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作家叶丁，时任创作委员会主任，本来是江西一所大学的教授，1953年调来中南作协搞专业创作，不料他的家乡江西鹰潭也来信检举他是暗藏的特务。他与吉学沛住在一个房间，关系还很好，当天夜里服大量安眠药“睡”过去了。而史玉樵被逮捕之后的情况，我不好问他。1979年平反后，在武汉师范学院汉口分部当过《学报》编辑，又到湖北作家协会《文学志》做编撰，后来任湖北省文联图书编辑部作品编辑室主任，评上副编审职称。新中国成立之初，出版过《推车路会》、《向阳人家》、《亲家会》小册子，编着《中南兄弟民歌选》。
“太史公”啊，你一去就将你一生的经历、一生的苦难带走了，谁来为你“列传”呢？
也曾是风流倜傥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文联大院有一个风景点，进了大门，你会看到一位蹲在墙角里不断抽烟的老人，从面相从穿着，会以为是从农村到省城上访而摸错了门楼的庄稼汉，一位无依无靠的老瘝夫。他抽的是没有过虑嘴的劣质烟，一支烟快完了，就将另一支烟卷捏一捏，在指甲盖上厾一厾，空出一截，将还未抽完的一支插进去，送进嘴唇接着抽，一支一支地接力，耗烟卷而省火柴。无论怎么你也想不到他是个作家，是个诗人。他面色黝黑，肯定还是洗过脸的，却给人以没洗过的感觉；他肯定不缺衣服换洗，大概换得不勤；他成天蹲在那儿，从不主动跟人拉呱，别人也很少跟他说话，他偶尔说话烟卷也粘在嘴皮上，嘴唇动而烟卷不掉。有时我递给他一支烟，这才能跟说几句闲话，我有意避开诗，也讳言生理卫生。他的脑袋不可能是一片空白，肯定在观察，也有思索，但不知他在想些什么，说他在构思新作吧，但却很少写出来，也不见发表。我一直以为他是河南人，他去世后我才知道他是江苏如东人。
他住在八号楼，与他的儿子一人一个房间，也各人吃各人的饭。他儿子的行为做派与他完全不同，穿着很讲究，在大院中最为体面，连收藏的书都是精装本，很是阔绰。吴烟痕于2000年去世，他儿子送我一册编印的很像样的《吴烟痕诗选》，使我得以读到吴烟痕的诗作。
1951年3月，吴烟痕就在《长江文艺》发表诗《山歌》了，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江汉军区宣传部干事、湖北省文联秘书、中南作协、中国作协武汉分会、湖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出版过《黎明的钟声》、《峡谷灯火》、《三门峡诗抄》等诗集。
2009年5月，我们省文联的离退休老干部到绍兴、溪口、普陀山一带旅游，在普陀山的东海之滨，我和涂宗文不知怎么一谈就谈到了《长江日报》的记者张英，我问她是怎么嫁给吴烟痕的，老涂说，吴烟痕年轻时也是风流倜傥，一表人才呀，解放初期在军区当宣传部干事时，挂着盒子枪，飒爽英姿，气宇轩昂，张英是组织上介绍给吴烟痕的。五十年代吴烟痕到三门峡深入生活，诗作迭出，名扬全国，并不是年老了这个样子。碧野给我谈戒烟时曾说，1964年文艺整风时，吴烟痕说他在丹江给工人递大前门的好烟是拉拢腐蚀无产阶级，碧野一气之下断然戒烟，说我不腐蚀工人了，更不腐蚀自己。
郑远志壮志未酬
文联、作协也从县委宣传部调来干部，郑远志就是一位。
郑远志是湖北洪湖人。1969年毕业于武汉师范学院，大约是我毕业出校，他才入学就读的。第二年就是“文革”，没有学到什么东西，毕业后就参军，在8233部队当上了创作员，转业到监利县文化馆任副馆长、监利县委宣传部通讯干事、秘书，后任监利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调进湖北省作家协会，先后任创联部副主任、文学创作室主任、文学院副院长。1994年夏天，他组织我们一行到钟祥市客店镇去辅导业余创作，给业余作者讲创作，郑远志硬要我也讲了一番。钟祥号称中国的中心，而客店镇又是钟祥市的中心，有长途汽车从武汉直达客店，到了客店，中国就在心中了。他领我们去参观葛粉的精加工，去游览黄仙洞，记得在洞门口，他与我和王维洲合影留念。我曾悄悄问他，来作协未必有在监利当宣传部长风光吧，他笑笑，不图那个风光，还不是想写点东西。然而他并不在作协所管的刊物上发表作品。他出版的散文集《赤土春色》、《洪湖岸边那片绿荫》，小说集《洪湖妹子》，报告文学《延华之路》，传记文学《共和国第一号烈士段德昌传》，作协的专业作家们并不知道，他也不张扬。他的戏剧剧本《柳直荀》、《沙市大爆破》，电视剧剧本《枪声再起》、《国宝即将拍卖》（上、下集）、《春天的后面》（6集）、《食为天》（20集），电视连续剧《枪声再起》获1989年中南六省（区）优秀电视剧二等奖，大型革命历史戏曲剧本《柳直荀》获湖北省会演优秀剧本奖，这些东西作家们都不关心。郑远志到省作协后，写了长篇纪实文学《1996湖北抗洪大纪实》、《真情——1998湖北赈灾纪实》等，他主编《湖北作家辞典》费了不少工夫，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2001年，我在北京印刷学院任教时给他打过电话。我当评委参与评奖时曾看过一本传记文学《从牧童到教授》，是写一位农业专家的，我在写《阳早寒春》的纪实文学时，曾翻阅我编发的写土壤学家侯光炯的传记文学《天高地厚》，还想看看《从牧童到教授》，多了解些农业专家的生活，便打电话问郑远志有没有，他很快将自己的一本给我寄来了。我感到郑远志的踏实和友好。是年寒假我回省文联，我想去还郑远志这本书，却听说他去世了！十分惋惜，他才54岁呀，身体也很健壮，怎么说走就走了呢？他弄文学的路还长着哩，郑远志的远大志向可能还未实现，有道是“壮志未酬誓不休”，他岂能瞑目？
只身苦行太行人
岳恒寿比田野小二十多岁，却比田野早一个多月去世，只活了62岁。
岳恒寿是山西平定人，生于1944年，参军入伍后，历任武汉军区、广州军区政治部创作员，转业至湖北省作家协会，任《长江》文学丛刊副主编、专业作家、文学院副院长。他是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的，着有长中短篇小说《娲魂》、《佛殇》、《归骚》、《跪乳》、《共处》、《百年之吻》、《“姜太公”钓鱼》、《那最后一只手臂》及短篇小说集《黑麻雀》，报告文学《洪流》、《簰洲湾的伤口》、《小岛对面是澳门》等。
作品曾获全国十佳中篇小说奖、《小说月报》第七届百花奖、《解放军文艺》奖、《长江文艺》奖和湖北省屈原文艺创作奖、文艺明星奖。
2008年12月17日岳恒寿因病治疗无效在武昌逝世，刘富道作挽联：
心守虎门，戎装情怀，只身独影，背井离乡，志在南疆碧波留翰墨；魂系太行，布衣品格，箪食瓢饮，呕心沥血，乐为北国黄土写春秋。
我是1987年春节期间在刘富道家里认识岳恒寿的，那时他们还在武汉军区创作组，已转业到我们编辑部的高子鲜，领我去刘富道家里喝酒，岳恒寿在场，刘富道和他还穿着军装。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部队里的作家，他们豪爽，善饮，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开起玩笑来毫无顾忌，喝酒我不是他们的对手，说起话来我是忠实听众。
后来他调到广州军区创作组去了，我去广州组稿，他们请我吃过饭，还拿回一篇写打击制造贩卖冰毒犯罪的稿子，发了。岳恒寿转业到湖北作协，在《长江》丛刊当副主编时，我有一篇小说《稀里哗啦》由他责编，他毫不客气地给我删了好多字，我拿他没办法。有一年评屈原文艺奖，岳恒寿报了中篇小说《跪乳》，首发在什么刊物我忘记了，我是在《新华文摘》上看到的，认真地读过，觉得好，评奖时又读了一遍，仍然觉得好，我们那个组对《跪乳》的评价很高，后来被授予屈原文艺奖。
岳恒寿得了肝癌后，很长时间他拗着不住院，后来住了一段时间又跑回家来，有一天在旧办公楼拐角处碰见他，谈起退休正副高津补贴总不发放的事儿，他义愤填膺，发出很激烈的言辞。我很心疼，岳恒寿可是优秀共产党员哪，省委组织部请他到恩施去，写出了后来被全国行政系统树立起一个先进典型的《远去的背山人》报告文学的人呀！
弥留之际，面相僵硬且脸色铁灰的岳恒寿上气不接下气地向前来探望的高晓晖做临终托付：希望他做业已编成中篇小说集《跪乳》的责任编辑，并为之作序。与他遗体告别时，听高子鲜诉说他病中的情景，我伤心地哭了，回家后向妻子说起他，又流了泪。这位苦行僧般的执着坚毅的作家，一生简朴，从未追求过物质享受，有时生活十分简单，而他的作品里的描写却十分细腻、精致，情感深厚，氛围丰润，语言十分讲究。真是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
《跪乳》2009年10月由长江出版社出版，卷首有高晓晖情真意切的序言。我向高晓晖要了一本，珍藏。
山村锣鼓敲起来
音乐家魏开泰住在七号楼。1984年秋天，年轻的省文联秘书长找到我和高晓晖、黄必顺三人合住的那间办公室，说要再加一个人。音协的魏开泰住得离文联比较远，年纪大了，中午不能回家休息，要在我们这个三人居里再加一张床，让魏老在这里睡个午觉，但实在挤不下，他没来，但我知道魏老了。
魏开泰是湖南长沙人，生于1915年，1934年毕业于长沙师范。1937年随大时代音乐社来汉口演出歌剧，随即考入上海美专音乐系，后因淞沪战争辍学，返湘后参加第九战区政治大队宣传队，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并在几所中学里任教。其间出版过创作歌曲集《出征歌集》、《思乡曲集》。1949年年底，唐亥和黄力丁到湖南将他找来参加湖北省文联的筹备工作，组建起湖北省文联文工团，由他担任业务指导。
1950年任湖北省文联音乐部副部长、文工团副团长、省教育学院教员，又与人合作出版歌曲集《朵朵红云》和歌剧《太平桥》。1952年至1967年任湖北省歌剧团团长，排练演出《王秀鸾》、《罗汉钱》，参与创作《一个志愿军的未婚妻》、《山村锣鼓》等大小歌剧十余部。《山村锣鼓》被随县花鼓剧团移植成花鼓戏的演出，我看过。但那时我不知是魏开泰的原作。省文联恢复建制后，魏开泰出任湖北音协副主席，1982年组织和参与创作《葛洲坝交响大合唱》。
我不知魏老是什么时候搬进七号楼住的，1988年4月他退休后，才发现他从七号楼进出。魏老身材高挑、硬朗，步子大，步伐快，沉默寡言，从没听见过他的歌唱。我遇见他，喊一声魏老，他总是笑眯眯的，自在而安逸。他不抽烟，不喝酒，也不打麻将，无不良嗜好，很少看病吃药，多次被评为健康老人，我看他要活一百多岁的，却于2005年3月4日逝世，享年90岁，仍是高寿。
宋远昭赋三潭瀑
住在我前面十号楼底层的宋远昭，比魏开泰小，却比他早走十年。
1987年夏，省文联组织机关职工赴应山县三潭风景区举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读书班。时值连日大雨，山洪暴发，一日傍晚，我们一群沿着溪流而上，前去观瀑，宋乔领着我们嘶吼着崔健才创作的摇滚曲《一无所有》，啊喝喝地反复唱“脚下的路在走，身边的水在流”，一直爬到杨公岭上，瞻仰了明朝忠臣杨涟的墓地和塑像，直到天黑才返回驻地，晚上还在楼房的平台上学跳交际舞。学习只是个由头，在三潭风景区避暑半月，是享清福，无多少收获，我也没有写游记之类的东西。次年4月，却在《长江文艺》上看见宋远昭发表的《三潭瀑赋》，令我眼睛一亮。此赋真是了得，描写三潭风景，摩状瀑布形色，抒发观瀑感受，刻画风云变幻，情景交融，气韵生动，灵巧典雅，不让古人，我很是喜欢，刮目相看宋远昭。
2008年我选编的《现代文言》一书由武汉出版社出版，从20世纪到21世纪初一百多年期间选取新文言139篇，将宋远昭的《三潭瀑赋》囊括其中。每篇篇末都要介绍作者，而宋远昭已去世几年了，湖北音协的年轻人弄不清楚他的身世，我在《今古传奇》的同事高子鲜爱与宋远昭一起喝酒，一起打牌，混得很熟，还参加过他的追悼会，我问老高，宋远昭是哪一年去世的，他也记不清了，更搞不清他是哪一年出生的，原籍何处。我只好问省文联人事部，人事部管干部档案的王华安，查阅了他的档案，才打电话对我说，宋远昭出生于1934年，原籍湖南花垣，是苗族，1957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音乐系，曾任《长江歌声》、《艺术与时代》编辑部主任，90年代评为编审职称。
直到去年，我才听到20世纪50年代与宋远昭同事的王侠老太太讲，宋远昭1957年被划为右派，“文革”中又挨整，日子很不好过，特别是清理阶级队伍时，他在武汉外国语学校教书的夫人，被诬陷为写了反动标语的现行反革命，专案组设圈套，让她几岁的小女儿揭发批斗她，宋夫人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十分悲惨。令人扼腕叹息。王侠解放初期，就学于西安音乐学院，女高音唱得很出色，还未毕业就抽调到赴朝慰问团参加演出，回国后，分配到中南人民艺术剧院唱女高音，后因听力下降，影响歌唱，调到中南文联音乐家协会，1960年属于中南文联领导的作协、美协、剧协、音协合并成湖北省文联，“文革”中解散，恢复建制后，王侠在湖北音协参加全国音乐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知道许多音乐家划成右派后的悲惨故事，有位记者给她一支录音笔，让她讲出来，留下来。2006年，早已退休的王侠剪起纸来，剪出了许多惟妙惟肖的人物、动物、植物和风景风俗作品来，前不久我去看了她的剪纸作品，动员她参加在福州举办的海峡文人剪纸邀请展，不知届时她去也不去。
蒋公毕竟是书生
2007年8月27日下午，我从三楼下到二楼时，看见楼下空地上摆着花圈，飘带上有“蒋敬生先生千古”字样，我忙转身回家告诉妻子“蒋先生走了！”她本躺在沙发上，一下子坐起来，惊愕地反问：“蒋先生走了？”我说是，外面已摆着花圈。
蒋先生，名蒋敬生，字德炎，1921年出生于项城市范集乡蒋寨村。1949年参军，先后在部队和地方从事文艺创作和曲艺理论研究，担任过《湖北文艺》编辑组长，1980年年初参与创办《今古传奇》，并任副主编，主持刊物编辑工作十余年。他执编期间以四六骈文写《内容提要》刊于每期卷首，受到读者喜爱。着有《田老汉》、《他没有残疾》、《林祥谦》、《南包公》、《石破天惊》等说唱作品和理论着作《传奇大书艺术》，退休后出版长篇章回小说《鸳鸯绣》、《草莽侠影》、《红泪宝刀》、《禁城黄昏》及笔记《江湖十八怪》等。蒋先生是省曲艺团的人，是省文化厅管的干部，在那边评职称是一级编剧。
我是1984年夏开始与蒋先生共事的，他是副主编，我是编辑，文联党组要我当作品组长，我不愿当，是蒋先生动员我接受的。他从昙华林搬进省文联11号楼时，我和他门对门的住过多年，经常互相串门，有时停电了，我们坐在黑暗中，一聊半夜。我的小女儿上小学时，有时放学了，我们不在家，她不能进门，就到蒋奶奶家玩。
我叫妻子去扯七尺白布。回忆往事，我拟了一副挽联：
曲里技艺，革新曲艺，从艺献艺；书中人生，通雅书生，敬生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