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五同志是我青年时最敬爱的一位兄长，我参加民主革命与他有密切关系。我最初认识他是在一九四三年底，当时我从英国回来，本想满腔热情地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结果在大后方几个大学里教了将近三年书，亲眼看到了国民党统治区的腐败现象，碰到了一些钉子，心灰意懒，决定到北碚的国立编译馆去躲一下，读几年书，不问世事。在编译馆就认识了亦五同志，他当时早已是个荣誉军人。他在上海抗日战争中，丢掉一条腿，流落街头，幸好遇到了老舍，介绍他进了编译馆，搞通俗文艺工作。我到编译馆，在翻译委员会里搞《资治通鉴》的英译工作，这样我们就成了同事。记得在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间，我们常常见面；他常于晚间到我家，给我谈他少年时的军队经历，使我这个初出学校大门的年轻人了解到旧社会的种种现象，增加了对旧社会的认识。由于他的启发，使我清楚认识到旧社会的腐败，因而更激发了我对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政治的仇恨和对祖国人民的热爱，从这个方面来说，他是给我上了一次深刻的政治课，可以说是我的启蒙老师之一。通过他，我认识了现在民革中央担任工作的邵恒秋同志，又认识了当时的地下党员孙祥麟同志和于振瀛同志。由他们的介绍，我和亦五、恒秋三人参加了当时民革南京的地下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谊会”（简称“民联”）。虽然我们三人都不是国民党党员，我们当时只认为我们是共产党地下的外围组织，希望能做一些有益于革命的策反工作。在解放战争期间，我和亦五、恒秋都在编译馆工作，我们差不多每天都在一起，每天都在筹划一些工作，但究竟做出了多少贡献，很难说。我还记得在淮海战役前夕，亦五曾通过国民党军队里的一些熟人，到芜湖去做策反工作，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他当时的爱国热情和不怕为革命牺牲的勇气，至今这记忆还清楚地留在我脑子里。南京解放时，为了保护编译馆的财产，怕乱兵打劫，亦五还组织了一些同事，也包括我在内，每天夜里轮流在编译馆巡逻，防止坏人进入大院，每人还拿着一根木棍。回想起来，这些做法都有点幼稚滑稽，但是他当时那种炽烈的感情，很让人感动。亦五同志就是这样天真率直的一位爱国军人。解放后，他决定不参加民革工作，后来一度做过南京市文化局的副局长，领导当地的戏曲改革工作，参加了第一、二届文代会。他在通俗文艺方面做出了多少成绩，我不清楚，我只记得说《武老二》的高元钧同志，山东快书演员，是亦五和其他同志发现的。高元钧同志后来入了党，从部队调到北京，也十分怀念他。一九五二年，我从南京调到北京，从此就同亦五很少见面了。反右运动中，听说他给错划成右派，我当时在北京，虽幸免被打成右派，但由于解放前在民革搞策反工作中，与外国使馆多所接触，成了历史问题，一时弄不清楚，因此一直被认为是政治上的可疑分子，结果我同老朋友也很少来往了，免得连累他们，我同亦五同志的关系也就变得疏远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的日子很不好过，也一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粉碎“四人帮”后，我的政治问题搞清楚了，这样我才同亦五恢复了联系。一九七七年四月，他决定来北京看看我和其他老朋友，我们在另一位朋友家里吃了一次饭。当时他的错划右派问题听说快要改正。我听到他家庭情况很好，也很为他高兴。但是他非常激动，也很伤感，流了一些眼泪。我当时希望他能振作起来，多向前看，为祖国和人民再做一些工作，没有想到这次见面竟成诀别，年底他就过早地去世了。
一个人为人民所做的工作成绩有大有小，但最重要的是要做一个光明磊落、堂堂正正的好人。亦五同志一生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他有强烈的正义感、炽烈的爱国热情。这样的人是中国人民真正的脊梁，我和很多他的朋友将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