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读中学时候，我们国家正处于危急存亡之际。当时华北军阀混战，外国侵略势力不断同北方军阀们勾结。袁世凯想利用日本帝国主义力量来镇压群众，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遭到人民反抗，掀起了五四运动。后来又出现了“五卅惨案”，这当时都被定为“国耻日”。我在读初中时就有了强烈的爱国民族意识，曾两次组织同班同学，为纪念“五卅惨案”，要求罢课抗议。这是因为学校是英国人办的，而当时青年群众仇恨英帝国主义仅次于日本帝国主义。这两次罢课当然使得学校的英国老师们大不高兴。记得当时的校长，一位叫哈特的老英国人气得穿起博士的黑色长衣，在院中快步走来走去。当然他也是一个善良的老传教士，不过他相信英国人到中国来传教办教育，是为中国人好，他也不认为这些是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他当时还很伤心，大概认为我们这些孩子忘恩负义。我在同学中是个头头，这使得英国老师们很伤脑筋，因为在他们眼里我是个好学生。头一次闹罢课，被警告一下就过去了；第二年同时又闹罢课，学校当局火了，要扣掉所有参加罢课学生的全部学分，还要开除学生。学校新请来一位中国人当校务长，就是才从英国读书回来的黄佐临先生。大家推选我去同校方交涉，两方面相持不下，我们还是罢了两天课，校方也妥协了一些，没有开除学生，只扣了一部分学分。这件事回想起来很滑稽，黄佐临先生当时也很为难，这倒不能怪他当时站在外国人一边，他处于当时地位不能不代表学校当局说话。后来我在英国读书时，他又到剑桥大学搞戏剧研究工作，从老师又变成同学了，我们以后也没有谈过这件事，当然他是记得的，他当了校务长不久也就辞职不干了。
接着就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华北报纸上用了黑色大字标题。当时大家认为日本已经占了东北三省，就要亡中国了。我和一些同学募捐支援马占山的大刀队，还请了一位军事教练每天清早在学校打绑腿练军操，忙了一阵子。后来又是日本侵略上海，十九路军抗战，又忙着搞了些支援募捐活动。当时天津也很不平静，日本浪人不断挑衅。我们老家原在日租界花园街，这时为了安全，也因为老家人口减少了，就搬到法租界兆丰里，还是离一些日本浪人开的白面馆太近，也不很安全，天津的爱国警察同日本浪人发生过几次冲突，流弹都落到我家屋顶上。
以后家里同意我到英国去读书。正值学校一位老师朗曼先生休假，可以带我去。还有一位同班同学李亚福和他的未婚妻张美如一起去，先去美国一个月，主要是因为朗曼先生想看看美国，张美如小姐也要到美国去找她的亲戚。在路上我同朗曼先生吵了一架，以后到英国我一直也没有再去看他，估计他也不会生我的气。他也明白中国年轻学生当时的爱国民族意识是很强烈的，在我身上尤其是如此。到了英国不久，听说天津的爱国警察在一次同日本军队的战斗中，都壮烈牺牲了，我看到报纸上这个消息，晚上大哭了一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更加深了。抗日战争开始时，英国报纸一般都还是指责日本侵略华北，同情中国人民的，每天都有些报道。在此以前，我在一九三四到三六年间大都住在伦敦。在伦敦汉姆士贴区的上公园路五十号住着王礼锡家，王礼锡是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夫人叫陆晶清也是个作家，在他家里常住着不少中国留学生，经常住的有作家熊式一和画家蒋彝等，黄少谷也住过那里（他当时是由冯玉祥将军资助出国学习的），不少中国留学生都常到他家聊天，我也常去。王礼锡是一个进步的爱国人士，通过他和别的同学如参加过北伐的杨人楩，我对国内政治情况有了更多了解。当时中国留学生对抗日救亡运动有几种不同态度，一种是对政治不很关心，持超然态度；一种是国民党政府派去的，只知效忠蒋委员长；还有一些是对抗日救亡运动抱积极态度的。我在牛津认识了向达、吕叔湘、杨人楩，在伦敦还认识了一个年轻人，叫李赣鹏，是李烈钧的儿子，我们几个都是搞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抗日战争一开始，除了在英国群众团体合作讲演，宣传抗日外，我和吕叔湘、杨人楩、向达和李赣鹏几个人还办了一个《抗日时报》，每天晚间把从报刊上搜集到的战争新闻编译成中文，油印成一张，当晚就送到东城的华人区，免费送给当地华侨看，很受华侨欢迎，每期印发约八百份，起了一定积极作用。这样忙了将近一年，一直到武汉撤退，战争转向停滞状态，能收集到的战争消息太少了，才被迫停止。国民党的使馆当时还在忙于打麻将过日子，没有看见他们做过什么宣传工作。
从一九三六年下半年起，我正式进入牛津大学的墨顿学院做学生。牛津一年分三个学期，每学期只八个星期，所以除了一年中二十四个星期外，其余都在伦敦和英国及西欧各地。抗日战争开始前后，积极搞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国学生和消极抗日的国民党派遣的学生，两方面区别日益明显，有时也有冲突。在英国没有闹过多少事，在巴黎的中国学生斗争却比较激烈。我代表《抗日时报》方面曾到巴黎访问当地爱国学生办的《救国时报》并带去一点捐款，作为支援。他们的负责人，一个地下党员，曾请我吃了一顿饭，谈了一些国内情况。那位同志是谁，我始终不知道，只知他是当时中共在巴黎的一位负责同志。
抗日战争开始时，牛津大学学生中有一个学生团体“中国学会”，我在一九三六到三七年间任该会秘书长，三七年以后几年任该会主席。通过这个团体我组织过一些抗日宣传讲演会。开始有过一两次较大的讨论会，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教授们都参加。有些英国学者认为中国当时无法同日本较量，中国必败；我则认为抗战持续下去，胜利必有希望，应该坚持下去，记得曾同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辩论得非常激烈，博得了广大群众的同情。
有一次到英国北部约克郡的一个工业小城市邦斯雷去，住一个英国同学家，晚间去当地酒店喝啤酒，做了一些抗日宣传，又同当地的工人玩掷镖比赛。这是英国人在酒店里常玩的游戏，我几次都掷中红心，打败了当地所有的人，他们很兴奋，把我高举到桌子上，叫着说，只要我领导他们，他们都愿意随我去中国参加抗战当游击队，可见各国的劳动人民都是非常好的，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些可爱的英国工人的模样。
当时英国出版了一些很好的报道中国抗战的书，最早的一本是鄂特莱女士的《日本的泥腿》，指出日本凶恶但外强中干，最后必然失败，还有贝特兰写的《西安事件》，讲华北的游击战争和台儿庄战役。报道都增加了当时我对国内战争情况的了解。记得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才开始时，我在牛津还一个人搞了一本油印的英文刊物，名为《奋起》，内容由我一人写，都是宣传抗日的道理，宣传抗战是正义的战争，宣传我们中国人民必胜，日本必败等。每期约十多页，是个不定期刊，大致每一两个月出一期，印一百来份，自己寄出去给各方面看。记得还故意寄一份给天津日本领事馆，因为内容都是骂日本帝国主义如何残暴，如何下流无耻等，想当面骂骂他们出口气，这当然是很幼稚的行为。这个刊物只出了四期，后来因为没有时间再搞，且消息来源也没什么新的，就停止了。另外一件事是在报上看到平型关大捷的消息后，曾用英文写了一个独幕剧，但是没有拿出去发表，后来稿子也丢掉了。
一九三六年至三九年之间在读书之外，主要忙“中国学会”的事，把会员从二百人增到二千人，颇费了点力气，在牛津的学生组织中也颇有影响，但后来组织讲演一般都是介绍中国文化，对抗日救亡运动的正面宣传内容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