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仁大学的学生宿舍是座二层小楼，楼梯都是木头的，宿舍内设备极简单，除了几张床就只有一张书桌了。住在宿舍的都是外省来北京读书的学生，且有些同学本是富家子弟，所以墙上会挂着几件西服，而室内有摆着几只皮箱。
受伤后的傅大哥没敢回家，头上包着纱布绷带躺在一位同学的床上，周围仍有七八个男女生，仍在愤愤不平地议论着今天发生的事。
有个同学说：“傅大哥，我看哪今天镇压群众还打人的八成就是东北军。”
另一个同学更气愤地应声：“对。这也算国军？见了日本人就跑，碰见爱国的就打，亏他们还是中国军人！”
我父亲冷静地反驳：“你们也不能偏激，断定打人的就是东北军，我听那些军警讲的不是东北话。”
第一个同学就不服气了：“嘿！陈同学，你是帮谁说话呢？没瞧见咱们傅大哥被打得冒血吗？”
傅大哥坐直身子说：“这没什么争的。应当总结我们这次活动组织的也有欠缺。”
另一个同学就说：“反正东北军也不是东西。丢失了国土，他们还有理啦？”
第一个同学就更来气了：“对嘛。住在天津的宣统皇上也跑到东北去了，东北不是大清朝的发源地嘛，这帮八旗子弟卖国还没卖够哇！”
只听一声清脆的女孩声音：“请你住口！”
随着这声音，原来默默地坐在另一张床沿上观听的一位女生站起身来，向前走了两步继续说：“即便宣统他卖国，也扯不上全中国的八旗子弟。就算打人的是东北军，也不能把罪名安到东三省人民头上！”
这第一个同学楞下神，才发问：“你是谁呀？你哪学校的呀？”
傅大哥忙解释道：“都误会了。这是我妹妹，傅增启，她高中刚毕业。”
我父亲赞赏地望了望那女孩，回头地接着说：“同学们，不是误会。这位傅大哥的妹妹说得对，卖国的叫汉奸，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败类。我就是满族人，按过去说就是八旗子弟，怎么能以民族划分爱国还是卖国呢？”
傅大哥的妹妹也大声地说：“对！我和哥哥傅增贤，也是满族，我们同样爱国，同样恨透了卖国贼！”
我父亲激动地跑到那女孩身边，热情地问：“你们家住哪儿？”
傅增启答：“菜园六条。”
我父亲更高兴了：“哎哟！我姥姥家也住六条。你们家哪个旗的？”
“镶白旗。”
“巧了，我们家是正白旗。”
这两人正对话间，另外一辅仁女生开玩笑地叫道：“哎！瞧瞧，大清灭亡了，人家八旗兄妹跑这儿团圆来了啊！”
顿时众人一阵哄笑，笑声未了时傅大哥说：“同学们！救亡运动是全民族的事。来！咱们商量一下打回老家去的下一篇吧！”
他的妹妹举一下手里的饭盒说：“哥，我是来给你送饭的。先吃点饭吧！”
新街口北大街我奶奶家那小院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惠华法师静心礼佛了，国军军官张中华也不再来了，我奶奶也就专心照料儿子的生活和学业了。
我奶奶不赞成我父亲参加学生运动，常教育他：“国家大事不是老百姓管得了的，安心读书奔自己的前程才是一辈子的大事。”
开始我父亲还和她辩论，说什么“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年轻人不参与兴亡大事，民族前途何在？”
我奶奶仍是坚定不移，多次教育儿子：“你记住，你阿玛要是不去管宫里头这一派，那一伙的争斗，那他就应当能活到现在，看你长大成人。现在这党那派的斗，还不是争权夺利？”
我父亲则表示他历来的政治态度：“我信奉张恨水先生的人生格言，君子群而不党。但是，国难当头，不去参加救亡运动就不是中国人了。”
我奶奶问：“就凭你们这些学生，救得了国吗？”
后来，我父亲就不在家里头谈政治了，在学校里照样跟着傅大哥等积极参加爱国救亡运动，只是同学间暗地流传的某人是何党何派等事他却从不关心，谁爱国就跟谁走。
今天的遭遇却非同寻常，从学校回家吃晚饭时，我父亲忍不住问我奶奶：“妈，您知道菜园六条住的姓傅那家人吗？镶白旗的。”
我奶奶笑笑，马上就回答：“老傅家呀，就在你舅舅家借壁儿，是个好人家儿呀。老家儿是印刷工人，有一儿一女，儿子上大学，闺女也让读了书。他们家和你姥爷家算世交呢！”
我父亲听罢，不由地赞叹：“噢，我说呀，傅大哥他妹妹那么聪明，难怪呀。”
我奶奶却听到心里去了，认真地问：“你认识老傅家闺女啦？”我父亲照实就说：“傅增启嘛，高中毕业了。她倒真是特懂道理的女孩啊。”
我奶奶手拍大腿，大喜过望地说：“好哇好哇！儿子，你有眼力劲啊！老傅家那闺女，长得水灵，有家教，知书达理，我可早就瞧上啦！这下好了！妈心里也踏实了。你不是讲自由吗？行。可咱旗人的老理儿得听妈的呀！”
我父亲一时没弄明白，就傻傻地问：“妈，您说的什么呀？”
我奶奶仍沉浸在自己的设想中，自言自语着：“让三姑六婆保媒是汉人的讲究，咱们旗人是请大媒。你妈娘家舅舅杨秉坤留过洋，当大媒是够格的啦。过门帖呢？咱们家祖上也算三品、四品的，老傅家不会挑眼的……”
我父亲听着听着忽然明白过来，就急忙问：“您是提傅大哥他妹妹？我们还不熟哇。”
我奶奶大笑：“哈哈哈！难得哟！我看你是愿意啦？”
我父亲脸红了，低声说：“就见过一面。”
我奶奶却捏着手指头叨念：“白马怕青牛，羊鼠一旦休；金鸡躲玉犬，免龙不到头；蛇虎如刀错，猪猴婚成愁。哎，增启那姑娘属什么呀？”
我父亲摇下头：“不知道。”
我奶奶便说：“不是十八，就是十九了。我来办，先找有能耐的先生按属相合合婚吧。命里有哇，就是上上婚哪！”
“呯呯呯”地响起了敲门声，小院门外有妇女却操公鸭嗓音喊：“杨婶！哎，杨婶，开门哪！躲着不见不行啊！”
我父亲忙问：“妈，这是谁呀？”
我奶奶忙起身，迈着屋门时回头对我父亲说：“回你屋看书去！你别管啊。”
她走到院门，拉开门栓，门就被人从外头推开了，差点撞着我奶奶的脸。小院门外站着一个北京俗称“缩脖坛子”类身材的胖女人，见我奶奶劈头盖脸就是一句：“怎么着？躲我就行啦？你想拖到哪天啊？”
我奶奶赔着笑脸对那胖女人说：“大妹子，我不是躲，我不是……不是白天都有事嘛。您再容我几天，倒过手来我立马按数交给您。”
胖女人并不领情，仍是口气挺硬地说：“没门儿啦！杨婶，这眼瞅着你就拖了快一个月了，没这么办事的吧。”
我奶奶低声下气地乞求：“大妹子，街里街坊的，我也不是那赖账的人，是吧？您容我几天？”
这时，我父亲在屋里听不下去了，已经走到小院门口问：“妈，怎么回事？”
我奶奶回身推他，边推边说：“回屋看书去！没你的事儿。”
胖女人却讥讽地说：“嗬，这供得起儿子念大学，交不起房钱，你亏心不亏心哪？”
我奶奶赶紧掩饰地说：“两码子事。”
回头对我父亲一声吼：“回屋去！”
我父亲不依，却问那胖女人：“请问，您找我妈妈什么事？”
胖女人挺傲气地一仰头：“我？房东，来收房钱。你们家都拖了快一个月了，整天还躲着我，这房子到底还想不想住哇？”
没容我奶奶和我父亲回答，院门外头响起一男人的声音：“住！谁说不住了。”接着闪身出现的是金贵。金贵仍是身穿羊皮坎肩，头戴顶毡帽，脚上是双长筒皮靴，肩膀上却扛着个麻袋包。只见金贵随手扔下麻袋包，脚一弯手一屈行了个旗人“武架子安”，冲我奶奶道一声：“大奶奶您吉祥！”
胖女人并不买账，反而对着金贵说：“嘿！你哪个庙的呀？念哪路经啊？挡横儿怎么着？姑奶奶我只认钱不认扛大包儿的啊。”
金贵冷笑一声，就反问：“说吧，多少钱？”胖女人马上回答：“现大洋十块。这是去年一年的房钱，已经拖了这十来天的我还没算进去呢。”
金贵从怀里掏出羊皮小钱袋，“哗”地一声将钱倒在手掌上，数数就全都递到胖女人面前，平静地说：“你数数，二十五块。去年的十块给你，另外十五块我先替大奶奶交一年半的吧。数清楚喽，不够找我！”
我奶奶忙喊：“不用！金贵，我会交她的。”
金贵笑着说：“大奶奶，您别管。”
又对胖女人说：“数完了吗？以后，差了房钱找我，我叫金贵，就是海淀货栈的，跑不了！”
胖女人数完钱，喜笑颜开地对我奶奶说：“杨婶，你还有这么仗义的小辈儿呀！房子，你放心住着啊！我没事儿啦，回见啊！”
我父亲这才有机会叫了一声：“金贵哥！”
我奶奶忙唤道：“金贵儿，赶紧屋里喝茶去。”
金贵俯身去提那麻袋包时，我奶奶问：“这是什么呀，挺沉的。”
金贵说：“我们刚从口外回来，这是今年的新小米儿，给您尝尝呗。”
我奶奶就说：“安儿，快帮你金贵儿哥拿呀。”
金贵笑笑：“安少爷可拿不动。”
说罢，手提麻袋就落在肩上，大步流星朝屋里走去。
在我父亲将一杯热茶递给金贵时，我奶奶开口问道：“金贵儿，你和你兄弟金顺儿的买卖还行吧？”
金贵哼了一声，想想才说：“不瞒您说，大奶奶，靠您当年给我们的安家费，离开崇老爷府上后，再苦再累咱没松过劲儿，确实有过几年好日子。我们兄弟俩，从来也没忘大奶奶您的恩德！”
我奶奶忙说：“别提当年的旧事儿啦。再说，跟着崇老爷多年的人，谁拿的都是血汗钱，应该得的。”
金贵却说：“可不能这么说。大奶奶，就是在各王爷府当下人、丫头、老妈子的，我们也都见过，主子能把他们当人看的都是少数。我们算福气好，跟了崇老爷，老爷走了又有大奶奶您，这恩这情不能忘！”
我父亲几次想插嘴没机会，这时抽空就直接问：“金贵哥，你刚从口外回来，那边情况怎么样？有日本人了吗？”
金贵有些丧气，也带点愤恨地说：“别提了，这趟口外跑的真是算九死一生啊！出了北京没多远，让人觉得好像就是日本人的天下了。说实话，这条线直到张家口，也有咱中国军队，可怎么就没有人家日本大兵硬气呀？这帮鬼子呀，还有不少汉奸帮他们的忙，说是防共、查八路，想查谁查谁，想打谁就打谁，说没收就没收，要抓人就抓人。真不像是咱中国地界了。”
我奶奶急忙问：“那你和顺子没遇上危险吧？”
金贵叹口气，才回答：“出去的时候我留了个心眼，八峰骆驼只带了五峰，这不，最后回到北京的，就剩我和金顺骑的两峰了。口外呀，去不成啰！”
我父亲问：“怎么回事儿？是日本人吗？”
金贵懊恼地：“不想提了。日本人、汉奸都是他妈的王八蛋！货没了，骆驼被狗日的扣了，如果不是我们交了钱，恐怕也不能活着回来了。安少爷，你有文化，你说说是不是眼瞅着这日本人就要打到咱北京了？”
我父亲一时不好回答，想想才说：“中国人绝不当亡国奴！”
我奶奶指着摆在桌前的麻袋包说：“金贵儿啊，这小米是你们拿命换回来的，你让我说什么好哇！”
金贵正色道：“您别这么说。大奶奶，这是我们应该的。”
小柜子上的旧座钟“当、当、当”地敲响了，时针指向了晚八点。
金贵站起身来说：“时候不早了，大奶奶，我回啦。”
我奶奶忙挽留他：“平日里都忙，多坐会儿吧。”
我父亲忽然问了个谁都没想到的话题：“金贵哥，你们有我英子姐的消息吗？”
金贵睁大了眼，盯着我父亲看了片刻，才说：“少爷，你还记得那丫头？”
我父亲认真地回答：“当然了。十多年没见着，我可想英子姐了。”
金贵转脸朝我奶奶说：“大奶奶，您知道，我那不争气的兄弟顺子，到现在也没娶媳妇，不就是死等当年府上的丫头小英子嘛。”
我奶奶点点头，我父亲却说：“没错。这我都能猜得着。可英子姐呢？嫁人了么？”
金贵满脸苦恼，唉声叹气地说：“我不怕丢人，我那兄弟顺子真是一根筋呀。通州那么远，他跑了不知多少趟了，小英子她们家住的村子早就找着了。人家村里乡亲们都说了，小英子她爹得痨病死了，英子和她妈跑外地投奔亲戚去了。可顺子他不死心呐，十多年了，不管咱们有钱没钱，他是谁家闺女都不要，就等这个小英子。唉！命啊！”
我奶奶闪烁其辞地问：“那顺子他……他知道小英子当年的事吗？”
金贵听不懂，就反问：“什么事啊？”
我奶奶察觉失语，犹豫着：“就是，那回……”
我父亲抢先说：“被那混蛋赵五爷抢走那回事吧？那不是幸亏有惠华她爸给救回来了吗？”
我奶奶忙说：“对呀。宗月大法师啊，出家之前做了多少善事哟。”
金贵反倒宽慰我奶奶说：“大奶奶，您不用担心。只要小英子还活在世上，那顺子早迟能见上她。”
我奶奶合掌念声：“阿弥陀佛！佛祖，保佑他们吧！”
十八、
我总爱将我的故乡称为北京，不喜欢历史上几次更名“北平”，尽管此中的沿革是有缘由的。自明朝永乐十九年明成祖朱棣从南京迁都北上后，便定都北京，明清两代长达五百多年。
京腔、京韵、京戏、京俗成为一种优美传承，将京戏称为“平剧”几乎没有人接受过。无论时代怎样变迁，把北京人称为“天子脚下”的百姓已成习惯，而真正的北京老百姓，特别是民国之后北京八旗子弟的生活，却与天子不天子的毫无关系了。假如把偌大的北京市比喻成一片海洋，我奶奶家只是一粒微不足道的小沙子，而这粒小沙也应当有自己特殊的色彩与光芒。
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新京（长春）登基再当“儿皇帝”的消息传到北京，全市人民义愤填膺，万众声讨。在广大满族民众中，也引得骂声一片。
我姨姥爷宗月大法师在给徒弟们讲经时就当众明言：“法界净土，一尘不染。凡界恶徒，卖身求荣。我佛自有降魔法，多行不义必自毙！”
连我奶奶也骂道：“祖宗都卖了，民族大义都丢光了。当日本人的走狗，儿皇帝，狗屎都不如！”
我父亲和他的同学们就更不用说了，对卖国求荣的八旗子弟中的败类恨之入骨。伪“满洲国”的成立，激起了整个中华民族的义愤，爱国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在神州大地更加深入人心。
说来奇怪，在我父亲参加的游行、会议、演讲、抗议等学生运动各项活动中，他总是盼望着能够见到傅大哥的妹妹傅增启。如果这次活动她没来参加，自己心里便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失落感。
有一天，辅仁大学学生会组织爱国学生参加由北大、清华等高校召集的广场集会，由几位知名教授演讲痛斥伪“满洲国”的非法和阴谋，我父亲照例极积参加。这是一次近千学生和民众参加的大型集会，主席台上拉起的大横幅标语写的是“中华民族绝不承认日本扶持的满洲国”，与会发言者更是义愤激扬，引得全场呼声震天、掌声雷动。只是我父亲总是有一点心不在焉，老是走来走去地四处寻找着什么。
最后，再也忍不住就跑回本校学生们的队伍里找见傅增贤学兄问：“傅大哥，你，你妹妹来了吗？”
傅大哥正专心听台上教授的演讲，只是随便应了一声：“嗯”。
我父亲停了一会儿，等众人鼓掌时才大声又问：“傅大哥，你妹妹傅增启也来了？她们在哪儿呢？”
傅大哥这下听清楚了，疑惑地看看这位学弟，用手朝主席台那边一指：“在台子左边站着呢。她们没团体，挤着边儿上听呐。哎，你找她有事儿？”
我父亲忙说：“没事儿，随便问问。”
这时，轰轰烈烈的口号声响起，傅大哥也振臂高呼，我父亲边喊口号边走着又离开了辅仁大学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