考记详核，上自国俗遗风，下至民情琐事，无不编入咏歌，盖较《江户繁昌志》，《扶桑见闻记》，尤为详焉，而出自异邦人之载笔，不更有难哉！余爱之甚，乞藏其稿于家，公度曰否，愿得一片清净壤，埋藏是卷。殆将效刘蜕之文冢，情愫之笔冢也乎？余曰： 此绝代风雅事，请即以我园中隙地瘗之，遂索公度书碑字，命工刻石。工竣之日，余设杯酒，邀公度并其友沈刺史杨户部王明经昆仲等，同来赴饮；酒半酣，公度盛稿于囊，纳诸穴中，掩以土，浇酒而祝曰： 一卷诗兮一抔土，诗与土兮共千古，乞神佛兮护持之，葬诗魂兮墨江浒。余和之白： 咏琐事兮着意新，记旧闻兮事事真，诗有灵兮土亦香，我愿与丽句兮永为邻。沈刺史等皆有和作，碑隘不刊。明治己卯九月桂阁氏撰并书。广群崔刻。与铃木、白水在诗冢前合影后，禅师又告诉郑子瑜葬诗冢的经过： 是先将《日本杂事诗》稿子储藏在土瓮中，加以土法密封，先埋于浅草区大河内家，再在瓮上立碑，后来诗冢迁往平林寺。至于瓮中诗稿是否同时迁来，连大河内辉声的儿子大河内辉信也难以回答。
后来，因郑子瑜此行在日本逗留时间仅一月，只可粗粗翻阅一下笔话，郑子瑜与实藤惠秀商定待二年后再次来日本，对笔话手稿作详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