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有一张我同一位加拿大朋友合影的老照片，时间大概是南京解放前夕，也就是说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前后，具体日期记不清了。这位老朋友叫“切斯特·朗宁”，或简称“朗宁”先生。他自己还有一个中国化的译名，叫“穰杰德”。他当时是加拿大驻华使馆代办。解放前在南京，我有不少外国朋友，这当然与我的爱人是英籍有关。
照片上有四人，一个是我的爱人戴乃迭，一个是朗宁，一个是我，一个是朗宁的大女儿，她后来是《美国地理》杂志的摄影记者。朗宁的先辈曾经是我国湖北省的传教士，所以朗宁从小就在中国生活，对我国有深厚的感情。我当时在南京对搜集文物字画很感兴趣，常常去南京夫子庙的古玩店。朗宁也有同好，在南京解放前一两年间，他有时到夫子庙买来字画，就找我解释上面题字或帮他鉴定真伪。我和我爱人也常被他邀请，到他家吃晚饭聊天，这张照片就是那时拍照的。它使我想起一件有趣的往事。
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大军渡江，南京国民党政府土崩瓦解，南京很快就解放。西方国家措手不及，当时只有英国和苏联很快就承认我新政府，把大使馆迁到北京。加拿大因同美国接近，当时还迟疑不决，后来决定暂时关闭使馆。朗宁当时只好收拾使馆财产档案，准备离开中国。在临行前，他邀请我和我爱人到他家共进晚餐。饭后他在闲谈中提及他在收拾使馆财物中，发现一只旧木柜，内藏都是纸包的骨片，骨片上多半还有刻写的文字。根据记录，这是一个加拿大传教士存放在加拿大使馆的遗物。那位传教士叫明义士(Menjies），当时早已回国并已去世，他们也不知他的后人在哪里。朗宁怀疑那些骨片是殷商甲骨，也就是说是我国古代文物，不应该带出国外。但他当时因使馆就要撤退，个人身份不是外国外交官了，只是一个普通外侨，与我国军管会当局没有联系。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只能把这些东西交给他熟悉的夫子庙商人，让他们自行处理。他想先征求我的意见。我请他让我看了一两片骨片，肯定那些是殷商甲骨，但是否真品，我不是行家，也不能肯定。我说这些既然可能是古代文物，应该交给研究部门或博物馆。我认识南京博物馆的馆长曾昭燏，可以送到她那里鉴定保存。朗宁立即同意，说这些甲骨我可以派人送到你家，任你自己处理好了。
第二天他果然派人送来这一柜子甲骨，我立刻叫了一辆三轮车，把东西送交博物馆。事前当然还打了一个电话，叫曾昭燏妥善处理这批东西，我当时是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每天都在市委统战部里办公，电话就是在统战部里打的。当时办公室里还有几位统战部的年轻同志，他们也听到了我打的电话。他们认为这件事情与外国人有关，事前又未请示报告得到上级批准，我这样草率处理，很不恰当。我虽然同意他们的批评，但事情已经接洽好了，也就一笑置之。由于当时我同中共南京市委统战部关系很融洽，这件事他们事后也没有过问。
南京博物馆方面后来又同我联系，说这批明义士收藏的甲骨，原来以为早就流到国外，居然还能在国内找到，实是万幸，又说非常感谢我的帮助，甲骨已经交到北京研究保存等等。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后来又过了两三年，偶然看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中一本小书，是甲骨文专家胡厚宣先生写的，内谈中国甲骨文的收藏与研究，书中也提到明义士收藏的这一批甲骨，数目现在因为书早已失落，记不清楚，好像是四千余件，也提到我的名字。
这张老照片使我想起这件往事。朗宁岁数比我大，早已去世。他在五十年代后期，曾再度访问中国，并去到湖北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这是我们的周总理邀请安排的。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他认识了周总理，并交了朋友，所以周总理邀请了他。访华期间，我们也见了面，他还送给我一本他的自传，里面也提到这件往事。他当时年纪老了，已经退休，不当大使了。他大概是在六十年代去世的。
我们提到过去给过中国帮助的国际友人，常常提到白求恩，他也是加拿大人。朗宁的名字却很少有人知道。明义士收藏的这一批甲骨如何又回到我们手中，这件事完全是朗宁的功劳，这也是我们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