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家兼黄学专家高维廉是郑子瑜漳州同乡，长郑氏十余岁。他毕业于东吴大学法科，1939年南渡新加坡之前是厦门的著名律师。大约是在1953年新加坡龙溪会馆成立的仪式上，郑子瑜才结识高维廉，其时，高氏已经黄伯权(黄遵宪的侄儿)介绍任星洲中国银行副总经理，成为新加坡华人中杰出的金融家。
在郑子瑜的目光中，高氏不仅仅是一个具有理财才能的银行家，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拜金主义的南洋社会，人们所敬重的是财和势，而高君所敬重的却是学术界有成就的人”。这一点，成为他俩友谊的基础。在龙溪会馆初识高维廉时，高氏对郑氏说，曾读过他的一部分作品，以后希望能再多看一些。郑氏便托人送去两册旧作给高氏，高维廉竟手不释卷地读了许久。于是，郑子瑜就和许云樵一同推荐他加入南洋学会。早在高氏未入南洋学会之时，高氏便对《南洋学报》产生深厚的兴趣，“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细阅”，“极力搜购《南洋学报》创刊号直至最近出版的一期”，这种挚爱学术的精神，在一位金融巨子身上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高维廉以有利的地位，大力支持学会的事业，许多次学会的聚会和演讲会都是假借中国银行大厦举行的。郑子瑜主讲《郁达夫的南游诗》便是高氏亲自主持并促成的。他还从事学术研究，将题为《黄公度先生就任新加坡总领事考》的长文交《南洋学报》发表，文首声明是响应郑子瑜的号召而作的。该文旁征博引，内容扎实，使一些南洋的学人叹服不已。后来，该文收入郑子瑜编著的中外第一本黄学研究专著《人境庐丛考》内，为黄学研究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1955年，《南洋学报》因经费困难，郑子瑜便致函高维廉，请他相助。高氏慷慨解囊，还动员其同事资助。他给郑氏信中说：“因为职务关系，未便向顾客及他友劝募，不无恨恨耳。”挚爱学术之情，乐于排忧解难之举跃然纸上。所以，郑子瑜在《悼高维廉先生》一文中坦诚告诉大家： “高先生如果只是一位长袖善舞的银行经理，是绝不会重视我这个贫穷的书生的；而我也绝不会随便的去跟一位高贵的银行家结交。正因为高先生本身也是一个学者，他了解我的思路，他虚心，他沉着，他忠厚寡言，他乐于帮助朋友，所以，我们相识只有短短的两三年，却胜似知交数十年的老友。”这位学者型的银行家，不但是他“黄学”的同志，还是一位大义凛然，维护民族尊严的斗士，郑子瑜在《高维廉先生诔辞》中列举一事，足以传之千秋，震撼人心： “鹭岛之旁，有小坻，曰鼓浪，巨绅林君尔嘉，拓海堣，构菽庄茬居焉。菽庄，临水开轩，垒石支桥，兰亭嘘气，柏院林深，盖一私人花园也。时鼓屿为列强所租赁，设工部局，局渠欧人，一夕，擅进菽庄，目无主人。主人愤而讼于官，延高君主控状，卒获胜诉，判罚舍，声闻八闽。”寥寥数语，勾画出一位不畏强权、以民族大义为重的大律师，不但如此，高氏在郑子瑜视野中还是一位沟通内外了解祖国的进步人士，他数次回国观光，“使海外各族人士，获知祖国工业之进步，商业之发达，以及建设事业之突飞猛进；同时亦使祖国当局以及工商各界人士，得悉星洲转口地位之重要，以及马来西亚物立富饶，其有助于中马之贸易，良匪浅少！”
在高维廉不幸逝世后，郑子瑜怀着沉痛的心情，追溯这位南洋学会中坚的道德文章和高风亮节，以汉魏古体撰写了诔辞来悼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