蛊雕似乎从来就不是直接为俗世人群服务的一种神兽，这些长相像是鹰或者雕、隼的高空猛禽，因为翅膀，可以瞬间百里，来如闪电，去如飞鸟。而没有飞行能力的人，只能被袭击中寻找躲避不受伤害的办法。而巫师们恰恰利用了这一点，就像电影《凡赫辛》中对付长着巨大翅膀，在乌云笼罩或黑夜时对人突然袭击的吸血鬼一样，人一旦将之驯服，为我所用，那么，这个人肯定会在同类心目中威信大增。
“以力为雄”是最原始的暴力崇拜，也是底层者在艰苦险恶生存环境中得以出人头地的唯一法宝。智力更内在，而暴力却活灵活现，可以亲眼目击，产生强烈的视觉效应和心理震撼的。
蛊雕对人的俗世功用似乎仅仅如此，但从中可以看出，很早之前，先民们就已经认识到了“杀心”“驯心”的重要性，这可能是最早的“意识形态”垄断方式了。还有的记载说，蛊雕身子如豹，头上长着一只硬角，嘴巴像鹰喙，鸣声犹如小孩啼哭。胡文焕《山海经存》）这样的状绘，使得蛊雕形象更为勇猛可怕，更有助于威慑其他人。
11.凤皇
经文曰（《南次三经》）：“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
凤皇即凤凰，其故事和“外延”至今耳熟能详。幼时，母亲就对我说过几个包含人生哲理的民间谚语：落架的凤凰不如鸡。家有梧桐树，不愁凤凰来。载得好梧桐，凤凰自来仪。等等。有些年，在乡下看别人家的婚礼和葬礼，吹鼓手们坐在红色或者白色的布棚里，鼓着腮帮子，眼睛胀大得就要突出眼眶，手里捏着细小的笙管和唢呐，滴滴答答吹奏《凤求凰》《百鸟朝凰》《凤来仪》等曲子。
龙与凤在民间受众最广，“吃水”最深。凤凰从朝廷到草民，都在使用凤凰来演绎故事、制造谚语。在朝廷，凤凰“五德备至”，是祥瑞、天下大安及富贵的象征，更是命中注定和“君权神授”，是在人间和天庭都适用的富贵标志与神意体现。在民间，凤凰更多的是一种渴望，一种从无到有、从底层到庙堂及俗世荣华的通天阶梯。
这两者之间唯一共同点，一是抓住了既得利益者“天命所归”，享受富贵的心安理得，二是无限度地勾起了贫贱者“飞黄腾达”的功利幻想。此外才是人所共同渴望的“平安”“吉祥”和“和平安定”的生存观念。凤凰实质上是对个人高贵品质的暗示和教谕，乃至在世俗中树立的道德标准及华美参照。
在古代，凤凰与龟、麒麟、龙并为四灵（《礼记》），凤凰预示的天下安宁是每一个都期望的，龟是长寿的象征，麒麟的祥瑞和勇猛，龙的矫健和上天一致的赋予，凤凰的五德昭示，使得这些吉祥神兽受到了一代代帝王的尊崇。利己则颂不仅是皇者的统治要求，更是每一个人的天性及内心要求。
许慎《说文解字》注解说：“凤，神鸟也，天老（黄帝时大臣）曰：‘凤之象也，鸿前麟后，蛇颈鱼尾，龙文龟背，燕颌鸡喙，五色备举。出自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处，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莫宿凤穴，见则天下大安宁。’”《论语纬》更形象地说：“凤有六象，一曰头像天，二曰目像日，三曰背像月，四曰翼像风，五曰足像驰，六曰尾像纬。”
小时候，老人们也常说，在清朝以前，龙和凤为皇家专有，平民及臣子若是戴用，便是谋逆，砍掉脑袋不说，还要杀光九族。
《抱朴子》以“仁义礼智信”说凤具五形，且五色，看起来是有些叫人不悦的穿凿附会。郭璞山海经图赞，也只是依据原经文之意，以四言诗括之，没有自我的创造性的认知。可见，凤凰是被“儒化”了神禽，与龙相对，牝牡衔接，成为了一种皇家文化的象征，无所不能；且天赋其权，生杀予夺，盖出一心。舞台上，如此这般的戏曲比比皆是，几乎每一出涉及帝王将相，都有身穿龙袍凤冠的皇帝及其配偶，在人间的舞台上咿呀作声，忸怩作态。
不仅如此，在乡下，关于皇帝及其臣子嫔妃的演绎俯身皆是，讲述者眉飞色舞，口舌生津，满面激越与羡慕。一些走街串巷的算命者，也常以古人旧闻言当今之人，为寻常百姓及公门、商界人士卜算命运。若是谁家孩子成绩优异，最终“货”于公门了，便以凤或龙、虎、麒麟等祥瑞神兽誉之。
在乡村，以凤字为女孩取名的人比比皆是且至今绵延不衰。用百度和谷歌搜索，至少也有百万条之多。且还不算那些没被输入的，或者名不见经传的民间凡女子。还有那些银器、布匹、服装及各类饰品，无处不见凤凰。凤凰对民族内心的深入程度，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和民族信仰中的显著特征。抛却其中的专制色彩与唯心色彩，凤凰应当是世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俗世生活要求及人生理想典范。
匈奴及其帝国：在传说的背面
十年前，在山丹路易·艾黎博物馆，蓦然看到一柄匈奴弯刀和一支残缺鸣镝，锈迹斑斑，内里泛红，在不怎么明亮的灯光下，像是层层泛起的黑色肉痂。这两种冷兵器在当世的激烈的暴力体验，已经与那些被它割断的生命浑然一体。可以说，它们的本身就是一种真实的历史，承载自己，也承载匈奴所有的逝者及其亡灵——真相不断损耗，灵魂却会越来越清晰，以致这把刀子真正呈现的时候，只能以沉默的姿势和表情，让每一个看到它的人，忽然觉得了生命的仓促和时间的迅猛。
再后来，与朋友两度登临焉支山。一次是盛夏，牧歌之上，山地浩荡，峰峦迭起。匍匐的青草在无声流水的周遭蓬勃，青翠、柔软得令人心疼。站在任何一座山丘上，极目远望，浑圆的苍穹澄碧如洗，不断飞临的鹰隼发出骄傲、嘹亮的叫声；犹如岩石的羊群，在生死间咩咩而鸣。放养它们的人穿着厚厚的大氅，细线一样的辫梢刀锋一样晃动。
一次是初秋，满山的油菜花黄得铺天盖地，置身其中，就像瞬间跌落在黄金堆砌的梦境。笨拙的旱獭在草丛中奔跑，响亮的云雀一次次把闷头采蘑菇的妇女惊醒。激烈鼓荡风中，耳边一次次响起匈奴古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这歌声有着无尽的悲怆力量，令人不自觉地想起那些曾经在焉支山上纵马奔腾、蹲在牛马胯下挤弄奶水、骑羊射箭、在马背、草丛和雪窝中端坐、抬头望天等典型的匈奴生存风景。
晚上，在一位诗人朋友的书房，我做了一个梦：一个背挎长刀，骑马射箭的人，从一片松树林疾驰而来，马蹄溅起黑泥，一边弯弓射击，嗖嗖的响箭穿过透明的空气……醒来，夜幕漆黑，从焉支山吹来的风灌入窗棂，歌声一样浇澈灵魂。
随手拉了稿纸，我在诗歌中写道：“焉支焉支。小小的匈奴/佩戴焉支的匈奴，风中的闪失/没有人的深夜，羊皮，帐篷和松脂灯/单于那挂马鞭，长过了黎明//似乎是一些赤身的孩子，在马背上/在草尖上，弯弓射箭。他们的叫声和呼喊在骨头里面/然后看见刀鋋和血腥，饮马的河边/纵容的匈奴，携带箭簇、女人、烈酒和胭脂/在突然的风中，沿着雪花的方向/战争。饮酒。做爱。衰老。不知所终。”
匈奴，这是一支饱含苍狼习性、掠夺和杀伐欲望的远古民族，他们在今天的蒙古高原艰难生存、崛起、强盛和败退、乃至消亡，他们的历史就像整个人类的命运，在马蹄和长刀、鸣镝和木车轮番倾轧的高原上，所有的事实都被时间淘洗成了乌有的传说、甚至在不存在的、空气中凝固的雕像。
在内心，在灵魂，我想我一定与匈奴有着某种联系，它不直接，却若隐若现；它无证见，但与我有着神启般的辉映。匈奴人的苍狼习性是群体性的孤傲之诗。夜里，在空旷的河西走廊，四边都是寂静，风中的尘土打疼脸庞。众多的坟冢、墓碑之下，沉睡的不仅仅是当世之人，更多的骨殖和灵魂下面，还是骨殖和灵魂，在不知不觉间，成为遗忘的战利品。
在蒙古高原和河西走廊的每一处，我几乎都能从嗅觉甚至灵魂中找到属于匈奴的气息，甚或触摸到他们的勃勃心跳。但在前人笔墨下，匈奴始终透着一股“被记述”和“被偷窥”的轻蔑与妄断——司马迁却是一个例外，《匈奴列传》摒弃了作为当时的先进文化持有者的优越感，从低处或者对面，记述了自淳维至且鞮侯单于时期的匈奴历史。它是早期汉文化与草原游牧文明的一次自觉比对和映照。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司马迁），这种说法似乎更贴近匈奴起源事实。至于黄帝战蚩尤时的“趁机南侵的荤粥”，可能是斯时生活在今河北与山西交界地带的另一支游牧部落。
设若司马迁的记载准确无误，那么，在纪元前1600年左右，作为夏桀子孙的淳维及其族众流徙北野、繁衍生存的历程，在今天，很难被猜想出来，由此也可推断，以美色祸乱国家的一代妖后妺喜，也应当与匈奴先祖有着密切的关系。“鸣条之战”后，夏桀被汤放逐南巢，“三年而亡。”其子率众北徙，在今宁夏银川及中卫一带安顿下来。
在匈奴这段历史当中，有两个人的身世和故事扑朔迷离、匪夷所思。其一便是《列女传》“美于色，薄于德，乱淫无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剑戴冠”的妺喜，这个以奇技淫巧乱夏朝纲，令夏桀倾全国之力，造倾宫瑶台与酒池，供其淫乐的“孽嬖”。出身一定曲折离奇，且充满玄幻意味。
如果再将妺喜与匈奴一而贯之的苍狼习性联系起来，《魏书·高车传》“俗云单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国人以为神。单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将以与天。’乃与国北无人之地，筑高台，置二女其上。曰‘请天自迎之。’经三年，其母欲迎之，单于曰：‘不可，未彻之间耳。’复一年，乃有一老狼昼夜守台嗥呼。因穿台下为空穴，经久不去。其小女曰：‘吾父处我于此，欲以与天，而今狼来，或是神物。’遂将下就之。”的记载，即是妺喜与早期匈奴密切相关的又一佐证。
另一个是“淳维”。作为夏朝合法继承人，在国破之际黯然率众北走，在亘古荒蛮的塞外之地，若非强力武功，智慧谋略，一个破落的亡国太子，何以能在汤之势力外围，酷烈荒蛮之地引众而生，不至灭绝，且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恢复元气，并频频兵犯旧国、攻杀掠夺，参与中原王朝的政权更替呢？
可惜的是，因为“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淳维到头曼，一千多年的匈奴历史，从来没被详细记载过。若再联系匈奴“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的传统习俗——那么，妖后妺喜与先祖淳维之间，肯定不会是一片空白——在早期蒙昧如初的蒙古高原，妺喜与淳维，一定一起演出过一场至今鲜为人知的传奇大戏。
苍茫无际的北部边疆，风吹万里，盐泽广袤，一支逃匿的部族，在艰绝的环境中生存发展，其情状一定丰富曲折，悲怆且又极其隐秘。后世之人，即使穷尽想象，也难以企及真相。
东周末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申侯联合犬戎（匈奴别支），在临潼击杀周幽王和褒姒，拥立太子宜臼为周平王；重耳在晋，为求平安，与周边夷狄通商、通婚。匈奴四处掳掠侵犯，唯有秦昭襄王、燕国秦开、赵武灵王、李牧等雄主名将之成功击退。公元前216年，头曼为匈奴单于时代，将兵袭击和掳掠秦之代郡、云中、陇西、五原等地。次年2月，秦始皇令蒙恬将兵三十万出塞，以潮水之势，鲸吞匈奴。头曼不敌，引众后撤千余里。秦国迅速移民屯边，修筑亭障和围墙，将匈奴之地开垦成“坚实的移民区”。
李牧的命运似乎更牵动人心、令人惋惜。这一位样貌丑陋，于匈奴地长大，深有谋略的“战神”，对匈作战时采取的“高墙坚壁，不令所获”战略，在很大程度上为赵国积蓄了充分的战争储备。其一战而退匈奴十万，最终却被秦军“反间”，被赵幽穆王赐死的命运，至今叫人唏嘘长叹。
秦匈之战中，将军蒙恬的命运最值得怀疑和虚构。按常理，一个智谋过人、志气勇决的将军，在始皇帝驾崩，太子扶苏自杀之后，绝不可能就此成擒，回到咸阳，被迫“吞药自杀”。按我一厢情愿的想法，斯时，蒙恬一定趁人不注意，携扶苏尸首远遁塞外，避于漠野，且与匈奴及冒顿单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此，最有力的证据是，从冒顿“鸣镝弑父”“马踏东胡”“击逐大月氏”“白登山围困刘邦三十万大军”“经略西域”等一系列非凡武功作为中，依稀可以看到蒙恬谋略的影子。
将匈奴带入鼎盛时代的冒顿，其武功作为，乃至对匈奴后世影响，似乎是成吉思汗的前世景象的翻版。两者时隔一千多年，但并不影响这两位“蒙古高原一代天骄”命运重叠和相互映照。其被质于大月氏而“盗其善马，骑之亡归”，乃至“鸣镝弑父”后的一系列非凡作为，不仅惊心动魄，充满传奇，且留给人巨大的想象空间。
刘邦和吕雉，与冒顿显然不是一个重量级的选手。假使汉武帝生在冒顿时代，卫青与霍去病，乃至其将领们，面对的敌人不是匈奴的军臣和伊稚斜单于，而是冒顿，那么，发生在公元前200至100年间的汉匈战争不仅会更加精彩、残酷和暴力，且结局也会大出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