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爆发前，我爱人任团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上海青年宫主任，“文革”初理所当然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不时被拉出去批斗，每次批斗会往往被迫跪几个小时，有时还故意折磨人，单位把大字报贴到弄堂里，要他站在长凳上读大字报。我悄悄买了两块海绵给他垫在膝盖上，这样可以避免一点伤害。“文革”前他还兼任青年宫主任，青年宫下属的文工团里有不少中学生，批斗时有的高中生甚至用皮带毒打他，在革命的名义下连女孩子也动手打人，他被打得很厉害。后来又诬蔑他是假党员。为了保守秘密，解放前地下党的活动都是单线联系的，发展党员更不会留下任何书面档案。他入党时有两位介绍人，一位是从校外来的，一位是复旦实验中学的，他与校外介绍人仅见过一面，双方并不认识，当时也不允许多问，而校内介绍人解放后到香港定居了，所以“文革”追查起来，他自己也拿不出其他有力的证据，一时间相当于死无对证了。于是，他被关在地下室隔离审查，刚开始还让两个小孩看望，他们每个星期去一次，送点衣服杂物，等等，后来小孩也不让见了，记得那天小孩回来痛哭一场。审查持续到1968年，后来造反派拿一叠照片叫地下党的老党员辨认，其中有曾任徐汇区区委书记的胡铁民，他指着我爱人的照片说：“这不是小金吗？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知道他也是党员。”就这样，他的地下党身份才得以证实，很快就放出来了，应该说还算幸运，但这之前已被关很长时间了。
我爱人被批斗之后，工资也被克扣了，从一百零四元一下减到三十元，他自己只留十元，二十元带给家里，好在我的六十五元工资还照常领取。那时双方的老人都在，有他们帮着毕竟好一点。我们全家六个人住两间房，一间大的二十四平方米，一间小的十二平方米。有个造反派利用整我爱人的时机，想把我们全家都赶到大间里，然后占一间小房作为自己的婚房。好在我们单位行政科的一个老科长很公道，坚决不让他分房，说：“你们不要搞错了，这套房子和金颂椒没关系，房钱都是从蒋金仙这里扣的。”他的一番话才帮我们保住了房子。
当时小女儿还在读小学，一次，被一帮顽皮的小孩欺负，他们一边说“你爸爸是坏人”，一边把她绑起来，女儿直喊“救命”，老师听到赶来才救了她。小孩子问起爸爸为什么被关，我回答说：“爸爸没有问题，现在的局势就是这样，今后要你们自己想办法应付了。”“文革”前儿子很顽皮，经常逃课，有一次上课时房间里烧着煤球炉，他自说自话做个实验，便拎一壶水来浇上去，弄得整个教室烟雾腾腾。类似这样的捣蛋事故不少，以致老师一天到晚来告状。说来也怪，父亲遭难之后，小孩却一下子长大懂事了。儿子上初中以后，再也不调皮捣蛋了，到乡下学农时，公用的饭勺掉到井里去了，他非常勇敢，跳下井把它捞起来，我们听说都吓坏了，而老师对他的评价非常好。
1968年秋后，我和爱人都到“五七干校”劳动，小孩只能托给双方老人照看。市直机关干校设在奉贤海湾镇的五四农场，在干校以劳动为主，但仍然有大批判，我们被分在两个连队，他仍然被靠边批判，虽然相互看得到，但没有什么机会讲话，好在他们没逼我去揭发批判。“文革”期间，我们单位曾有人揭发批判自己的丈夫，结果两人感情弄得很伤。
我和杜淑贞住一个宿舍。她那时还没解放，而我是普通群众。平时我们也常在一起劳动，傍晚洗澡还要一起去抬水。她长得矮小，我总是默默地把绳子拉过来一点，自己承担重的一头。她女儿毛毛来看她，我知道她有哮喘病，赶紧把自己的羊毛围巾给毛毛系上。虽然我和杜淑贞不好多说话，但她心里全都明白的。后来杜淑贞母女对我一直很好，毛毛现在定居日本，她母亲过世时我去看她，她还抱着我痛哭。我总觉得一个人应该有起码的良心，人家落难了，总不能踩人家一脚吧。
直到1970年，才停止对我爱人的批判，这就是所谓“解放”。同年，干校劳动结束，而整个市委机关解散，所有的干部都下放到基层，一开始要把我调到松江的药棉厂，我自己要求到国棉四厂去。刚到厂便参加战高温劳动，第二天就上夜班了。那时还没有空调，但纺织工作特别讲究温度适宜，纺织厂的通风设备往往比其他厂齐备，所以车间里反而比外面凉快一点，厂方还提供解暑饮料，工人休息时喝点酸梅汤或绿豆汤。实际上，真正大热天对纺纱妨害不算大，但遇到黄梅天就糟糕了，到处黏嗒嗒的，线头往往一碰就断。我在团市委工作时到过这个厂，这次下去仍保留干部编制，也没减工资，还是六十五块，其实当时干部和工人的工资也差不多，有的老工人比我还高点，但时隔多年又重新成为一名挡车工，回到解放初的起点，心里有点说不出的郁闷。一个苏北女工看到我神气地说：“哪块来的临时工啊？”我朝她们笑笑，然而一上车，拿出从小练熟的技术，接线头之类根本难不倒我，她们就不响了。我在国棉四厂下放劳动三年，直到1973年，让我担任细纱车间的党总支副书记，这才脱产做支部工作。
“文革”结束以后，1978年恢复团市委组织，几位老领导都回去了。当时要求每个部门都要有一个老的团干部，在老一辈中我还算年轻，于是我也回到团市委，担任青工部下的工交基建科科长，因为我对工厂比较熟悉，主要分管工厂的团工作。那几年做了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自己也挺开心的。我首先到基层总结厂里的团工作经验，然后挑选了一些能干的团干部。当时社会舆论把青年说得一塌糊涂，似乎当代青年什么都不好。于是，我们四个人到华生电扇厂去做调查，带队的是市团委副书记，而我主要坐镇在厂里，两个月当中我们找了一百多位青年谈话，然后进行讨论分析，写出一份调查报告。我们充分肯定当代青年，最后结论是： 当代青年喜欢读书，要求上进，他们的确对领导不满，但对现状不满并不等于反党，他们要求改革，是有希望的一代。当时团中央书记李瑞环看到这份报告，团中央表示很满意，认为报告的内容充分反映出当代青年的特点，后来报告转发到全国各地省市团委。
做这么多年的青年工作，我觉得要有创新精神，要敢作敢为，我很珍惜自己眼前的机会，也很珍惜人才。当时基层有个青年很能干，也很会写东西，但顶头上司就是不提拔他，我说：“你们再不提拔，团市委就把他调走！”实际上我根本没本事把他调走，但这样一说他就被提拔了，后来他成为领导，我们也就没什么交往了，最近听说他已成为迪斯尼乐园的领导。另一个厂的车间团总支书记很能吃苦，肯努力做工作，我下去为他作总结，觉得一定要支持这种肯做事、敢做事的青年。当讨论赴北京参加团中央会议人选时，对某厂团委书记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他“头上长角”，我说：“我只是一个小小科长，如果要我表态，我认为应该让他去，他是个人才，做了许多工作，他头上的角生得好，为啥不让他生？”结果还是让他去了，后来他成为世博集团的党委副书记。现在也常常说当代青年不好，只要钞票。但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没有钞票寸步难行，当代青年也很不错的，应该鼓励他们走正路赚钞票，要让他们在岗位上成才。每代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做青年工作的人尤其要善于包容，少指责，多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