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上海职业妇女口述史:1949年以前就业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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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一片丹心贯九霄(4)

亚尔培路2号主要用作审讯,那里只有两间很小的牢房,一间男牢,一间女牢。第二天一早,我被送往劳尔登路(今襄阳北路)1号。劳尔登路1号是一幢花园洋房,也是中统的机关,就和普通住宅一样,门窗上连铁栅栏都没有,有些特务就住在里面。另一部分房间则用来充当监狱。特务又一次将我带到审讯室,这回突然换了一副面孔,温和地对我说:“你还年轻,何必这样呢?”他们试图骗我说出党的组织关系。当时我的眼镜被他们没收了,我说:“没有眼镜我睁不开眼睛,还有什么好说的?”特务打电话把我的眼镜送来了,拿到眼镜之后,我坚持说:“我只是一名教师,应该放我回去教书。”特务没办法,只能让我回监房,我扶着墙拖着受伤的双腿慢慢挪回去。

特务要到学校拿我的铺盖衣服,我也不找党内同志,就找总务主任办这些杂事。我被捕以后,王鼎成的处境陡然凶险,他一度住到校外,还不时叫他的侄子到外面看看风声。后来听说女师的同志也曾试图营救我,陈鹤琴先生以校长身份保本校的教师,陈鹤琴的媳妇蔡怡曾蔡怡曾(1922—1992),浙江吴兴人。1944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被捕,在狱中受尽酷刑,后经营救出狱。解放后历任上海第二师范学校副校长、松江师范专科学校校长、杨浦中学校长、建设中学校长等职。也作过努力,她的父亲与国民党上层有关系,所以她曾想通过上层把我保出去,但都没有成功。蔡怡曾是女师的教师,也是地下党员,她为人非常好,在女师学生中有极高的威信。女师的学生还给我捐了许多食品,在大礼堂堆成了山,但送来的东西大都被特务扣留了,只交给我一个罐头。

曹舜琴和我关在同一个监室,由于怀有身孕,四十天后被保释。10月30日出去前她要给我带封信,我说:“好不容易坚持到现在,不能因为这点小事暴露。”她说她小姑的年龄和女师的女学生差不多,可以任意出入,绝对不会出事的,仍一定要为我带信。于是,我在一张很小很小的纸条上写了两句话:“我已经不是孩子了,懂得怎样做人,请放心。我的课务请人代理。”她把纸条缝在衣服里,后来交给王鼎成。这是我第一次从监狱向外传递消息。

卢志英卢志英(1906—1948),山东潍坊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多次以情报挽救中央苏区的红军。后参加长征,抗战以后在上海组建地下情报网,打入中统特务机关。1947年3月被捕,妻子、儿子也相继入狱。1948年12月27日,于南京雨花台遇害。烈士和夫人、孩子当时就关在这里,孩子大概只有九岁,但我们看不到他们。我们隔壁关着几个复旦大学的学生,我们把墙壁下方打通了一个小洞,在小纸条上写些消息,再用筷子把小纸条捅过去送过来,我们就这样相互鼓励。这些复旦大学的学生,他们可以到院子里放风,我们不能出去,但能看到他们,他们常朝着我们这边唱歌。我在那里待了四十天。在那里有一个专门抓人的王队长,他是苏州人,一个侄子来投奔他,就留在监狱当看守。小王觉得我们都是好人,所以也同情我们,他上班时就会对我们有些照顾。

随后特务又将我押送到蓬莱分局。蓬莱分局监狱是个口字形的二层小楼,天井四面一圈走廊,和一般的住宅不同,一间间牢房只有三面砖墙,面向走廊的那一面全是铁栅栏,门就开在铁栅栏上。夏天自然四面通风,但秋风一起就很冷了,冬天下大雪,雪花往往会飘到我们的被子上。二楼关着中统特务机关抓来的政治犯,大约有一百多人,由特务管;底层关押小偷等刑事犯,由蓬莱分局的警察管。因“富通事件”进来的人都被关在二楼,大家都席地而卧。中统特务并不经常来监狱,只有带人审问时才会过来。楼下看门的警察是个山东大汉,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名字,每次那个山东看守大声唱起京戏,我们就知道准是特务来了,赶紧把违禁品藏起来。所以我们猜想他也是地下党,但解放后并未见到他,也不知到底如何。

入狱之后我从来没流过眼泪,到蓬莱分局和大家在一起,就更有信心了。外面的人很难想象我们的生活,实际上到了牢里反而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做了。我们并没有消沉下去,一到晚上,特务都不在了,仅有几个警卫班的看守守着,我们就更活跃了,大家唱起歌来,看守大叫不许唱,但一个牢房安静了,别的牢房又唱起来,此起彼伏,十分热闹,外面禁止的革命歌曲这时也大声唱出来,来自新四军的同志还唱起《新四军军歌》。看守没办法,警卫班长来跟我们打招呼,求我们不要太闹。

我们利用各种机会获得外界消息。后来时间长了,警察和小特务也分化了。那里有一个做饭的陈师傅,上海人一般称“饭师傅”,他为人很好,干这一行也是迫于生计。我们托他到家里取东西取钱,多少给他一些报酬。他平时非常节省,远至杨浦、徐汇,他怕磨坏鞋子,把鞋子脱下来挟在腋下,赤着脚走来走去。我也托他找大姐和堂姐带东西,她们也会给我送点钱,有点钱可以买日用品,时间长了更加信任他,又让他帮忙买报纸杂志。每次送饭,“饭师傅”一边大声喊“开饭了”,一边把报纸迅速扔进牢房,我们立刻捡起藏好。我们牢房就我是知识分子,所以一般由我来读报,我先躲在牢房的后部仔细阅读,其他人在栅栏前望风,我一读完,立即将报纸搓成碎末扔进室内的大粪桶,然后再慢慢讲给难友们听。

这里牢房的特殊结构,自然方便看守管理,但也便于各牢房之间的联络。对面牢房的人在栅栏后做手势,我们能看得很清楚,也能看到楼下的情况,而且两间相邻牢房仅一墙之隔,里面的人从栅栏里伸出手把东西一推,就能传给隔壁。无论哪个牢房读到最新的报纸,好消息就会很快传遍各个牢房。我们发明了多种传递消息的渠道。当时法租界有个惯例,每天晚上都会定时停电,灯一黑,我们就将写有消息的纸条放在茶杯里,然后将茶杯推出去,隔壁牢房的人伸出手就能拿进去。每天早晨,我们可走到盥洗室洗漱,一般以牢房为单位分批放出。后来我们在盥洗室的墙上挖了一个小洞,将写有消息的纸条塞在里面,沿着走廊走过其他牢房时,做个手势或轻轻说一声,对方立即心领神会,轮到他们去盥洗室时便将纸条取走。

刚进来时我们还每天在墙上画“正”字来计算时间,后来时间一长,只能五天画一横,即按月算时间了。一年后的某天,苏麟阁跑到监狱大声说:“蔡怡曾也进来了!”我知道,他是讲给我听的。后来听说,他对蔡怡曾也说向顷如何如何,他是想扰乱我们的心理。但我在狱中没看到蔡怡曾,后来才听说,中统把原富通公司所在地也改为关人的监狱,苏麟阁就住在那里。

实际上特务并不对所有的被捕者动刑,被关的人也大部分没经受过,他们只对重点怀疑者施刑。有一个来自泰康食品厂的女工也曾经遭受种种酷刑,最后上老虎凳时受不了,承认了自己的党员身份,并交代了她的上级,她当时想这个上级已经撤退,以为讲出也是无害的。她交代以后并未得到释放,在牢里大家都对她蛮冷漠的,只有一个爱打小报告的警卫班长常与她叽叽咕咕,直到上海解放前夕她才被释放。她违反党的纪律,听说解放后被开除党籍,但她以后的命运就不得而知了。还有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不知道什么原因进来,特务让他在走廊上跑来跑去,没多久他就被放出去了。

我所在牢房的难友都很年轻,只有一个来自苏州的难友比我大,所以她们都叫我二姐。我们监室有几位难友是文盲或识字不多,我在监狱里常常教她们认字,解放军打到哪里了,我画个地图给她们讲解,实际也教了地理。后来这些人大都能写些简单的纸条传给家里,所以她们也挺感激的。有两个北方来的学生,释放时没有衣服,我把自己的旗袍也送给她们了。

这个监狱也曾组织过绝食斗争。1948年底,一位被捕的法商电车公司工人被监狱的向班长殴打致重伤,于是,党员发动大家以绝食方式抗议。我们约定: 哪个监室同意这个方案,便在该室门口挂一条毛巾。当然,也有人在观望,多数人同意绝食,观望的只能随大流。下午,一个接一个房间挂出毛巾,最后所有的门前都挂上了毛巾。当天傍晚饭送来了,所有的房间都没人去碰。看守害怕了,他们也怕特务怪罪下来,只得同意谈判。每个牢房派出两个代表,一共十几个代表,我也是代表之一。谈判在警卫室进行,我们提出三点要求: 第一,以后不准打人,并且为打伤的工人治伤;第二,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第三,撤走打人的向班长。最后看守接受了这些条件,不久,向班长也调走了。这次斗争的成功,坚定了党员的信念,对牢里的群众也是很好的教育: 无论在哪里,团结起来斗争,才能取得胜利。二楼还关押着几个来自苏北的药贩子,因为将药贩给解放区而被捕,他们很有钱,与一般政治犯不同,后来受到党员的教育,到释放时思想完全转变了。

“《文萃》三烈士”《文萃》为上海地下党主导出版的综合性刊物,为国统区进步人士的必读物。1947年7月,特务破获杂志的印刷所,陈子涛、骆何民、吴承德被捕。1948年12月27日陈子涛、骆何民与卢志英牺牲于南京雨花台。次年5月9日,吴承德于宁波南门外薛家山被害。也曾关在蓬莱分局监狱。1948年底,原来的看守突然被调走,换成来自北方的人。一个深夜,特务们闯进监狱将他们带走,大家知道凶多吉少,都起来为他们送行,他们隔着铁栅栏和我们一一握手告别,此情此景令人终生难忘。

受“富通事件”牵连的人后来通过各种途径被释放。陈南如靠家里出钱,也较早地得到保释。后来中统特务将秘密抓捕的政治犯集中在一起,腾空一部分牢房,又关进所谓“特刑庭犯人”,即公开逮捕的政治犯,王孝和王孝和(1924—1948),浙江鄞县人。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受党派遣进入杨树浦发电厂工作。1948年4月因领导罢工被捕,同年9月30日,于提篮桥监狱被枪杀。、秦鸿钧秦鸿钧(1911—1949),山东沂南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受党委派在上海建立秘密电台。1949年3月17日与妻子韩慧如一同被捕,5月7日在浦东戚家庙从容就义。烈士也曾被关押在对面,先后被公开宣判杀害,他们都是大白天被押出去的。

几天后我被带到审讯室,一个大特务对我说:“现在接到通知,允许你写一封家信。”我当然不相信,说:“你们把我关了这么久,关到现在还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没什么好写的。”特务威胁说:“你不写呀,你自己负责喽!‘文萃案’的三个人已经被枪毙了,你马上就和他们一样。”这时我才知道三烈士已经殉难,我说:“你们根本不讲理,我还有什么好说的?”一直到中午我还是没有写任何东西,他们都去吃饭了,回来后特务不怀好意地问:“中午吃过了?”我说:“吃过了。”又问:“吃了多少?”我知道他言下之意是: 死到临头了,你还有心情吃饭?我淡淡地看看他,说:“照样。”特务们没办法,又把我放回监狱了。

这个大特务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操上海口音,大约三十多岁的样子。他的身份十分特殊,最初在外面冒充地下党,企图打入组织,后来他在亚伟速记发展了两个“党员”,那两人被捕后,他还撒谎说: 自己也是被逮捕入狱的,因为承认了地下党身份才获得自由,企图引诱被捕者交代。直到有人看见他参与审讯,这才揭穿他的双重身份。解放后他也被公判处决了。

1949年2月,国民党看到了他们的末日,中统特务又将我与另外五个人带回亚尔培路2号关押,曾一度想把我们带到厦门。为防止逃跑,男的难友都被剃光头发,只留下后面一撮。过了两个月,大约是4月解放军快渡江之时,国民党特务内部也乱起来了,他们天天都在开会,争先恐后地准备逃跑。一天,一个小特务讲给我们听:“今朝狠的,开会时把手枪都拍在桌上了,每个人都抢着要走。”中统无力将我们带走,特务只能把我们六人再送回蓬莱分局。送走前一个特务说:“让伊拉吃吃生活。”他们什么也不问,就把我们一个个拉去上电刑,可能只是为了出出气。我也被拉上去,在一张椅子的扶手上有几根电线,手被绑在椅子的扶手上,一通电,我就昏过去了,又被他们弄醒,再次通电,又昏了过去。第四位同志上刑时,电椅坏了,所以后面两位同志得以幸免。

回到蓬莱分局的监狱,开始陆陆续续放人,因“富通事件”被捕的其他人都放出了,牢里只剩下因“申新九厂罢工”进来的人。中统又一度打算让军统特务来接管,为此,上海军统头子毛人凤曾来蓬莱分局查看,他上来兜了一圈,指着牢房嘲笑说:“你们都是马克思啊?”事后我们向看守打听,才知道他的来意,而中统与军统本来就有矛盾,这时军统自然气不打一处来,认为抓人时你们要抢功,现在要逃跑了就想扔包袱,结果军统说我们也不要。后来特务不再出现,只有一个警卫兵守着大门,再过些时,看守也不来了,只剩下“饭师傅”来送送饭。

1949年5月6日出狱当天所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