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解放军强渡长江，楼下的刑事犯在门口挂出一张纸，上面三个大字“渡江了”，还哇啦哇啦大叫。连续几天楼下都挂出大字标语，都是“××解放”，最后是“杭州解放”。那段时间，虽然监狱大门仍然紧闭着，但各牢房的铁门也不关了，听到新的胜利消息，一些活跃分子甚至跑到走廊上唱歌跳舞。当时女牢只剩下两个人，另一个来自浙江四明山共产党根据地，她是到上海来买印刷机时被抓住的。1949年5月6日早上，关在男牢的人已经很少了，难友罗平也被释放，他走过我的牢房，将仅剩的一个银元递给我，眼光流露出担忧，因为此时浙江人已在前天出狱，女牢仅剩我一人。然而一小时后，“饭师傅”突然打开门，对我说：“快走，快走！”我赶快把被子一卷，收拾几件衣服，坐上他叫来的黄包车，终于出狱了。自从1947年被捕，我一共被监禁了五百九十六天。
就在我入狱期间，随着斗争的白热化，上海的地下党一批批撤离上海。1948年9月，王鼎成也撤往解放区，他化装成生意人，地下党的带路人一站站把他带到华北。我从监狱里出来，只能先去找自己的大姐。我没有良民证，大姐所在学校的校长是国民党的，她担心我再次遇到危险，当天下午就把我送到沈佩畦老师家。沈老师原来是无锡师范的教师，与我父亲相识，他家离振英小学挺近，过去在振英时我们常去他家聊天，关系挺密切的。他妻子也很好，对我们挺关心的，逢年过节时常烧菜给我们吃。我没地方去，只能跑到沈老师家，他冒着风险收留我，真是不容易。他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楼房，我躲在他家三层阁楼上，从不外出。后来在比德小学工作的堂姐听说，也曾来看我。
就这样藏了二十多天，一天，一个身穿解放军制服的人突然来到沈老师家，定睛一看，正是王鼎成。当然我们大家都很开心，此时远处还不时传来枪声，苏州河南面已经解放，但苏州河以北还有国民党军队盘踞。原来王鼎成先撤入华北解放区，再随着解放军步步南下，解放战争近于尾声之时，原上海地下党的同志都集中到江苏丹阳，在华东党校学习，学习的内容就是接管上海，一结束就给他们分派了工作。解放军还没进入上海，王鼎成等原地下党的老同志就从松江进入上海的南部，他们暂住在上海交大，为大批解放军的进驻做好前站工作。一到上海，他先找到我的堂房姐姐，这才知道我的情况。
过了两天，即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我才真正得到自由。这以后父母才知道我被捕的事，也许母亲听说了什么，回到无锡，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抓住我的手仔细查看，看看没什么才松了一口气。其实，上刑的确使手指受伤，溃烂了两个多月，两年过去，这时伤疤已不明显了。
在牢里“饭师傅”曾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那么多帮助，我们当然不会忘记。解放后他失业了，曾找到我，我们几个难友凑钱给他买了一辆三轮车，让他蹬车养家。
六、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49年5月上海刚解放，我们支部便在比德小学召开会议，过去在福利会一起工作时大家都相互认识，但由于单线联系，到这时才知道谁是地下党员。还来不及欢庆胜利，组织上就布置下任务，要求我们保护好各自的学校。解放初上海由解放军接管，最高行政机关是军政委员会，王鼎成分在市政教育处工作。市政教育处把几百名教师集中在闸北区参加学习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不久，上海召开第一次教师大会，陈毅市长也来了，我还代表教师上去给他献花。
6月，各个学校都开始接管，我以校长身份接管比德小学，国民党校长苏顽夫将印章、档案等移交给我，就离开学校了。刚解放时老教师有些恐慌，我首先保证留用全部老教师，一再跟他们说： 我们学校原是“民主堡垒”，百分之九十的老教师是原福利促进会的成员，你们都是追求进步的，业务水平也很高。老教师的情绪稳定了，接着又在女师毕业生中招聘新教师，一下招进十几个人，为稳定教学质量，又采取老教师带新教师的方法，所以效果很明显。当然，也有新教师不安心工作。有个刚毕业的女教师上课时与学生斗气，又来向我抱怨。一冲动就把墨水瓶摔在我身上，愤愤地说：“我不吃你这碗饭了！”我说：“你在吃谁的饭？现在解放了，学校是国家办的，你作为一个教师，任务是要教好学生，本来就不应该和学生争吵。”谈了好一阵她才渐渐安静，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来她转到市二女中工作，时隔近四十年我们再见面时，她还提起这段往事，说很感激我当年对她的帮助。
9月，学校如期开学，新报名的学生很多，一下增加许多班级。这个学校位于市中心，靠近教育局，周边又有不少干部宿舍，干部子弟比较多，像曾山的儿子曾庆红就在我校就读。所以区里很重视本校的教育质量，老干部也挺支持老师管教自己的孩子，每次开家长会许多领导都自觉前来，向我们提建议，一起商量学校事宜，还帮我们解决许多具体问题，这样对办好学校也是有利的。每天早晨我总是站在学校门口迎接学生，那时我能叫出一千多名学生的名字。然后全体教师开个短会，交代好一天的工作，再各就各位。过去上海有很多私立小学，每个区只有一个公立小学，公立小学的师资及设备相对较好，解放后这些公立小学大都变成中心小学。1951年比德小学更名为常熟区中心小学，后来常熟区并入徐汇区，它又改名为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
除学校工作之外，我还时常承担区里的工作，比如曾负责 “冬防队”，以维持当地的治安，特别要注意防范反革命，要掌握各种动向。几个月以后，又要求党员提供反动分子的名单，为镇压反革命简称镇反运动，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范围涉及全国，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残留的反革命势力，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并称解放初三大运动。作准备。大特务苏麟阁没有逃走，即向政府自首，但由于罪恶深重，仍被判处死刑。宣判大会就在文化广场召开，我也参加了。比德小学的校长是国民党，所以他也曾被逮捕入狱。过了几年老校长得到释放，此是后话。
第二年又搞人民代表普选，这是解放后的第一次普选。我担任本选区普选工作副队长，这个工作也搞了很长时间。对上海的接管基本完成之后，党组织开始内部整顿，我们这些坐过牢的人都要接受审查，我出狱后就写了一个详细的被捕经过交上去。1952年，我还在比德小学任校长，党组织关系在市教师联合会。一天，陈育辛通知我，组织要对我被捕后的经历进行审查，因而一段时间内要停止组织生活。对此我是很坦然的，自己所言所行都已写入报告，相信经得起任何审查，党要审查自己的党员也是应该的，那时也没什么想不通的。一年多的审查期间我仍照常工作，只是不能参加组织活动，后来市委组织部作了结论，批准我恢复党籍。此时我已调到常熟区政府工作，担任常熟区文教科科长，次年为常熟区政府办公室主任，1956年常熟区并入徐汇区，我担任徐汇区教育科科长，当时这个层级的干部都由陈毅市长任命，三张由陈毅市长亲笔签名的任命书我保留至今。
1958年我调任徐汇区政府办公室主任，1963年又调任徐汇区地区办公室主任，统管各街道办事处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这段时间大力宣传发动解放妇女劳动力，让广大家庭妇女走出家庭参与社会劳动，为此大办托儿所、食堂、服务站、生产组等，为这些走出家庭的妇女提供就业岗位。其间还有一些知识妇女义务在各个里弄开办扫盲班，教妇女识字，如我家阿姨就是在扫盲班摘掉文盲帽子的。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她们都成了享有养老金的退休职工。
解放初由陈毅市长签名的聘书
上海解放前我和王鼎成已相知很深，但从未表白，两人一直保持着纯洁的战友关系。1946年，就在福利会工作搞得风生水起之时，一位同志被派往外地从事地下工作。他曾领导我们工作，所以也知道王鼎成和我的关系。一个风雨之夜，王鼎成送他到码头，握别时他说：“向顷是个好姑娘，希望你们俩将来能结合。”但直到我出狱后才听说此事，而这位同志已经牺牲了。
我在狱中时，通过“饭师傅”与出狱的难友，也和王鼎成数度传书，但有的收到，有的没收到。有一次，他在信中写道：“顷妹，希望早日回来收到此信。你回来不要叫伯母了，替了我改叫‘妈’吧。”我明白，他在以隐晦的方式表白爱情。
1949年7月1日，王鼎成给我寄来一颗白色的心形石头，说它采自解放区太行山区的河滩，他曾怀着它一路南下。他在信中说：“从我找到它的那一秒钟起，我就决定着，无论如何要送到您的手里，让它来代表我这颗洁白而坚定的爱您的心。”过去在一起工作，两人十分默契，但直到这时才真正确立恋爱关系，就这样，一颗小石头把我们两人拴在一起了。我们联名向党组织提出结婚申请：“尤其当向顷同志在1947年9月被捕后的两年中，虽然在形式上是分离着，但在实际上却是巩固了彼此相爱的基础。”组织上很快批准，各级领导还层层签字。
1949年10月，我们终于结合了，当时没有婚礼，只请了一些老朋友吃一顿饭，作为我们的见证。我从女师宿舍搬出，革命者的情书在静安大楼租了一套房子，最初王鼎成属于供给制，婆婆也曾参加革命，所以她也属供给制，拿到的生活费极少。
1950年，我们又移住比德小学的宿舍，自己也不开伙仓，就在学校食堂吃饭。1952年我调到机关，区里分配了房子，以后就一直住在建国西路。王鼎成还是那么好客，我们家每天都门庭若市。我们一起养育了两儿两女，前三个孩子只相差一岁，最小的和老三相差四岁。因为我没有奶，前三个孩子都只能请奶妈，直到小女儿出生后才吃上牛奶。解放初既没有产假政策，也没有托儿所，女同志的确很辛苦，但两人感情很好，从来不吵架，相互扶持就挺过来了。当时我俩工作都很忙，每周只回来一次，所以孩子刚上幼儿园就被送到全托的儿童保育院，周末才回家。1956年生小女儿以后，又请了一位阿姨帮忙，后来孩子上学了，每天要回家住，就由阿姨为他们烧饭送饭。阿姨名叫庄金囡，后来成为我家几辈人的朋友。
丈夫和前妻生有一个女孩，原来由外婆带。老人比较宠孩子，使这个孩子养成一些不好的习气，后来又患上肾病，所以我俩决定把孩子接来。那时她十二岁，安排在市二女中读书。为了教育她，我也吃了不少苦头，只能在生活中慢慢调教，后来和她感情还是蛮好的。可是婆婆不喜欢她，一是因为婆婆与女孩的外婆关系不好，再者孩子的确问题很多，教育也很难，老太太脾气又急，经常骂她，时而还会打孩子。我常常要做婆婆的思想工作，她觉得继母帮继女不可思议，还骂我呢。我只能对她说：“她妈妈已经过世了，我不管谁管？”里弄里开会时，我又叮嘱同事对婆婆进行侧面教育，这样婆婆比较好接受。婆婆还是比较开明的，为人也很好，当初做地下工作时就参与革命活动，人称“革命老太太”，她对女师的老师同学都很关心的，早就认识我了，所以婚后和婆婆的关系一直很好。可以说，从解放初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我们的家庭生活还是很幸福的。
幸福的一家于20世纪60年代
解放后王鼎成仍不时有文章发表于报刊，但这个爱好很快给他带来灾祸。1951年，电影《武训传》《武训传》1948年由南京中国电影制片厂开拍，后改由昆仑影业公司购买摄制权，导演孙瑜，主演赵丹，讲述清朝光绪年间武训行乞兴学的故事。该片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被禁电影，以政治批判取代文艺批评，形成此后一系列思想与政治批判的模式。公映，王鼎成所在的上海市教育局局长认为，既然电影是讲努力办教育的，就应该动员所有的教师都去看，所以要他写文章宣传。当时京、沪报纸一片叫好声，他的文章《从〈武训传〉谈起》发表于《新闻报》，也是肯定这部电影的。然而，不久毛泽东亲自组织批判这个电影，报刊又全是痛骂声，王鼎成的文章当然也受到批评，这也是他在解放后第一次受批评。
1955年，一些私立出版社公私合营，组建为上海文化出版社，王鼎成担任社长，他向来性格开朗，平易近人，善于与党外人士交往。而从老区调来的一名干部却喜欢打官腔，待人十分冷漠。大家都觉得这样不好，但也不过私下议论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