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子瑜以血书激励斗志，以“蜀之鄙”中的传说来鞭策人生。通过刻苦自学，掌握了日文，终于鼓起勇气，叩开了日本国驻新加坡领事馆的大门。
接待他的是一位北京大学毕业的、现任领事馆华人和华文事务官驹正春。驹正春长期求学于中国，操着一口纯熟的普通话，询问郑子瑜来领事馆的目的。郑子瑜告诉他，他欲结交一些日本的“黄学”研究者。热情而干练的驹正春马上从书架上拿出一本《日本大学名人录》，十分细心地为郑子瑜从中查检这方面的日本学者，终于找到了四位从事黄遵宪研究的学者来： 铃木虎雄，京都大学退职荣誉教授，中国文学研究家，晚近时有关于黄遵宪的论文发表于《支那学》。
实藤惠秀，早稻田大学教授，中国语言与文学研究家，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专家。曾将黄遵宪《日本杂事诗》译成日本文字。
铃木由次郎，日本中央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家。曾发现日本平林寺藏有黄遵宪与日本友人源桂阁笔谈遗稿。
增田涉，中国文学研究家，鲁迅好友，曾与竹内好等翻译《鲁迅全集》，近又从事黄学研究。驹正春是一位十分友善的日本人，他对郑子瑜的帮助使郑终生铭记。而此时时机正好，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屠杀了新加坡数十万人，50年代在此设领事馆时，有替日本军阀赎罪之意。所以，郑子瑜一谈即合。
于是，驹正春替郑子瑜写信给实藤惠秀，凑巧的是，实藤与驹正春正是亲戚。一本《日本大学名人录》促成了郑子瑜与日本学者的交往，而1979年，郑子瑜的大名也编入其中。
郑子瑜离开领事馆之后，即给四位日本学者写信，邮寄自己的著作。郑子瑜的著作在这四位学者中引起很好的反应。铃木由次郎首先回信，希望郑立即成行，并要带他去平林寺拜见住持白水敬山禅师，共同研究笔谈遗稿。同时，他已和东京汉学会、大东文化大学东洋研究所等机构接洽停当，并准备将他介绍给汉学会会长高田真治。实藤惠秀也邀他去东京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作学术讲演，商定与他共同编校笔谈遗稿。铃木虎雄寄来亲笔书写的条幅。增田涉寄来了他亲书的鲁迅《送增田涉君回国》诗。
异域友人，慧眼识珠，思贤若渴。郑子瑜从此从小岛走向更广大的学术讲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