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冬里的新保安蜷缩在灰暗与阴郁中，乌鸦哀叫着掠过天空，在寒风里像一片片树叶猝然脱离树枝。城里不少官兵仍然穿着入秋时换上的衣服，冷难挨，饿难挨。其实，三分饥寒，七分愁。思乡、厌战、求生……这些情绪拧成一股股冷雨寒风袭击着官兵们的心。
士兵们已经多日看不到家书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诗句无论放在何时何处，恐怕都不会比用它来形容此刻三十五军官兵的心情更恰如其分了。他们太思念家乡的一切了，妻室儿女、老爹老母日日夜夜都在他们的心里。谁都担心丧身在异乡，担心失去留在心中的那一点儿本来就可怜巴巴的团圆梦想。
夜深人静，叹息声常常从阴角里传出：“这样不阴不阳地困下去，还不是给我们每个人脖子上勒了一条绳子，迟早要把小命送在这儿的！”“或死或活，要我说就快一点儿，这种煎熬是慢刀子杀人。”“我是认透了，当官的不会管我们的，唉……”
一日，一封信飞进城，终于把这死水搅出一丝涟漪。
一〇一师师长冯梓接到这封信，还没拆，手就哆哆嗦嗦地颤起来。说不清楚为什么，反正他觉得这信有点儿不寻常，凶多吉少。
拆开一看，目瞪口呆。信是共军某部敌工部部长甄某写的。甄是他的老同学。冯梓不知道信是怎么被自己展开的，也弄不清自己是怎么看完信的，一切都是在朦朦胧胧、半知半觉的状态中进行的。信看完了，信纸装进了信皮，信皮装进了口袋里，他这才闭上眼睛，慢慢地回忆着信上的内容。
老同学先是深情地叙述他们在同窗苦读时那难忘的岁月：课堂上一起解题，睡觉前互相交心，放学之后郊外漫步。接着，他又指出当前全国战场的形势，人心向着中国共产党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蒋家王朝走向它自己掘起的坟墓也是无法挽救的命运。随后，写信人向老同学道出了心里话：“……恳切望你分清是非，弃暗投明，这是你与你的同事们当前最上策的一步棋。”老同学交待了解放军的政策：所有的包袱和负担你都可以丢开，我们既往不咎，保证优待，如果立有功劳，还会得到适当的安排。
冯梓害怕了，心缩成了一团。他不敢怠慢，划着了一根火柴，那封信立即化作了一缕灰烟。
冯梓的心还是无法平静，信的内容全印在了脑子里，随时都有可能冒出一言半语。他后悔了，根本就不应该拆开那封信，更不应该读它。
第二天，他还像掉了魂似的不能安生。他走路总是急步，说话总是有点儿不合逻辑。师里几个头头找他商量事情，全被他推到了晚上。可是，到了晚上他却早早地蒙头发汗了。
一连几日，冯梓都是六神无主似的慌慌乱乱。许多人都发现了师长的失态。消息还是传出去了。人们在悄悄地议论着这封信，而且讲得有鼻有眼。冯梓到死也弄不明白这个谜。从拆信、看信到烧信都是他一个人，绝对的一个人。他对谁也没露过半句。事情就这么怪，别人还是知道了。
有个团长是属于最先得到这个消息的灵通人士，他害怕得连着倒吸几口冷气，找到政工处长张鸿恩，悄声问：“听说师长通红了，大家都这么说，我就不相信会有这种事！”
“传的！谁不收封信，就非得是那边来的吗？”张的回答很淡，没事一般。
团长没有马上说话。过了一会儿，他才用试探的口气讲道：“可也是，就凭我们眼下这个惨劲要在新保安守下去，非得自个儿把自个儿憋死不可。死城里住着孤军，每个人的心又不知朝向了谁，还能有好结果？依我看，我们三十五军越来越没元气了，终有一天会被共军一捅就破，一打就败。与其那时束手就擒，不如现在……”
这话好胆大。张鸿恩说：“我不说你讲的有没有道理，可是你老弟的嘴毕竟是缺个把门的。这话谁敢向军长提起？有八个脑瓜也让他给崩了！胳膊不动，手腕怎么转也是白搭。你说的这番话要是让他知道了，不敲你个脑髓涂地才见鬼呢！再说，咱们有这种外心，也不好向下边说呀。当初你我跟着军长唱高调，说不在新保安守到山穷水尽就不是爹娘养的。现在要领着兄弟们走那条路，这话怎么说得出口？”
两个人再没有往下说，无言地对坐了好久，直到分手。默默地走，连叹息声也没有。
郭景云是否知道这封信，他没说过，别人也不好去提，更不敢去问。但是，连日来，他明显地感到他的部队中那种厌战、反战的情绪像瘟疫一样蔓延着。他是完全凭借他那特有的第六感官感觉出来的。没有一个官兵当着军长的面呼厌战、反战的口号。然而，细心的军长还是发现了，似乎有一个强大而无形的分离器把他和他的部属们逐渐地疏远了，在他们之间竖起了一道高高的墙。
郭景云还是有办法扭转这种局面的——任这“墙”把自己葬送，还算三十五军的军长吗？在一次军官会议上，他从腰间拔出手枪，举得高高的，怒冲冲地说：“如果谁的阵地被共军突破，谁就拿脑袋来见我，如果谁投降了什么的，我如是12点钟知道就12点钟把他崩掉！”
郭景云的蛮横在讲这话时暴露出来了。讲话缺乏逻辑，最起码是不大严密。假若有人已经投降、反水了，他如何去枪毙人家？这些军长大概就很少去推敲、考虑了。说来也怪，也正是在这种经不住推敲的高喉咙大嗓门的讲话声中，他那军长的威严竟巩固住了。
郭景云在讲了上面这些话后，又接着讲：“我相信，我们三十五军能抵挡住来自任何地方的攻击。但是……”他声音忽然变哑，深情地望着在场的每一个部下，许久才接着说，“如果新保安城被攻破，我现在就命令：到时全部营以上军官来军部集合，我们全都用汽油烧死。那种令人非常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后，我想除此而外没有别的方式可以表达我们对傅总和党国的报答！”
不知是郭景云此番话讲得硬气。还是因为他在表述时带着浓重的感情，在坐的几个军官马上被他征服，他们不约而同地用衣袖擦着眼泪。一位上校处长站起来说：“我从来就不信共军说的优待俘虏之类的宣传，全是假的。像我们这样的人，和共产党打了多少年的仗，谁都巴不得一口把共军吃掉。如果当了俘虏，绝无饶恕之理。与其到那时受人作践，倒不如今天战死！”他动感情了，眼眶湿了。听的人有的也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上校扫视了一下大家，又说：“我们跟傅总多年。俗话说，受人滴水之恩，应以涌泉相报。傅总对我们的恩情难道仅仅是滴水吗？这阵子如果我们自己逃个活命，日后还有脸去见人吗？”
没人回答。此刻，沉默就是最好的回答。
这时，忽然撞进来一位青年军官，他一下子就跌倒在郭军长面前，颤着声音说：“军座在上，我虽然不是营以上军官，但我愿意与你们一起去死！”他是郭景云身边的工作人员，刚才在外屋把里面所有的话都听见了。军长让人扶起他，对他、也是对大家说：“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想到去死呢？都抬起头来，我们要抬头走路，挺胸说话，嗓门儿高高地笑！”郭景云声音洪亮。他显得对前途充满了信心，乐观极了。大家的脸上又都泛起了笑容。
这天早晨，当《阵中日报》发到部队时，一个士兵摇着报纸，诡秘地对周围的人说：“大家今天看这份报记住还得从背面去读！”他原本是想说悄悄话，不料没有控制住音量，竟成了“高音喇叭”。不过，旁边没有大官，顶多让排长、班长们听见，而他们是不会责怪自己的士兵的，有的甚至还会加入到这个“议论联盟”中来。当然，再往上的官，连长、营长、团长……那就是禁止了。前不久，连长还在大会上声色俱厉地布置抓“反动言行”的事。
“从背面去读”，是要大家从虚假中追踪真实的足迹。
今天，日报上登出一则“祝捷”的消息，说国军在华北战场和徐蚌战场取得了突破性的胜利，要求官兵们振作精神准备迎接胜利。
“别听它胡诌八扯了，祝捷他娘个臭鞋！咱们的部队在这两个战场上都吃了败仗，败得够惨喽！”这声音很大，语气也十分肯定。
这完全是一种巧合。中共的延安广播电台走到了《阵中日报》的前面。头天夜里，不少官兵就已经从广播里听到了共军在华北、徐蚌两个战场连连取得重大胜利的消息。华北、徐蚌地区的许多城镇被共军不断攻克，新保安还能再守几日？
延安的声音或弱或强，对三十五军来说都不啻于在地震。地震创造地狱，同时也创造天堂。
问题是：延安的声音就不该进新保安。
郭军长暴跳！他可以藐视共军的一个纵队，但却怯于这个电台。1个纵队站在他面前，他可以组织兵力去对付，甚至有可能把它吃掉。可是电台呢，它太神奇了，无影无形。别说一个郭景云，就是十个郭景云，也对它奈何不得。它在延安，十万八千里。
郭景云伤透了脑筋。共军欺人太甚！把他们的声音渗入到他这个军长都难以到达的地方，而这个地方本应是属于郭军长和傅总司令的呀！
这时候，他才感受到一个问题：自己操纵的是一部失灵的机车。眼看着机车就要撞到墙上了，他却无能为力去改变方向，或来个紧急刹车。
他一声长叹。人们是很少听见军长叹息的。
其实，郭景云的苦闷比士兵多，甚至比傅作义还多。他是三十五军的军长。
郭景云没有灵丹妙药，但是他有军中的纪律。于是，他重新郑重地宣布了他的命令：“以前的事勾销算了。从现在起，我再见谁拿着那个黑匣匣收听共军的广播新闻，一定枪毙！”
他躺下了。他没有病，但是那凄惶劲儿比得了一场大病还可怜。精神支柱垮了。苦闷蚕食着他的肉体，也蚕食着他的锐气。
他的一位忠实的部属特地给北平总部发去电报，要求用飞机空投来香烟、糖果、花生等。这些东西都贴上了专门“商标”：为了解除军长的苦闷。
当然。郭景云是不知道这些事的。如果他知道有这样的“商标”，他心里一定更不舒服。
每天都有人在郭景云的房间里陪着他消磨时间。用扑克玩“过关”的游戏。这里有一种侥幸心理：游戏的“关”过去了，新保安这一“关”就有希望马到成功。还好，郭景云没有不过“关”的时候，只是玩到第四盘时，不知从何处飞来了一道“卡”，眼看军长就要马葬深渊了。这时候陪玩的人趁郭景云不注意调换了几张牌，军长又过“关”了。他高兴地说：“妙！没有问题，我天天过关都过去了！”
说完这话，他似乎觉得有点儿什么蹊跷，便问陪他玩的人：“你们没有搞鬼吧？”陪玩的人起誓赌咒。郭景云放心了。
郭景云就这样没黑没白地“过关”，很开心，很有瘾。那件他很忌讳又很讨厌的事，也就在这样的“过关”中被他淡忘了。
延安广播电台的声音比以前更大胆地钻进了三十五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