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平等的意识原本是人性的一种要求，不平等的意识其实也是人性的一种要求。当人们面对比自己地位更高的人时，人们常常流露出强烈的平等意识；但是当人们面对比自己地位更低的人时，人们又总是流露出强烈的不平等意识。因此也许可以说，平等意识与不平等意识，原本就是同一种态度的两个侧面，它们之间常常是并不矛盾的。
一般的常识认为，处于较高地位的人们，常常会较富于不平等意识，处于较低地位的人们，常常会较富于平等意识。但这其实只是相对而言的，因为所谓的地位差异，原本就是一个没有两极的无限系列，而且常常带上主观感觉的色彩。而恰恰是在按常识来看处于较低地位的人们的身上，其不平等意识往往与处于较高地位的人们一样强烈。而且，因为他们同时也具有强烈的平等意识，因而二者之间的自相矛盾常常形成一种可笑的情景。这对于不平等意识也是人性的一种要求这一点，正好可以提供一个最具说服力的证明。
《儒林外史》里的胡屠户，说起来地位是够低的了，因而当他的女婿成了秀才以后，他的平等意识受到了激发，说出如下一通话来，便也就是很可理解的了：
你如今既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个体统来。比如我这行事里，都是些正经有脸面的人，又是你的长亲，你怎敢在我们跟前妆大？（第三回）
按照传统的等级观念，秀才虽说仅属于知识阶层的最低一级，但总已超拔于屠沽负贩之类普通市民之上了，胡屠户出于平等意识，对于秀才女婿提出了平等要求，这是不难理解的。但遗憾而可笑的是，胡屠户的平等意识，以及对于秀才女婿的平等要求，却只到自己这一阶层为止，而对于他心目中地位更低的农民，他却流露出了强烈的不平等意识，要求秀才女婿不要忘了端起架子：
若是家门口这些做田的，扒粪的，不过是平头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是坏了学校规矩，连我脸上都无光了。（第三回）
在上层阶级眼里，胡屠户这样的屠沽负贩之流，与做田扒粪的平头百姓，也许并没有什么区别，一概应是视而不见或施之白眼的，然而胡屠户却竟然还认为自己高人一等，这就难免使他显得荒唐可笑了。小说家通过这种貌似荒唐可笑的情景，揭示了人性中不平等意识的根深蒂固。
说起来，《金瓶梅》里的宋惠莲之看不起同为仆人的其他女佣，《红楼梦》里的晴雯之看不起同属丫环的其他丫头，《阿Q正传》里的阿Q之看不起同属“贱民”的小D，都如《儒林外史》里的胡屠户一样，显示了连深受不平等意识之苦，因而理应具有平等意识的下层人士，也不愿放弃对更下层人士的不平等意识的可笑而可悲的精神状态。在这些小说中，小说家们似乎都和《儒林外史》的作者一样，想要用不平等意识在下层人士身上的流露，来揭示人性中不平等意识的根深蒂固。
有时候，小说家们不只是在下层人物身上，而且也在遭受挫折、从而令人同情的上层人物身上，表现了理应对于不平等意识深恶痛绝的人物，却出人意料地流露出了强烈的不平等意识的情形。
比如，《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尽管是贵族小姐，但因为过着“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日子，不免引起读者的无限同情，并使人对压抑她的贵族生活环境感到愤慨。然而当她拿乡下老太刘姥姥取笑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对她的行为感到某种程度的厌恶了，尤其是当我们将她的取笑与她所遭受的不幸相对照的时候：
黛玉道：“人物还容易，你草虫上不能。”李纨道：“你又说不通的话了，这个上头那里又用的着草虫？或者翎毛倒要点缀一两样。”黛玉笑道：“别的草虫不画罢了，昨儿‘母蝗虫’不画上，岂不缺了典！”众人听了，又都笑起来。黛玉一面笑的两手捧着胸口，一面说道：“你快画罢，我连题跋都有了，起个名字，就叫作《携蝗大嚼图》！”众人听了，越发哄然大笑，前仰后合。（第四十二回）
这“母蝗虫”的典，原是林黛玉自己发明的，她此前曾说过刘姥姥：“他是那一门子的姥姥，直叫他是个‘母蝗虫’就是了！”（第四十二回）她不仅把刘姥姥比作“母蝗虫”，还在那聆听音乐的场合，把喜得手舞足蹈的刘姥姥，称作是“当日圣乐一奏，百兽率舞，如今才一牛耳”（第四十一回）。
大观园里的贵族公子小姐，原本就看不起刘姥姥，这是不足为怪的。但是诸如此类的刻薄话儿，却都出诸自己也深感不幸，从而受到读者同情的林黛玉之口，这倒是令人吃惊的。当一个人在以自己的不幸博取人们的同情的时候，他对另一个更为不幸的人的嘲笑是很难使人原谅的。如果林黛玉能够肆无忌惮地取笑一个地位远不如她的乡下老太太，那么比她更有势力的“风刀霜剑”对她的相逼就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我们猜想，作为小说家的曹雪芹，在此暂时压下了他对于林黛玉的同情，而让写实主义的精神占了上风，在林黛玉那令人同情的形象上，又添上了一份贵族小姐的傲慢劲儿，使得其形象更为复杂真实。
仔细想来，小说家们所描绘的上述种种荒唐可笑的情形，难道不正是揭示了人性中平等意识与不平等意识自相矛盾地共存的一个普遍的事实吗？当我们在胡屠户、宋惠莲、晴雯、阿Q乃至林黛玉的行为里，发现这种可笑而可悲的自相矛盾时，我们是否也会对我们自己身上同样的自相矛盾，获得一种更深入的了解呢？
正如上述小说所显示的那样，比起上层阶级来，不平等意识也许给下层阶级带来了更多的损害，因为这不仅使他们显得可悲，而且还使他们显得可笑。对下的不平等意识，使得他们失去了对上要求平等的理由，也就等于默认了别人对自己的不平等的合理性。奴才不仅仅是在他们对上自觉地位低下时，而且也是在他们对下自觉地位优越时，才更显得像是奴才的。这正是下层阶级的悲剧。
然而，即使是对下的不平等意识，也会使人们付出更多的代价。根据人际关系的“能量守恒定律”，我们对他人的每一种力，都会曲折地传回到我们自己身上。凡是我们所遭受的，便是我们对他人所做的。对于地位更低的人们的蔑视，使我们只配受到地位更高的人们的轻视。但愿小说家们已经帮助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