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读觉得清新，再读读出痛切。这说明田野的清新不是浅薄，不是浮泛，不是闲适，不是平淡，它的清新之中蕴含着深沉、厚重、缠绵和肃穆，而用痛切来囊括来涵盖。汪曾祺先生曾说“小说就是回忆”，读了田野的诗，我想仿制一句“诗就是思念”。思念是感情的培养基，是感情的积蓄、沉淀、浓缩、凝聚和升华。
1993年，我出版散文随笔集《人生的讲究》，送田野指教，他写了篇《罗维扬的“谈话风”》的评论发表在《湖北日报》的东湖副刊上，将我与钱歌川比附，他为我定的这个调子，被不少文友认同。
田野1988年离休，就在家里读书，很少写作了，有段时间我请他为《今古传奇》看三校，他校得很认真，我再看清样时几乎发现不了什么错误。后来他得了帕金森综合症，在医院住了很长时间，后来就躺在家里的睡椅上不能动弹了，眼球转动有障碍，听力下降，言语不清。得亏他的夫人刘老师细心服侍，我跟他说话，都得由刘老师“翻译”。
2009年元月5日田野辞世，当时我正在编撰《长江文艺志》，要为已故作者每人编一个小传，田野赶上了最后一条。他是四川成都人，原名雷观成，大学毕业后，1946年前往台湾，在一家航业公司的海轮上当水手，又在学校任教和在洋行任职，1956年只身由台湾经香港进深圳回到大陆，先后在《湖北文艺》、《桥》、《长江文艺》、《长江》丛刊做编辑。他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写作，出版过几本诗集、散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挂在树梢上的风筝》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
我认识阳云比认识田野晚一年，第一次去见阳云，他是在《长江》丛刊当编辑，负责散文的审读和发稿。1987年，我送一篇《镜子》稿请他看看。过了个把月，我去听他的意见，他没头没脑地将我训斥一顿，说我是逼命。我说是向您请教，并非一定要您发表不可。算是领教了阳云的厉害，后来听说他是喝了酒，遇到我这个不速之客，酒脾气便发泄到我身上了。我没有见怪，他是个耿直而和善的老人。我将《镜子》寄到《奔流》，很快发表了，阳云又怪我怎么就等不得呢？
他离休后，我每年去看望他时他都在读书，愈老愈显书卷气。我编《长江文艺志》时，去访问阳云，他的夫人林焰还为我找出了中原大学的纪念册，我看了，才有把握地写上“1948年7月15日，中共中央中原局办公厅发出《通知》：中原局已决定开办中原大学，由陈毅同志为该校筹委会主任，张际春为副主任”。而《长江文艺》就是1949年5月，在中原大学由中原文协筹委会下设的编审委员会决定创办的，刊名为《中原文艺》，创刊号在郑州出版时改为《长江文艺》，25开本。1950年年初，阳云的小说《牛车挡不住火车》在《长江文艺》第二期上发表，署名羊翚。阳云和林焰是湖北文学界的老人手。林焰1957年被划成右派，是活天冤枉，她那时才从广西采风回来，作为积极分子去上武汉市委党校，只是在别人写的一份大字报上签了个名字，签名的人很多，她却被划入了右派行列。
阳云从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写诗，后来又写小说，而以散文写得最好。阳云散文的情绪、节奏、语感有如屠格列夫的《猎人笔记》，这种文风似乎中国文坛无人与他媲美。阳云的散文是诗意散文。多次交谈，阳云都流露出他对徐迟的崇敬和深情，他深谙徐迟的诗人气质。当我读到阳云1991年发表在《三峡文学》上的散文《老人与婴儿》，十分佩服，便写了篇评论《融睿智于天真》也发表在《三峡文学》上，我说“羊翚写小说散文都是用的散文诗语言，语句活脱，段落小，显出一种‘腾细浪’、‘走泥丸’的动感和摇曳多姿绰约风骚的语态。行文中留有许多空白，有许多跳跃，使我想起高尔基对契诃夫小说的评论，把语言随意地丢来丢去。”又说：“羊翚的语言是活的，是有机的整体，不在于某个局部的精致，而是汪曾祺所说的，像一棵树，拉动任何一个枝条，整棵树的枝叶都摇动起来。”阳云看了，说我是理解他的。
阳云的同胞兄弟覃子豪与他长久分离，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上海外滩的一张长椅上，后来覃子豪去了台湾，成了着名诗人。1967年一位诗人托着覃子豪的骨灰盒，面对茫茫的海峡，让他寻觅故土，其遗言是“我们受过历史的苦，也尝到了今天的蜜”。阳云1987年写道：“我们是兄弟，就像天上的星星，互相追逐，期待相会。”“你来了，昨夜走进我的梦：我们都返回了童年，围绕在母亲的膝前嬉戏。当我还在玩积木时，你已学会了唱歌，用歌声讨得母亲的欢喜——”
阳云生于1924年，是四川广汉人，原名覃锡之，肄业于成都燕京大学，参加芦甸、杜谷等人组织的平原诗社，并结识了诗垦地社的曾卓。1945年到中原解放区参加革命，1949年6月随中原大学南下，任中南文艺学院文学系文艺理论教研组教员。
阳云已离休多年，现在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春节时我得再去看看他。正月初三给他女儿打电话，传达了我对阳云、林焰的问候，得知两位老人现住在他女婿在公务员小区新买的房子里，请了两个保姆伺候，有老年痴呆症状，已不认识人了。
曾德厚是豪放派
曾德厚不是文联、作协的人，但他住在这个院子里，是院子的女婿。
我认识曾德厚时，他已从《芳草》编辑部调往湖北电视台，在电视剧制作中心做编剧。1986年他给我寄了一部写黄兴的长篇小说稿，我约他参加在厦门鼓浪屿举办的笔会，回来后刊登了《铁血大丈夫》的上半部，他预感将被副主编蒋先生“腰斩”，便请我们几位编辑到他家吃了一顿饭。那时他住在汉口洞庭街背后的一栋老房子里，里面似乎还有壁炉，大概是江汉路老租界的别墅。他的夫人是省五金公司的一个经理，一位很能干的女人。
1992年秋天，我们在湖北日报招待所开了一次武汉地区作者的组稿会，曾德厚应邀参加。有天晚饭后，我回省文联，他跟我一起，说要拜访一位老同学，我好生奇怪，你是重庆人，文联有你什么老同学呢？他一说，我笑了，原来是她。他去拜访，我就回家睡觉了。
曾德厚小我三岁，不知他是什么时候从天津铁路材料专业学校毕业，又是怎么到武汉的，大概因创作成绩突出，后来还上过鲁迅文学院。他的《台海逐寇记》被团中央评为“全国优秀读物”，中篇小说《有意无意之间》获《当代》优秀文学作品奖，电视连续剧《黄兴》获中南地区金帆一等奖和优秀编剧奖。
尽管他请我们去他家吃过一顿饭，他的《铁血大丈夫》已由工人出版社出版，虽是另一个稿本，其下半部仍被蒋先生“腰斩”，未予发表。作为责任编辑，也颇遗憾，1995年我将工人出版社的那个稿本，推荐给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了《黄兴》的竖排繁体字本。从香港寄书来得从武汉海关进口，还得交钱才取得出来。曾德厚得了一万元港币的稿酬，他送我一千元表示感谢，推辞不了，到他来我们文联结婚时，我送了八百元的人民币作为贺礼，算是回谢吧。后来，曾德厚又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口琴与匕首：卡尔逊传》，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秋鉴湖女侠》、《宋教仁护法先驱》。本是他写的，却署上夫妻俩的名字，可能是出于发稿费少扣点税的考虑。
从曾德厚的写作题材到写作风格，我认为他是豪放派，长于描写血与火的斗争，铺排大场面，刻画硬汉子，文字也洒脱，有阳刚之气，但他也有柔情诗意的文字，如短篇小说《遗留在西子湖畔的诗》。他的电视连续剧《黄兴》公映之前，请我去电视台参加审片预演，一天之内看那么多集，头都麻了，开研讨会时我没有发言。
他多次为住房问题伤脑筋，有好几年都在为换房钻营，懂得许多潜规则，成了换房行家，多次鼓吹要写《金窝·银窝·草窝》，开始是说写长篇小说，后来又说要拍电视连续剧，但未见问世，他就走了。
有一次湖北电视台在汉阳九真山拍摄基地举办文学活动，请了省市文学界一百多人，我也忝列其中。那个基地也想做房地产，筹建一批避暑的小别墅，曾德厚做我的工作，要我们刊物也投资盖几栋，这种事我不能当家做主，便不了了之。
他走得很突然，据说是打了一夜麻将，清早才回家，突发脑充血，一下子就去世了，时在1996年。德厚兄的婚变是他的自由，后来成立什么公司，搞什么基地，又要发行股票，赚了点钱又赌博，多折腾，少安宁，才华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就告别了文坛。死者长已矣，生者多叹息。
我的同事何忠华，20世纪90年代初与曾德厚结为伉俪。忠华女士是曲艺表演艺术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湖北小曲这一曲种的公认传承人。去年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年，何忠华联名出版了曾德厚的遗着《辛亥风云》长篇小说（珠海出版社2011年6月版），这也是代表文友们对德厚兄亡灵的最好纪念。
英年早逝叹何帆
我认识何帆时，他在湖北音协编《长虹》，我在湖北曲协编《今古传奇》，都是写诗又写歌词，都是从县里来的，不乏亲切感。
何帆在“文革”中开始写作，“文革”后期的政治抒情诗入选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诗选集《十月的烈火》。享此殊荣的湖北作者有两位，一是京山的他，二是新洲的龚益明。何帆是与张抗抗同时涌现的知青作家。1985年春，湖北省文联和湖北作家协会分家，何帆从音协转到作协，在《长江》丛刊当编辑，我随《今古传奇》留在文联。1985年秋我在上海至厦门的轮船上写的歌词《世界》，就发表在他创办的《长虹》上。后来经广西曲作家竽笙谱曲，又组织演唱，获得了广西自治区政府文艺奖铜鼓奖，又获得中央电视台和中国音协八单位的南方杯少儿创作歌曲奖。1993年正月初一，我在房县岳母家看电视，正在展播全国优秀少儿歌曲音乐电视，荧屏下方有移动的字幕，看着看着，我的内弟一下子叫起来，“世界，词罗维扬”，我看到我的名字，它就跑走了。由此我想起了何帆和他编的《长虹》。
1986年4月，何帆被任命为《长江》丛刊副主编。他没住进文联大院，一直住在大东门拐角处的楼房里。90年代中期他患上癌症，就病休了，但仍然很乐观，很活跃，在文联大院里传为美谈。我的岳母得了胃癌，为打听医治癌症的途径和方法，我专门找到大东门何帆家里去，跟他谈癌症，谈写诗作词，谈书刊经营。得知他的哥哥是武汉最早的书商之一，80年代初期做了一本《妈妈教我学唐诗》，发行几百万册，赚了不少钱。我想，一定是何帆出的点子，也许就是何帆编的。我的岳母的胃癌在房县医治没起多大作用，就请教何帆指点迷津，他介绍我领岳母到长江大桥武昌桥头堡上游沿江的一条街上的一间私人诊所去看，吃中药，给我写了门牌号码、医生姓名，我便领岳母找到了那个诊所，请医生开了单子。没隔多久，我领岳母到汉口新华路一家老中医的私人诊所里求医，又遇到了何帆，只见他精神很好，情绪高昂，没病似的，跟我大谈他组织武汉知青艺术团，正筹措纪念上山下乡多少周年演出的事儿，这个何帆哪，真神！我的岳母回房县后，坚持吃皂角树刺煮鸭蛋的偏方多年，还不断地注射什么药物，活到2007年才去世，而同是患癌症的何帆1999年就走了。他活了51岁，实属英年早逝。湖北文坛英年早逝的作家有王振武（1939-1987）、姜天民（1952-1990）、饶庆年（1946-1995），还有《芳草》的编辑戴绍泰，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刘森辉。这些英年早逝的作家，不是天才，就是痴迷于文艺玩命搞创作的人。
何帆是武汉人，小我六岁。他作为知青下放到京山生活了十年，1978年春就读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算是我的“文革”后校友。何帆任《长江》丛刊副主编时，分管发行和经营搞开发，由纯文学变为“多种文学”，他还编了不少书，与人合作选编的《现代小说题材与技巧——当代外国着名小说家访问记》，是一本对作家创作有指导意义的好书，选了威廉·福克纳、厄内斯特·海明威、索尔·贝娄、格雷厄姆·格林、加西亚·马尔克斯等20位世界一流小说家的创作谈。可惜这本书印刷装帧简陋，校对也不过关，后来我购得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4月第二次印刷的《世界着名作家访谈录》，比何帆的选编本好，翻开书就是《编者的话》，说“这本书起码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同类的书在国内这是第一本”，不是那回事，何帆选编的才是第一本。
2000年6日12日，湖北省作家协会和海南人民出版社主办诗人、作家、原《长江》副主编何帆逝世周年缅怀纪念会，出版并发行其三卷本文集《啼血的红杜鹃》和纪念文集《发往天国的问候》。
何帆个子不高，身材也不够壮实，但我感到他内心很强大。他是激情满怀的诗人，是视野开阔的期刊编辑，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可惜走早了，不然他还要写出好多好诗，编出好多好书。
史玉樵的鹤翔桩
我称史玉樵为“太史公”，他在省文联图编部编书时，就在《今古传奇》办公楼的二层，我在三层，有时到他们那儿串串门儿。图编部在省文联年轻秘书长的领导下，真出版过一些好书。后来搞出版业整顿，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在一些省文联设立的图书编辑部统统取消，老史也快退休了。他住我前面的8号楼底层，门前有个小院，小院里有葡萄架，收拾得清清爽爽，我到他家去玩过，喝过茶，谈些文坛轶事。他将《今古传奇》上发表的《玉娇龙》编成单行本上下册出版，发行八十万册，为图编部赚过钱，而后来再编《春雪瓶》出版就赶不上《玉娇龙》了。为《玉娇龙》和《春雪瓶》出单行本的事，远在辽宁的王度庐的夫人有意见，要打官司，老史从中周旋，至重庆找聂云岚商量，到沈阳安抚王度庐遗孀，才算平息。出这两种书，算是史玉樵晚年的一个亮点，也许他还做了别的事我不知道。
老史退休后，我每天在房后的阳台上，总看到他与老伴做鹤翔气功，比翼双飞。
两个瘦骨嶙峋的老人，伸出胳膊要像鹤一般飞翔，意到而形不到，我想，他是一辈子过得太苦了，练气功不就是为了延年益寿，多活几年享享清福吗？然人算不如天算，老伴先他而去，他身体也每况愈下，于1999年去世。我已借调到北京教书，假期里回武汉才听说。
2008年秋，我编撰《长江文艺志》时，才看到史玉樵1951年8月在《长江文艺》发表歌舞剧本《兄妹劳军》等作品。
史玉樵是湖北仙桃人，生于1924年，1950年10月毕业于中原大学文艺学院戏剧系，分配到中南文艺学院创作部工作，曾任中南作家协会创作员、《长江文艺》编辑，1955年肃反时，正开着会，从家乡来了公安人员，一双手铐将他铐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