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为了着装整齐，夏冬两季换装实行交旧领新制度。20世纪70年代军装“走红”，一般人能穿件黄军装、戴顶绿军帽都会高人三分、贵人一等。连队干部、战士领服装时软磨硬泡不想交旧衣服。一些老兵面临退伍，希望多留一件旧军装的心情是那样的迫切和强烈。还有一些老乡磨磨蹭蹭不想交旧衣服。这样一来，每年上交旧军装都会少一些，就需要与军需股的主管同志多些沟通，有点感情，否则就没办法交差完账。
记得是我接手给养员的第一次换夏装，杜连长把我叫到连部问：
“听说司务室去年换夏装扣了战士的单帽子没有发？”
我说：“有，好像是扣发了三顶。”杜连长很不高兴地说：“战士们多不容易，交不了旧帽子就不发新的，这怎么能行，你当了上士，今后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
我当即表态：“请连长放心，以前扣的帽子马上发下去，今后我会把这事儿协调好，保证不再出现类似问题。”
高原上天气寒冷，喝酒很正常。施工连队任务重，常年发扬“连续作战”的优良传统，连排领导带班上工地一干就是十个八个小时，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个甚至二十几个小时，加上单调的生活，多数领导都有吸烟喝酒的习惯。烟酒采购成了一项很重要的任务。我既不会吸烟，也不会喝酒，对大家的这些嗜好却很理解，也很自觉地当成必须办好的事情。物资匮乏的年代，烟酒供应很紧张，仅按计划供应的一部分很难保证连队领导需要，只能不厌其烦地找军人服务社的管事人员，挖空心思钻个空子再多买一点，让连领导的小兴趣能满足，来个客人能招待。那两年凡是外出时买烟买酒是我考虑的一项重要任务，很多时候，这件小事干得让连长、指导员很满意。两个领导还觉得挺有面子，以至有几次兄弟连队的领导急于用酒招待客人，司务室不能提供时，跑到我们连寻求支援。
团部给每营、连分下去的蔬菜，品种不一样，品质有差别。工作主动些、关系好一些就能在品种和质量上占点便宜，连队伙食改善的余地就大一些。营部的前后两任给养员史付明、李印都是河南同乡，我跟着没少占“小便宜”。重要物资分配，管理员要亲自安排，争取难度会大一些。在个人的利益上，我从来没有与人争执过。食物分配是全连战士的利益，有两次我提出的要求过高，让营管理员不满意，第三次就提出批评。为此还与管理员吵了一架。管理员气愤之下，向我们连领导告了我一状。在当晚的行政管理会上，指导员狠狠地批评了我。这也是我第一次顶撞上级首长，当然也是第一次受连领导的批评。
雪域高原与内地气候差别大，远距离供应两个师数万名官兵的一切生活物资，难度可想而知，虽然各级领导高度重视，也很难避免阶段性的紧缺、失调和断档。要把可能出现的问题预料到、应对好，把一般都会遇到的问题遏制住、处理好，把其他连队没法解决好的问题认识到、解决好，这是对一个连队给养员的责任心、积极性、协调能力、处置水平的具体检验。如果出现了一天吃三顿大米饭，或出现整天吃馒头，几天吃不上大米饭，喝不上大米稀饭，甚至出现清油炒压缩菜、炒海带皮，那则是一个给养员的无能和失职。曾有一段时间，其他连队的四川兵、贵州兵到我们连找老乡耍的多，也有一段时间是陕西、山东兵到三连找老乡玩的集中。来客多的时候，就出现米饭紧张，或是馒头不足现象。我让炊事班长增加数量，没有因此责怪排下的同志。钟指导员是个心很细的人，他看出了我们连在主食供应上的平衡和正常，对外连的人到我们3连“蹭饭吃”的事儿，没有批评，反而还表扬了我。
我这个给养员能得到连领导的表扬，受到战士们的赞扬，都得益于当时供应股张洪峰（主管主食副食）、张希聚（主管被装）两位老大哥和徐永发股长的理解、支持、关心和偏爱。军用服务社有个宝丰老乡董留富也帮了不少忙。是他们的支持让我这个给养员当得很有面子、很有成就感，我一直很感激他们。
5.从青海到上海
1976年是我们党和国家极不平常的一年。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相继逝世，天安门事件，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唐山大地震二十多万人丧生，“四人帮”垮台，等等，每一件都让全国人民刻骨铭心，每一桩都让全世界备受关注。
这一年在我个人的人生经历中也有不少记忆犹新、影响久远的事情。除这年元旦前我接任了给养员的工作外，9月份有幸参加执行赴上海和湖（州）、嘉（兴）、杭（州）地区的调运采购任务，而且在这年的12月份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8月下旬，连首长接团后勤处通知，临时抽调我参加冬季食品调运任务，并要求尽快交清账目，8月31日下午赶到团后勤处报到。
这年的秋季调运工作师里共组织八个组。我们团为一个调运采购组，负责到上海调运四百吨猪肉，浙江黄岩调运一百八十吨蜜橘，并在上海、杭州附近采购不少于十个车皮的罐头、咸菜等。
采购组共四个人，由3营管理员陈业彩带队，成员有4营18连赵世全司务长、20连给养员小郭，我在这个组里是新兵一个。
报到通知中要求带上“四皮”：皮大衣、皮帽子、皮鞋、皮手套。当时我觉得多此一举，结果9月1日还真是踏着1976年“秋天的第一场雪”到师里报到的。
接受任务、聆听要求、领取调拨计划，还给我们分配了几条上海产的“牡丹”“大前门”香烟。第一次走进师机关，第一次参加“重大行动”，整个一上午跟在管理员他们后面没敢说一句话。师后勤机关办公室供应的煤质一定不错，因为每个屋里都很暖和，没有穿皮大衣头上都直冒汗。
西宁到上海的火车票虽然一票难求，但因为我们是师后勤部派出的采购组，很快拿到了有座位的硬座票。从乌兰县师机关到西宁市，从在军人招待所领火车票直到登上87次直快列车，我提着一大包行李，跟在后面“看门道”。没有出过远差，没有坐过旅客列车，啥事儿都是第一次，啥事儿都很新鲜，生怕出洋相惹麻烦。谨慎小心的程度不亚于新媳妇上轿。
9月3日下午，我们登上直达上海的87次直快列车。列车开动后，望着远远淡出视野的西宁市，心里有着不少甜蜜和欢畅，有着不易表露的欣慰和满足。
西宁开往内地的长途旅客列车有三列。一列是121次直发北京，一列是按单双日分别从兰州、西宁始发去青岛的，还有一列就是我们乘坐的87次直快列车到上海。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国家为加快三线建设支持青海的发展，先后从上海迁建了铝制品等几个企业，随迁了不少上海员工，从西宁赴上海的旅客一直很多。几个曾探过家的战友一提起乘坐这趟列车就后怕、不满，甚至怨恨，不少领导和老兵出差休假，很少人买到过有座位的车票。我们四个人对坐一个小隔间里，享受了多数战友没有享受过的待遇，心里都像吃蜜一样。
我的座位靠外面走廊。列车启动以后，我身边站着两位四十岁左右的男性旅客，没有多长时间又靠过来一位中年妇女，怀里抱着一个一岁左右的小女孩，身边还依偎着一个流着鼻涕的学龄儿童，并不时地用眼睛看着我。
我的良心和军人的素质使我马上想到应当让位给身边抱孩子的妇女，可转念一想，还有两天的路程，没有了座位晚上怎么办？正在思考着学不学雷锋的当口儿，妇女抱着的小女孩不知是被后面挤的，还是妈妈抱的方法不对，竟哭了起来。再不能犹豫了！我站了起来，很客气地给带孩子的妇女让出了座位。那位妇女却会想事儿，她道谢以后不仅自己坐下来，而且还拉着身边的儿子挤在她的里面。多挤个小孩儿，很快“威胁”到与我连号的赵司务长，他不知是不赞成我的做法，还是对那位妇女的不满，本来就大而有神的眼睛狠狠地瞪了我一下。
两位领导、一位老兵都有应对挤火车的经验，用不同的方式向有意请解放军叔叔让座的旅客“表明”我们是长途，不能没有座位。实在感到不让不行时，也是让身边立着的旅客临时轮换着坐一会儿。列车到达西安站，那位妇女一家人下车后，我的座位权利得到恢复，心里轻松了一阵。只是轻松的时间很短。由于西安站上车的旅客很多，火车驶出西安市以后，我又经历了第二次让座儿。学雷锋就是要不怕吃亏。在以后的两天一夜里，我虽然没有吃多大亏，却吃了不少苦。
20世纪70年代的旅客列车不拥挤的不多，而如87次列车这样常年挤全程挤的不是很多。列车飞驰在黄淮平原，不时能听到列车广播室播放几段豫剧，心里特别亲切、温暖，可是这难得的温暖又被列车上的拥挤摧残得七零八落。白天人多时挤得两条腿无法着地，不少时候保持“金鸡独立”姿势，吃饭时只能把列车专用饭盒放在身边稍矮点的旅客肩膀上。第一个晚上是倚着座位靠背外侧的一头似睡非睡地站了一夜。初次熬这样的夜还能坚持，第二天白天上午有点瞌睡，只一会儿睡意就被挤得跑掉了。车过郑州后，两只眼睛困得睁不开，出开封站一不留神儿站着睡着了。没多长时间被挤醒，我想，以前排下的同志说隧道里施工十几个小时不下班，累得站着能睡觉，当时我还不相信，今天算是领教了——人一旦困得很，站着睡觉也解乏！过商丘站后进入第二个夜间行车，我想挺一挺，挺到上海好好睡一觉。人的精神是有限的。车过徐州困得实在不能坚持，当“金鸡独立”换腿时，突然发现座位下面有个空间，没多思考就把皮大衣铺下去，急急忙忙钻了进去。手着地时发现地板上有水，并立即闻到了尿臊味。可顾不了那么多了，能躺下就行，并很快睡了过去。列车人太多，谁也无法拒绝拥挤，厕所也被个别人抢占，洗手间水龙头架子上也坐上了人。三天两夜吃了三次饭，没洗一次脸，又饥、又渴、又困，身心疲惫，好像晒蔫的玉米叶。
9月5日下午2点多钟到达上海。下车时，脚已经麻木了，踝骨上下肿得没有感觉。勉强穿上毛皮鞋，鞋带轻轻地系了一下，没有气力再拉，扶着车厢迷迷糊糊地下了火车。到了人人羡慕的国际大都市，心里却没有多少欢快与爽意。
9月初的上海知了嘶鸣，秋燥难耐。闸北火车站前车水马龙，人流如织。自行车队伍像长蛇阵，又像一道道铁索链，把路边缠得难有空间。打着花伞、穿着裙装的姑娘们躲避着自行车的挤靠，见缝插针般地穿行在人流中。上海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人多、自行车多，汽车也不少。让我们这些“多见石头少见人，仨月不见俩女人”的高原一族，更感到城市的繁华和美妙。
陈管理员带着小郭到“旅客住宿登记站”登记旅馆，我和赵司务长带着他俩留下的提包、皮大衣，站在天目路边的烈日下等候。不一会儿，在我们俩前后的路沿上聚了几个男男女女，而且挤眉弄眼甚至用手指比画着，像欣赏艺术品一样看着我们俩。一圈儿人的指指点点，让我有些不好意思。低头看着身边的行李，黄提包上面放着陈管理员和小郭的皮大衣、皮帽子。我又看了看赵司务长，他披着皮大衣、手里掂着皮帽子，穿着毛皮鞋的一只脚不停地点着水泥地，似在淡化眼前的尴尬。他的脸上黑黝黝的，两个不停转动的眼珠让我认出了两只眼的位置。他平时不爱言笑，这时显得更严肃，微微合拢的嘴唇使他的一副面孔有了一些阴冷可怕。这时我陡然明白周围的人在看什么了！他（她）们是在观赏“稀奇”！这些被暑热折磨的上海人看到身穿皮大衣、头戴皮帽子、满脸黑乎乎、全身脏兮兮的家伙，推测如果不是外星人，也是非洲哪个国家的难民。
我立即涌出一身汗，脱下身上披着的皮大衣，放下手里掂的皮帽子，想减少一些匪夷所思的元素。当我用手帕擦汗时，看见蓝白相间的手帕已成了灰黑色，用手拧了一下，被汗水浸透的手帕滴到地下的水与路沿的水泥很快融为一色，一时脸上羞得发涩发臊。后来我也想，把人丢在上海大都市的爷儿们、娘儿们跟前也算是一种荣幸吧，知足常乐嘛！
我们被介绍到离闸北站不远的河南路上的河南旅馆。第一次到上海，正巧住进河南路上的河南旅馆，这使我心里添了几分满足。在陈管理员的率领下，我们用三天时间与上海物资总站商业公司接上了头，在上海铁路局报了用车计划，顺便在外滩、南京路走了一圈。以前很少见过高楼，上海的高楼大厦一幢连着一幢，目不暇接地仰脸观赏着，一天下来脖子扭得又僵又硬，心里却有着不少的爽快。
高原上长期的文化沙漠生活，让我们坚定地选择了先看一场电影。9月9日上午，来到南京路著名的大光明电影院。上海的电影院对军人有优待，每个电影院都有一排十五个座位给军人预留，凭军人介绍信提前二十分钟到达一般都可以有票。那天上午10点上映的是一部反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片《欢腾的小凉河》。大光明电影院当时是上海市最高级的影院，坐在有空调、有软坐垫的电影院里，没有看电影就满足得有点陶醉。电铃响过，电影开始，我平心静气，全神贯注，下决心不放过分分秒秒。影片片头刚刚走完，看到银幕上一群人吵着闹着走向正面，特写镜头仅闪了几下，突然放映停止，灯光骤亮。观众正在惊疑，只听广播通知：“有重要新闻播出，演出暂时停止。”停了大约十来分钟，就听到一种低沉悲痛近似哭泣的声音一字一顿地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