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有时间从事梦寐以求的学术研究事业，对郑子瑜来说已是人生最大的快事，读书种子毕生所追求的无非是此了。可是，这样的景况似乎对他来说永远是吝啬的，也仿佛命运有意要考验他超常的毅力，这种好景不久便告终了。
学院新来了一位莫名其妙的院长，对高等教育的规律不甚了了，以驱使教师们“连轴转”为能事，来榨取教师的心血。他将此间学校各色人的授课节数提高到中小学的水平，也将授课单位时间延长到与中小学同等水平，全然不考虑这所学院教学对象是中学毕业生或大学毕业生，其程度之高可以等同于大学或研究院。大学或研究院的教师必须有充裕的时间备课和研究，以提高自己的能力来促进教学。不但如此，这位倒退的“革新”校长，还驱使教师们去分散小岛各地的中小学作“视导”。对于郑子瑜，校长不知出于什么心态，可能将他埋头于案首而著述颇丰视为不务正业，竟将他派往东、西、南、北极远的地方“视导”，以榨取他的时间来剥夺其著述事业的权力。郑子瑜在极其劳累地奔波中，乘车的时间占了大部分，又过着三餐并作两餐吃的生活，甚至在路边小摊上买一盒饭，囫囵吞枣地吃了。由于肠胃功能不佳，甚至呕了出来，引来路人侧目。这所学院里他整整工作了10多年，以毅力换来学术成果，换来人生的苦涩经验，校长时有调换，遇上开明一点的，他抓紧时间著述，不敢有丝毫懈怠，他知道生命短促，应完成的大事且太多，至今离理想的学术高峰尚有许多距离，不作生命的透支，对他来说是难以攀登上学术高峰的。
有时，为摆脱这种不近情理，随意剥夺人犹如生命一样宝贵的时间的学院的骚扰，郑子瑜想去附近的学术机构另谋职业。但是，这也非常困难，此地学术教育机构无独立用人之权，须凭出资赞助的权贵和商人来遴选，还须交英国的一个由未必识中文的学者评议会来审查，而审查时往往只重另一种标准，不考虑真才实学。面对这种落后的教育制度，苦学成才的郑子瑜只得作罢。他看见周围一些人，每周授课仅数小时，有充裕的时间从事研究，而研究的工作又与教学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心中十分羡慕。某些人自凭吃了几年洋墨水，自以为学富五车，对郑子瑜采取不友善的态度，甚至幸灾乐祸地问：“作何感想？”自尊心甚强的郑子瑜毫不犹豫地顶了回去：“还有‘世界’在啊！”
是的，世界很大很大，小岛仅仅一弹丸之地，有志者应放眼全球，将中国学术推上世界讲坛，这是郑子瑜的雄心。一切生命的透支和非常人可以忍受的欺凌，与学术比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某位不太懂中文的所谓“汉学家”在此间一所大学任中文系教授，不但自视甚高又常常班门弄斧。一次与郑子瑜同席，朋友们出以善意将他介绍给这位洋教授，说郑是研究黄遵宪的。不料，这位洋人出于一种莫名其妙的种族优越感，竟嗤之以鼻，不屑一顾。郑子瑜自尊心受到挫伤的同时，想起青年时代在厦门大学与几位朋友合办《九流》文史月刊，曾暂寓身于周辨明先生家，此时周先生是国际知名的语言学家，尚且得不到洋人掌权的教育机构重视，竟栖身于一所初中做了孩子王。郑子瑜比起周辨明来，自觉得也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了。
面对洋教授的狂妄和自大，只有以自己卓著的成果来说话。许多人劝他不要业余从事学术工作，或者索性不读书，这样反而更好一些。但是，郑子瑜无法苟同。视学术为生命的他，更加勤奋，非得以巨大的成绩向某岛国教育界某些人的狭窄心理挑战。
日本是世界上仅逊于中国的汉学研究中心。由于其有与中国相似的文化渊源，历史上中原灿烂的文化曾给日本巨大的影响，所以，那里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学者非常多，有些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郑子瑜将目标定位于日本，希冀有朝一日能赴日本从事中国文化研究。
某次，郑子瑜夜不能寐，回想起自己的处境和自己奋斗的目标，眼睛无法闭上，他索性起床，用小刀割开右手食指，用鲜血写成一封明志血书： “郑子瑜啊！你如果要不死心，还梦想作学术研究，只有到日本去这一条路好走了。但是，你凭什么能到日本去呢？”他借此来激励自己，不忘自己的学术目标。他想起了古文“蜀之鄙”中的一个故事。有两位僧人，一贫一富。富僧欲去南海，但因没有决心，终于未能兑愿。而贫僧凭决心和毅力，靠一瓶一钵，竟然历经万难到了南海。这则故事给了郑子瑜极大的启发。为了学习日语，他挤出更多的睡眠时间，每日晚上师从于由东京国际学友会派来的日语教师椎名和男学日语，白天则利用上厕所和搭车的时间温习巩固，深夜收听日本电台的日语广播，充分利用时间，见缝插针。通过自学苦斗，他基本上掌握了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