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文化的代表作家之一郁达夫是郑子瑜早年心仪的新进作家。那时候郑子瑜正狂热地写游记散文和旧诗，由于郁氏这两方面均独具一格，性格上又充满着文人的浪漫气质，加之他抑郁苦闷的心态，与郑子瑜早年的郁闷性格十分契合。
在尚没有面晤郁氏之前，郑子瑜正“乞食漳城、三日两餐”之日，对“以抒发其抑郁之情，辛酸处绝类清之黄仲则”的郁诗充满浓烈的兴趣。他曾“愤于当时国政之不纲”和“秉国钧者之暴孽”的愤懑心情，步郁诗《钓台题壁》原韵作诗一首。郁诗原文是： 不是樽前爱惜身，
佯狂难免假成真。
曾因酒醉鞭名马，
生怕情多累美人！
劫数东南天作孽，
鸡鸣风雨海扬尘！
悲歌痛哭终何补？
义士纷纷说帝秦。郑子瑜的和诗为： 不为烟花扰瘦身，
胭脂味美意非真。
穷途末死为穷鬼，
怪癖天生作怪人。
忍听秋声长作孽？
应教红叶一扬尘！
有朝义士纷纷出，
直指咸阳杀暴秦！［17］郑子瑜以诗神交郁达夫外，出于文学青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辈诗人的崇敬之情，还给素无谋面的郁达夫写过信并寄过象征崇敬之情的红豆。他竟然得到郁达夫的回信： 子瑜先生：
来函及红豆两粒，以及其后之绝句，都拜悉。社会破产，知识阶级没落，是一般现象。我辈生于乱世，只能挺着坚硬的穷骨，为社会谋寸分进步耳。
所托事，一时颇难作覆，故而稽迟至今。省会人多如鲫，一时断难找到适当位置，只能缓缓留意。我在此间，亦只居于客卿地位，无丝毫实权。“知尔不能荐”，唐人已先我说过，奈何！奈何！
专覆，顺颂
时绥！
弟郁达夫上信中所言“我辈生于乱世，只能挺着坚硬的穷骨，为社会谋寸分进步”的教诲，一直成为郑子瑜人生的金玉良言。
1936年12月年底，郁达夫应日本各社团邀请赴日讲学，并在那里会见了一别十年的创造社旧友郭沫若。郁达夫后经台湾而西渡厦门。郑子瑜从报中知道这一消息后，于第二天——1937年元旦——便冒雨来到厦门中山路天仙旅社三楼一号的郁氏下榻处，以求面晤自己尊敬的郁达夫。《九流》文史月刊创刊号曾揭载郑子瑜的《天仙访郁记》一文，［18］详细记录此次会面经过，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这天郑子瑜上午十一时抵天山旅社，因郁氏上禾山游览而未遇。黄昏时分，郑氏再度去旅社三楼一号房间，只见一大群青年男女围着一位着西装的中年男子，正在开笔书写诗幅：“乱掷黄金买阿娇，穷来吴市再吹箫，箫声远渡江淮去，吹到扬州念四桥。”行云流水，一挥而就，这正是郁达夫的《扬州旧梦寄语堂》一绝。郑子瑜看落款正是郁达夫。他向郁氏作自我介绍后，即去买了一些宣纸，央求郁氏为他写两条屏条和一副对联。对联的句子摘自《钓台题壁》中的“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此墨宝一直被郑子瑜视作心爱之物，珍藏至今。到了晚上7时许，房中其他青年纷纷告辞，留下了郁氏、马寒冰、赵家欣及郑子瑜四人。
马寒冰是福建海澄人，曾就读于厦门双十中学商业科，1932年转入上海沪江大学。30年代中期曾在鼓浪屿组织“天竹文艺社”，并任《华侨日报》文艺副刊《天竹》编辑。1936年11月29日参与发起厦门文艺界举行的追悼鲁迅大会。抗日战争爆发后去缅甸任《仰光日报》副刊编辑、《兴商日报》总编辑。后回国参加抗日，他是多才多艺又具有青春朝气的文艺青年。
赵家欣又名赵壁，厦门人。他曾任厦门《星光日报》记者，1937年夏被选为厦门文化界救亡协会执委，曾参与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抗战期间，是东南三省颇为活跃的新闻记者，曾去鲁南采访台儿庄大捷。后任《福建时报》总编辑、社长。他于1984年11月曾在《福建日报》发表《鹭江江水惹离思》，回忆郑子瑜与郁达夫的交往。当时赵家欣是以《星光日报》记者陪同郁达夫在厦门寻访古迹的。郁氏在给郑子瑜书写对子后，又为赵家欣写了“万斛涛头一岛清，正因死士义田横。而今刘豫称齐帝，唱破家山饰太平”的诗句。郑、赵、马三人中，赵、马是同窗旧友，而郑子瑜则为初交，因志趣相同，一见如故。
四人同去附近一家咖啡馆中用晚餐后又回到天仙旅馆，开始了无拘无束的谈话。当郁达夫得知郑子瑜有意编辑他的诗词集，告诉郑，如果竣事，可寄“台湾台北帝国大学神田教授”处，谋求出版。
马寒冰问：“郁先生，人家批评你的文章，你怎么样？”
郁氏回答说：“我一概置之不理，我写文章就是写文章，还管什么批评。看了批评，反要拘束，文章反而要写不好呢！”
在回答马寒冰关于中外作家孰优孰劣时，郁氏说：“都好。凡是好的文章，无论是中国作家或外国作家写的，都可以看。”并告诉他们，他二十一岁即开始笔耕，比鲁迅还早，同时指出自己与鲁迅有很深的交情：“人们以为我和鲁迅思想不同，性情迥异，却少知道我和鲁迅是交谊至深，感情至洽，很能合得来的朋友。黎烈文编辑《申报·自由谈》，托我代向鲁迅拉稿，后来鲁迅化了数十个笔名，在《自由谈》上发表了挺多的‘花边’短文，都是我的一拉结果。”
这次面谈涉及文艺方面的面极广。其中谈到舒群、荒煤、罗烽、林语堂、郭沫若、张资平、徐懋庸、宋之的等当时的作家。当郑、赵、马告诉郁氏，盼望能将厦门的大学路改名为“鲁迅路”，借以纪念鲁迅早年曾在此任教职一事，郁达夫同意此议，并说回省后代为说项以促成此事。不知不觉到了晚上十一点，当告辞之时，郁达夫叮嘱三位青年：“今日社会的改进，有所望于你们这般青年的力量很大很大！”［19］
在谈话中郑子瑜表达了有意编辑郁诗词集一事，在社会上曾引起小小的反响。上海《辛报》曾报导此事，还引来一场“新文人旧诗词”的讨论。
与郁达夫的会面不但促成了郑子瑜研究、辑录郁氏作品的决心，也使他更加钟情于文学事业。后来，郑子瑜出版了《达夫诗词集》，被学术界誉为“研究郁达夫诗词第一人”，并撰写了《谈郁达夫的南游诗》、《郁达夫诗出自宋诗考》等有相当分量和新颖见解的学术文章，成为域外研究郁达夫的权威人士。
郑子瑜对郁氏的研究是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和感情的，尤其是郁氏于印尼被害时，引起了他的无限悲伤。直到1984年，郑子瑜在香港《华人》月刊上撰文说：“如果达夫先生还活着，他无疑会和我们一起，挺着那坚硬的穷骨，来和恶势力奋斗，他将作为一个社会改革的热烈追求者，这是可以肯定的”，［20］可谓是高山流水知音之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