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玉泉
随着共和国成立60周年日子的临近，报纸、电视等周围的各种媒体仿佛集体进入了追忆往事期，我的思绪也因为这些尘封的语言、文字、影像的复活而飘回了那段老去的时空——那段我并没有经历过但依赖着母亲在世时的无数次的喃喃絮语而仍然鲜活如昨的时空。
1907年，父亲出生在山东齐河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也许是祖父的远见开明，也许是当年家中日子还较为宽裕，总之，在那样一个遍地睁眼瞎的年代，父亲非常幸运地得以在私塾念了几年学，按照过去的说法就是能识文断字了。中华大地上流行着一句话：“知识改变命运”，虽然这都是后来的事了，可是每念及父亲的一生，却觉得他老人家居然如此先验地印证了这句话的真理性。如果不是他读过几年书，也许一辈子也就是在老家老老实实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当个农民了，哪里会来到宁夏，又怎么会有今天这个故事呢？
时间还要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当时马鸿逵最初的直系部队——宁夏兵团，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遂乘倒冯投蒋胜利的机会，在山东筹建教导团，作为自己培养下级军官的场所。而父亲上了学后，对国内形势有了一定的认识，此时胸中正燃烧着投笔从戎、指点江山的报国热情，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马的教导团，而他这个“知识分子”，也正是马的部队所急需的人才，所以他毫不费力地就被招入了教导团。1932年，马鸿逵被任命为宁夏省主席后，父亲也就跟着教导团来到了宁夏。
但是这一路从山东到宁夏，父亲发现马鸿逵的军队远不是他想象中的什么抗击敌人解救百姓的队伍，他的一颗爱国心满腔抱负在军队里根本无法得到施展。无奈之下，他主动提出退伍，进入了当时的地政局，主要负责全区的土地丈量工作。
在丈量土地期间，父亲几乎走遍了宁夏的山山水水，对这方土地这里的人民也有了更深的感情。就这样，又是几年光阴一晃而过，他一心都扑在了这个当年并不为太多人所了解更别提会有多重视的事业上，可已近不惑之年的他终身大事却还未解决。正好有段时间，因为工作关系，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中宁县，当时的县长是父亲的一个老乡，看到他的个人问题还没解决，就非常热心地帮他到处张罗这事。所谓“千里姻缘一线牵”，父亲就这样认识了母亲。一个山东汉子，一个西北姑娘，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想到这，我忍不住又翻出了父母结婚时的相片，母亲身着一套白色连衣裙，安静地坐在椅子上，高大的父亲立于一旁，像座挡风遮雨的山似的，一种经岁月沉淀后的简单的幸福轻轻在泛黄的纸张中流淌。我知道，以后的日子里，福，他们一起享过；但苦，他们也一起吃过，可是彼此牵着的手，却从来没松开。
婚后不久，母亲就随着父亲回到了银川，生活平静美好。但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即使作为芸芸众生中普通的一个家庭，命运也不会放过他们，让他们偏安一隅的。1949年，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北的脚步越来越近，这时驻扎在宁夏的马鸿逵部队的大小官兵也开始慌乱起来，纷纷想办法找退路，有些重要职位居然出现了空缺。也不知道是谁这个时候想到了早已退伍的父亲，于是一半迫于当局的威逼，一半碍于老乡的情面，他不得已只好答应重返军队。只是，父亲坚决不愿意拿枪，他清楚地认识到如果走出这一步，也许以后就要面对咱们自己人打自己人的局面，那是他从理智到感情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当时人心惶惶，能跑的就跑，后勤的管理就更乱了，在这种情况下，父亲被安排到了军械库，被任命为五九支部的少校军械员，掌管一切武器枪支弹药。没想到这个无心插柳的安置，居然为他以后的革命工作埋下了伏笔。
1949年9月，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团进军宁夏，内心深处本来已经认同共产党的父亲，根本没想过什么负隅反抗，主动进行投诚。因为之前马鸿逵可说是仓皇逃窜，所以有大量物资、武器弹药都没来得及运走。负责看管这些数目相当可观的武器弹药的父亲，投诚后主动向相关军事系统单位清理交出这些东西，为军管会的接收工作带来了很大方便。
当时解放军还有一个政策是对投诚人员，均发给“参加宁夏和平解放应认为有功”的相关证件和足够的路费，让他们能够回原籍与家人团聚。但刚刚解放后的宁夏百废待兴，正需要像父亲这种上过学念过书又有经验，还正当壮年的人才，所以他经过再三考虑斟酌，最终放弃了回家的机会，而是选择留了下来建设宁夏。
人的一生，会面临许多的岔路，关键的那几个路口，往往会决定人的一生走向，父亲当时选择留下，这一留，他就再也没能回到故土去。年少时的我不懂这些，沉默寡言的父亲也很少跟我们谈及往事。现在灯下的我，望着相片中的父亲。那时的他还是年轻的，戴着虎皮帽，身穿大氅，一米八的个头，站在那儿，威风凛凛，炯炯有神的目光中透出的是对未来的坚定、自信和期待。我突然抑制不住地想要问他：“爸爸，你后悔吗？”应该不会吧，因为他有母亲，他有我们，最重要的是解放后父亲的工作让他真正享受到了作为一个人的价值的体现。
待到父亲将所有清点移交武器弹药的工作完成，整个社会早已是旧貌换新颜——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为了表示自己的新生，父亲主动给自己改了名字，由原来的“杜春勋”改为后来的“杜竹铭”。父亲在世时从来也没说过自己这个名字的含义，但他念过书，这个名字断不会是随便乱改的，我猜想：这“竹”字也许代表了他做人的一种高远的追求——“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而他后来在一切挫折磨难面前的表现正像是根压不弯折不断始终傲然挺立的劲竹；这个“铭”字则是代表了他心中对共产党、对新社会的感激之情，所以才要“铭”记在心。
再说回父亲的工作，为了不给组织上添麻烦，他主动提出去吴忠工作，于是上级安排他担任吴忠市水利局第一任代理局长。由于调令来得比较急，再加上还不了解当地的工作情况，父亲就一个人先去了吴忠。当时我家还住在银川南门广场处，老一辈的人应该知道那里当年可是召开公审大会、行刑枪毙犯人的地方。也许有些人至今还对枪毙西北最剽悍的土匪郭栓子时万人空巷的场面记忆犹新，可怜母亲那个时候不过才二十几岁，带着一双少不更事的儿女，每天只能担惊受怕地生活着。后来母亲回忆起这段时期的时候，仍然心有余悸。可当时的她只能日夜流泪，父亲了解她的苦处，也无能为力。那个年代，交通不发达，吴忠到银川可不像现在抬脚的工夫也就到了，而父亲的工作忙，走不开，不能回去接她，母亲一个女人家让她自己带着孩子过来也不行。后来附近有位老红军干部听说了她的事情，派了两个战士才把母亲和大哥、大姐一起送到了吴忠。
父亲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干了4年左右，因为当时到处都缺识字有点文化的人，所以根据工作上的需要，他又被调到了灵武商业局，担任出纳，这一干就是一辈子。
如果没有后来的事，我想父亲的一生也就这样了，不会有大起大落和大富大贵，有一个贤惠的妻子、有一个和睦的家庭、有一份称心的工作，就此安安稳稳地度过。现在想起来，父亲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其实是他的侧影，因为从我记事起，他很少管过我们兄妹，对我们的功课，他也几乎不闻不问，颇有点法国思想家卢梭任孩子天性自然成长的味道，当然父亲是不可能想到这些的，也许他只是过于沉湎在自己的世界中罢了。每天一下班，就捧本书或是拿张报纸，端坐在桌旁，有时候甚至开饭了喊他都要喊几遍才能把他从文字的世界中拉回。除了读书，父亲还有另一个爱好就是写字，父亲写的一手相当漂亮的小楷，每年春节可以说是他最忙的时候，不仅自家大门小室的春联要他动笔，邻居朋友也时常请他代笔，还有单位的一些标语也都是父亲的“墨宝”。现在每逢过年看到家家户户贴着买来的千篇一律的春联，我就格外怀念父亲的字，可惜我们兄妹六人无一人继承下来他的笔墨“功底”，不知道他老人家泉下有知是不是也会感到遗憾。
走得最快的总是最好的时光，这话是没错的。随着1966年的到来，我们一家这样平淡幸福的日子也被打破了。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全家除了大哥到了白芨滩、大姐去了园艺场，其他人都跟随父亲被下放到了新华桥龙三二队，那里当时是一片盐碱滩，生产、生活环境是出了名的恶劣，有人为此专门编过歌谣形容那儿是：“蚊子叮，蛤蟆叫，一出门鞋子掉。”因为我们是被下放到此，没有房子，只能住在别人不要的旧房里，一到下雨刮风天就惨了，全家人要么忙着“抢险”到处堵雨、要么坐在屋里等着喝“西北风”，这些居住条件上的艰苦克服一下也就过去了，还有更大的难关等着我们。当时一个正常的劳动力，一天只有10个工分也就是4毛钱，尚且不够，还要给队上倒找钱，更别说我家靠父亲这样最多一天只能拿8个工分的家庭。我们那时都还小，也就是说要靠他一个人的工分填饱全家老小一共6口人的肚子，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土豆几乎成了我们家庭的半个主食，即便这样，还是常常饥一顿饱一顿的。
当时父亲已经60岁，本该正是安享晚年的时候，可他却要每天大清早去挑粪，在别人的看管下下地干活，晚上回来再得接着接受批斗。虽然他出生农村，可毕竟前半生主要从事的是文职的工作，没想到老了老了却要受这种罪，尤其是精神上，对他半生革命事业的否定，对他个人信仰、品质、人格、生命尊严的否定，这是对一个人心身最大的打击。但那些日子里，我却从来没听过他的一声抱怨，就是神色也似往常，依然是那样淡然从容。
直到一天，父亲如每天上班似的去接受批斗，在别人给他架“土飞机”的时候，他的犟脾气一下被击了起来，一米八的个头，几个人都按不住，就这样他的胳膊硬生生被拧坏了。为了不让家人担心，回到家后，豆大的汗珠往下滴，他也没吭一声，可伤在他身，痛在母亲心上。就在一筹莫展之际，母亲突然想到了父亲当年投诚后由解放军亲自颁给的“和平解放证书”，翻箱倒柜找出来后，又经过兰州军区鉴定，再拿到公社，再去找大队，总之一番周折，才算摘掉了父亲头上的“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这样以后对他的批斗也就减轻了些，但家里的生活条件还是没得到根本改善。
不过我们也不敢奢望太多，只要一家人能平平安安地在一起，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了。靠着这点希望，我们相互扶持着熬过了那段最艰辛的岁月。“文革”末期，政策相应地松动了一些，父亲遂又被调回供销社（原属商业局），只是工作由出纳变成了看仓库的。直到1980年，给父亲重新落实政策，才正式恢复了他的公职，但他自己已经永远看不到这一天了。因为就在这之前不久，他离开了我们。其实父亲生前身体一直都很好，就是下放的时候，那么大的劳动强度、那么差的生活条件，他都少有发烧感冒啥的，可就在好日子快来的时候，他却突然感到头疼，去了医院也没诊断出什么结果，就突然地走了，走的时候很平静。
临终前，父亲依然是个看仓库的平凡的老头，没人知道他身上竟然藏着那么多那么深那么久的故事。但我知道他并不在乎这些，世人的眼光、外界的评价于他而言就如同浮云一般，来去毫无牵挂。岁月流逝，父亲已走得久远。在我心中，他的足迹仍是那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