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翘集》序
青年编辑朋友如水兄搜集了我过去和现在写的旧体诗，并要我写一篇自序。实际上我并不是一个诗人，也从未认真写过什么像样的诗。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间，确实有时也写过一些，但都是写着玩的。尤其是在最近二十年间，写的自己叫作“打油诗”，恐怕连打油也不够格。朋友好意想给我出个集子，又费工夫代我搜集，盛情难却，就只好“打鸭子上架”，遵命了。
我开始写旧诗很早，大概在我上中学以前，当时才十多岁。我家里给我请来一位老先生，名叫魏汝舟，自号自宽老人。他原来在前清末年考上秀才，但没有能够中举做官，就碰上庚子国变，八国联军进京，他家里也被烧抢一空，夫人和孩子死于非命，只好到人家里教书糊口。我十岁左右，就随他读些古文，因为当时已是民国，没有科举制度了，所以虽读了一些四书五经，但《十三经》也没有背诵完，就改读一些《幼学琼林》《龙文鞭影》之类，又读了一些《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等。此后又读了楚辞。这些读完了，老师就教我作诗，这是因为他本人也喜欢作诗，每年都要编一本诗集，作为消遣。他的诗稿，过去曾给我一本留念，可惜后来遗失了，没有能够保留下来。他开始是教我如何辨平仄四声，然后教我对对子。因为我当时已经熟读过一些唐诗，因此没有一两天就懂得了。对对子开始是学习一些顺口溜，如“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之类，这些也很容易就能仿效了。记得我初学对对子时，魏先生叫我写一联描写春天景色的句子，我诌了一联是“乳燕剪残红杏雨，流莺啼断绿杨烟”，先生大为赞赏，说我是个神童，我也沾沾自喜，从此我就喜欢尝试作诗。但实际上当时我没有试写过一首七律，只是学着对对子而已。这大概是我十二三岁时的事。我上了中学以后，因为学校功课忙，就没有跟魏先生再学作诗，只忙于学英文及学习中外史地和声光电化等物理课和数学课。当然在课外还是阅览了不少书，只是没有再学写诗。
到了高中一二年级，同班有一位同学廉士聪，他很喜欢中国诗词，也试写一些旧体诗，受他的影响，我也写起诗来。从高中一年级到三年级的两三年时间，我同廉士聪一唱一和，大概也写了一百来首。当时我们都喜欢读汉魏古诗，从来不写唐代以来的近体诗。当时天津报纸上有个副刊，名叫“文学副刊”，主张“旧瓶装新酒”，我们都受其影响。我当时写过一首诗《雪》，又写过一首《死》，这两首诗廉士聪曾抄下来，后来寄给吴宓（雨僧）先生看，很得他的称赞。这两首诗过了二十年后，我同廉士聪在重庆又见面，才保留下来，其余写的就早已遗失了。
我说在中学时候没有写过近体诗，回想起来，这也不完全准确。记得有一次忽然生病发高烧，家里请了大夫，说是得了猩红热，家里都很紧张着急，但我没当回事，过了几天也就好了。病中曾写过一首七律，现在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其中两句，是“微恙敢欺杨宪益，奇文长忆爱伦坡”。爱伦·坡是一位美国作家，他写过一些小说，其中一篇叫作《红死》。我写过一首古诗叫作《死》，大概也是这个时候前后。总的来说，我在读高中时候，写的基本上是五言古体，很少写五七言近体律诗或绝句，我想起的那一首，大概是唯一的例外。
中学毕业后，去英国读书六年。虽然读了不少外国诗，但没有用中文写过，好像对中国旧诗都忘记了。在伦敦认识一位王礼锡，他很喜欢写诗，当时我同他经常见面，总是谈宣传抗日的事，从未谈诗。回国后第一年，本来是吴雨僧先生从廉士聪处看到我在出国前写的一些诗，就从西南联大约去教希腊拉丁文的，可惜我母亲一定要我留在重庆，结果昆明未去，也未见到吴先生一面。我这一年没有写过诗。第二年到了贵阳，在新成立的贵阳师范学院，任英语系主任。当时师院的中文系主任是尹石公先生，是梁实秋的好朋友。尹石公老先生人很有趣，他最初认为我才从国外回来，是个洋学生，只懂得莎士比亚。后来我故意写了一篇《远游》，用汉代骚体，给他看，作为敲门砖，他看了大为欣赏，从此我们就变成好朋友。他常常同一些贵阳的老先生们聚会，一起喝酒作诗，也拉我去参加。我同他们也唱和过一些旧诗。在这些老人中后来认识了重庆的参政员卢冀野，是一位江南才子。我在这一年内，受他们的影响，开始又写一些唱和的律诗，现在这些诗稿早已遗失，一句也记不起了。尹石公还在贵阳报纸上编过一个副刊，名叫“小雅”，我在这个副刊上也发表过一些打油诗，这是我写打油诗的开始。
一九四二年离开贵阳，回到成都和重庆北碚，此后就没有再写旧诗，一直到解放以后。到了一九五七年三月，党号召大家起来帮助整风，鼓励大鸣大放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民主党派成员，也被鼓励带头，但是开头大家都不敢讲话。记得当时我写过一首绝句，就是“应是东风吹未透，鸟鸣花放总艰难”那一首。此外还有几首鼓励大家鸣放的绝句，记得其中有句云“有意催花花不发，解铃还待系铃人”，那些被一位好事的年轻朋友拿去写成大字报，并未得到我同意，那些诗今天也早已想不起来了。此后运动不断，我没有再写过诗。到了五十年代末，因当时的某些人怀疑我同外国帝国主义特务有关系，我的心情很坏。正好赶上苏联赫鲁晓夫同我党关系变坏，赫鲁晓夫在国内揭发斯大林的错误，我们党指责他是修正主义分子，同阿尔巴尼亚的霍查一道反对苏联党的做法，发表了“九评”。我个人站在同情苏共方面，一时冲动，写了四首律诗，记得头两句是“猎猎东风夜撼关，会看春色破层寒”，以下记不清了。这大概是一九六○年初春的事。我把这四首诗抄下放在写字桌上，后来被同事抄走了。当时没有什么反应，到了一九六六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有同事把这四首诗写成大字报，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是“赫鲁晓夫的孝子贤孙”等等，一下子成千张大字报贴满了外文局四座大楼，对我的批斗就开始了。到一九六八年我同我爱人一同被抓去坐牢，过了四年才被释放，说我的历史问题查清楚了，不算反革命，依旧回原单位工作。在这十多年时间，当然没有再写诗，只是才开始坐牢期间，记得作过一联是“开国应兴文字狱，坑儒方显帝王威”。这当然是当时的气话。出狱以后没有再写诗，“四人帮”垮台后许多年也没有写。开始再写旧诗是八十年代，这又是朋友们引起的。
八十年代，我同诗人黄苗子兄常常来往。黄苗子兄的打油诗写得比我好，我们常常唱和，互相寄阅一些开玩笑的打油诗。“文革”结束后，我们心情都很好，写了不少。到了一九八九年，黄苗子兄到澳州去了，我因当时情况有了变化，也就再没有心情写诗。最近几年，有朋友鼓励，才又写起诗来。我写诗的经历大概就是这样。
回想我这前半生，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写过一点旧诗，一直到现在，时间拖得很长，经历过差不多六十年，但认真读过的旧诗并不多。中学时读过一些汉魏古体诗，又读过一些唐诗，后来尤其喜欢过晚唐诗，但宋诗和以后的诗集很少看过。所以对旧体诗歌并没有什么根底，写诗的时间也很短，大概只占这六十年的十分之一，或者还不到。这大概是因为我比较早的时候就感到自己不是个写诗的料，因此也从来没有认真写过诗。同朋友一起高兴，凑上几句，写了就丢掉了，从来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我们的语言发展到了今天，既然都用白话了，我对新诗当然也不反对，只是感觉到我们的新诗今天似乎还无格律可循。如果完全不管一点格律，诗歌和散文的分别就不好掌握，所以我对写新诗一直还不敢问津。用旧体诗表达今天的思想感情自然局限性很大，很不理想。但是自己没有做诗人的自信心，没有开创的勇气，也只好用旧体来应付了。所以我写旧体诗只是为了偷懒。利用前人的格律比较省事，这并不是自己喜欢守旧。
非常感谢好几位朋友鼓励我编订一本诗集。特别要提出的是香港的罗孚兄，他前几年在北京时就曾要收集我过去的旧诗。还有诗人吕剑兄和邹霆兄，他们都帮我抄存下来好几十首诗，然后就是要感谢如水兄，没有他的收集和复印，这本诗集是搞不出来的。
诗集编完了，朋友们认为这本集子总要起个名字。我记得前几年同黄苗子兄唱和时，曾开玩笑写过一首七律，诗记不得了，但其中有一联云“久无金屋藏娇念，幸有银翘解毒丸”，当时启功兄看到，认为对得还不错。银翘解毒丸是北京同仁堂的成药，专治感冒，我常常服用。银翘是草药，功效是清热败火，我的打油诗既然多半是火气发作时写的，用银翘来败败火，似乎还合适。因此我想就用《银翘集》作为书名好了。是为序。
癸酉年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