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章衣萍作品集(中国现代文学名家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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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散文(1)

小序

小僧衣萍是也,自从离开古庙,托钵上海,疾病缠绵,瞬将一载。死则心实不甘,生则未能愉快,呻吟卧榻,无计谋生。病中不能作文,乃将学道古庙时所作零星碎稿,编成斯集,并承苦雨斋中岂明大师之助,始克有成。以过时之笔墨,换糊〔饣胡〕口之金钱。境之所迫,无可奈何。况当此战云迷漫,民不聊生,不知命在何时,宁复计及名誉。茫茫四海,大雅君子,鉴之谅之。

五,二十,衣萍自序。

古庙杂谈

(一)

近来在读小泉八云的《诗的鉴赏》(Apprecia-tion of Poetry)。小泉八云的议论,有时也未免稍旧;但实在有独到的地方。我最喜欢的是《勃朗宁研究》(Studies in Browning)一章。

勃朗宁是不容易懂的,虽然我们的文豪可以花两小时就做一篇介绍勃朗宁的文章。小泉八云论勃朗宁,以为勃朗宁同爱默生(Emerson)一样,可以说是“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者。但他们的个人主义,并不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他们的个人主义意思是Self-cultivation,“是每个人都应该发展他的体力和心力到于极度”。这样的个人主义的教义,就是make yourself strong。

人不过是一个人罢了,不是上帝;所以你也许要做许多坏事和笨事。但无论你干什么,就是干坏了,也应该好好地干去,用全副力量去干,“就是强恶也许比弱德会好些”!

我可以算是不懂得勃朗宁的,因为他的全集,我并没有读完,也读不全懂。(中国恐怕没有人敢说真懂得勃朗宁!)但我读了小泉八云这段议论,实在是很欢喜的。中国人实在是太懦弱了,而且我就是其中懦弱的一个。

从身体一方面看来,我们不是太胖,就是太瘦,或者是太矮。(有许多女学生真是矮得无可再矮!)我们不但远比不上那碧眼黄发的白种人,就是比起那短小精悍的日本人来,也觉十分惭愧,几乎不敢用镜自照其憔悴的脸。从精神一方面看来,我们的心理上有从古传来的两个魔鬼:

一个是“忍”,一个是“让”。“忍”便是像乌龟一般的缩起头来;“让”便是像猪羊一般的任人宰割。

你们的老婆给军阀们的丘八强奸了,你们的儿子给军阀们拉夫拉走了,你们的房子给丘八和土匪焚烧了,然而你们只会痛哭流泪的逃走,你们只会躲在租界上打几个电报,你们只会……。我告诉你们:“忍”和“让”是乌龟和猪羊的道德;你们是人,你们应该make yourself strong!

这是听说来的,也许是实事罢。无锡的城外一带,当齐燮元从上海再攻卢永祥的时代,城外的商店和住户可说是抢得精光了。然而无锡城内独能保全。这并不是齐燮元的丘八忽然大发慈悲,实在是无锡城内的商团在城边设了电网,所以齐燮元的败兵不能进城。

你们应该用枪炮抵抗枪炮,至少你们也应该设起电网。你们应该武装起来!

假如你们是人,你们就应该make yourself strong。否则,你们用猪羊去孝敬凶恶的丘八,你们自己也就是猪羊。

中国现在所需要的,不是浅薄的博爱主义,而是自强的个人主义!否则像这样大多数弱似乌龟和猪羊的人们,在军阀的枪炮底下牺牲,也是活该!

十四,三,十。

(二)

近来常听见一种高超的议论,便是:你们应该读书,不应该做文章。

究竟读书要读到什么时候才可做文章呢?这个他们并没有说。

于是胆小的人们,从此吓得不敢动笔,老实的人们,于是一面动笔,一面又忏悔。从此而中国的文坛上现出一层寂寞的灰色。

这真教人纳闷。

我推求这种高超议论的来源,而知道有两种思想在那里作祟,便是“不朽论”和“历史论”。

作一文,著一书,必曰,我将何以不朽,何以在历史上占位置。“不朽论”的老调,便是“悬之四海而皆准,推之万世而不惑。”这本是儒家的古旧思想。

然而只要旧思想穿上新衣裳,青年们当然从此不敢怀疑。

其实世间决无永久不朽的真理。至于历史上的位置,也很难说,这正如康德(Kant)的位置,在英美的哲学史上一定占不了几页;而且尼采(Nietzsche)的位置,在胡适先生的《五十年来的世界哲学》上,便用了“其实尼采一生多病,也是弱者之一”两句俏皮话,作了尼采《超人论》的收场。

读书而读到康德和尼采一般的渊博,当然也不是容易的事。然而历史上的位置究竟还渺茫。

我告诉你们:你们活着,应该做活着的事。你们有议论便发议论;你们不妨一面读书,一面发议论。

在太阳底下,没有不朽的东西;白纸的历史上,一定要印上自己的名字,也正同在西山的亭子或石壁上,题上自己的尊号一般的无聊。

而且就自己求学问方面说,作文和谈话都是训练自己思想的好方法,这正好借了胡适之先生的英文话,告诉你们Expression is the most effectiveway of appropreating one’ sown thought。

十四,三,十三。

(三)

近来忽然觉得,我们贵国人(当然我也在内)有两种观念是不很清楚:一种是“数”的观念,一种是“时”的观念。

假如你早上起来,你问你的朋友,“现在几点钟了?”

无论实际上是九点十分,九点二十分,或者九点二十五分,他也许就猝然的回答你说,“现在是九点钟。”

你们要是不相信我的话,尽可随时试试你们的朋友,有太太的可以试试太太,有小姐的可以试试小姐,有儿子的也不妨试试你们心爱的儿子。我的话大概总有效验的,虽然我不是预言家保罗,也不会哄你们花五毛钱去得一辆汽车。

一天分做十二个时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已经够麻烦了,却偏偏要分做二十四小时,每小时又要分做六十分,每分又要分做六十秒。岂不是太麻烦了么?我的祖母是个国粹派,伊总以为太麻烦了的。

伊曾慷慨激昂地对我发过议论,伊说,“太阳从东方起来便知道是早晨,太阳从西方下去便知道是天晚,太阳走到天空的中央当然是正午,岂不很明白么?偏要分做几点几十分,真是麻烦而且无聊。”

如若有人请我祖母去玩,伊一定说,“我早上来。”无论是早上九点钟,十点钟,十一点钟,然而太阳没有走到天空的中央,当然仍旧还是早上。

其实太阳何尝常常能走到天空的中央,天空的中央又在那里?然而这些问题是不许提出的,提出也是愚问。

我的祖母究竟是七十岁以上的人了,其实七十岁以下的人们,或者就是自命受过教育的人们,“时”的观念不清楚如我祖母的一定不在少数。

孟禄(DrPaul Monroc)博士到过中国以后,曾对人发这样的议论,“中国人宴会多半是迟到,上火车却总是早到。”

火车开行是有定时的,中国人当然不舒服了,所以非早到不可。

然而我是中国人,总以为中国人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我们聪明的祖宗虽然也发明了指南针,后来又发明了“日晷”,然而壁上挂着滴答滴答的时钟终是西洋人发明的,我们当然过不惯那些几点几分几秒的生活。

要说我们贵国人对于“数”的观念不清楚,一定有许多热血的青年们觉得十分不舒服了,我猜想。

二五一十谁不知道?三三得九谁不知道?六六三十六又谁不知道?谁说中国人“数”的观念不清楚!

然而热血的青年且慢着,这是有事实为证的。

我们且不必扯到大学中学里的数学成绩是怎样坏,因为近代所谓时髦的青年们多半是文学家,他们会做新诗,他们会做白话文,他们会喝酒,他们也会失眠,当然是不需要数学的;而且徐诗哲也公然的在什么附中演说过,世界上的大文学家多半是不善数学的,他更会从古至今从西到东的引了许多例。

我们且谈谈古人罢,古之文学家或者不如今日之多,而且骂古人究竟是一件便宜的事情。无论你骂他是猪,是羊,是牛,是马,是卖国贼,他当然只有沉默地受着,无论如何也不会从棺材里跳出来回骂。

我总疑心古人对于“数”的观念是不清楚的,你且看他们怎样的胡闹:胸中有五脏,天上有五星,阴阳有五行,人间有五伦。你看他们只会用一个“五”字包括一切。你看他们对“数”的观念是何等的模糊!

“朋友!你们贵国有若干人?”

“四万万人!”

中国真只有四万万人吗?谁统计过。有人说从民国以来战争频仍,现在只有三万万人了。然而谁又统计过?我也知道这是不容易统计的。然而你们贵村有若干人?你们贵府有若干亲戚朋友?你老有多少贵庚?你家少爷结婚了几年了?你能够一气答出而不谬误吗?我猜你是要弄错的,就是用心理学家的统计方法也会弄错的。

十四,三,二十。

(四)

我初到北京的那一年,东安市场仿佛是一片焦土,只有几间矮小的店铺,还留着几壁烧残的危墙。伴我到东安市场的T君,指着一堆瓦砾的焦土告我说,“那里从前是很闹热的。”

“哦!”我毫无感想地回答T君。

不知过了几月,而东安市场在鸠工动土了。又不知过了几月,而东安市场焕然一新了。

那时我相识的似乎只有T君,所以再陪我去逛新建筑的东安市场的仍然是他。

“呵!如今的东安市场比从前宽敞得多,整齐得多了。

房屋比从前高大,街道也比从前开展了。”T君赞美地说。

“哦!”我含糊地回答T君,脑中引起许多的感想来。

我们徽州的闹热商埠,当然要推屯溪镇了,所以徽州人都称屯溪镇为小上海。

有一年,那时我头上还梳着小辫子罢,屯溪镇失火了,一晚便烧去几百家。

我惨然了,听见这火灾的消息以后。

“那有什么呢?屯溪镇是愈烧愈发达的。”父亲毫不在意的说。

“难道烧去许多房屋财物也不可惜么?难道这样大的损失反愈损失愈发达么?”我似乎不相信父亲的话似地说。

“损失,这不过暂时的。我所看见的屯溪镇是:火烧一次,房屋整齐而且高大一次;火烧一次,街道宽大而且洁净一次;火烧一次,市面繁华一次。”

我当然不懂了,因为父亲说的是屯溪镇的历史上的话;而我那时年纪很小,我的头脑中简直没有屯溪镇的历史。

但后来也渐渐明白了,从我的头上的小辫子剪了以后。

我看见了许多古旧的老屋,在我的故乡,污秽而且狭隘,墙壁已倾斜得摇摇欲倒了,然而古屋里的人们照样地生活着,谈着,笑着,他们毫不感觉危险而且厌恶。

我怀疑而且不安了,“这么古旧的老屋还不想法子改造么?”

“改造,谈何容易,要损失,还要代价。”一个老年人很藐视地告诉我,他是我的亲戚。

我恍然了,知道改造不是那么容易。

然而狂风吹来,古屋倒了,新屋又建筑起来了;大火烧来,古屋毁了,新屋又建筑起来了。狂风和大火底下,当然损失了不少的生命和财产,然而新屋终于建筑了起来。

从此以后,我赞美狂风,也赞美大火,它们诚然是彻底的破坏者;然而没有它们,便也没有改造。

有时我也替愚蠢的人们可怜;有时我又想,为了改造,为了进步,愚蠢的人们是应该牺牲。

我希望狂风和大火毁坏了眼前之一切的污秽而狭隘的房屋,在荒凉的大地上,再建筑起美丽而高大的宫殿来。

我希望彻底的破坏,因为有彻底的破坏,才有彻底的建设。

我赞美东安市场过去的大火,因为有了它,东安市场才有现在的新建设。

十四,三,二十五。

(五)

偶然买得一只母鸡,便送到Amy的府上去。

那里住着的Y小姐也有三只母鸡。

我把我的母鸡放在Amy府上的庭中,Y小姐和Amy都围上来。

“几吊钱买的?”Amy问。

“八吊半。”我欣然地说。

“买得便宜!”Y小姐夸奖地说。

然而Y小姐的三只母鸡也围上来了,其中一只黄毛的母鸡,气凶凶地直冲到前面来,将我的母鸡的颈儿咬着;然而我的母鸡亦颇不弱,于是伊俩便决斗起来了。

Y小姐与Amy站在一旁瞧着,笑着。

我的确忍不住了,瞧着这无理的决斗。我于是用左脚将我的母鸡踢开,然而Y小姐的母鸡又直扑上来了;我知道这无理的决斗是不可免的了,于是也站在一旁,说:

“你们斗罢,畜生们!”

“斗死一只也好,横竖有鸡肉吃。”Amy接着说。

然而我心中又似乎有牢不可破的伦理:我总觉得人可以杀鸡,鸡决不可以杀鸡的。于是我也加入鸡的战斗,连午饭也不想去吃。

Y小姐与Amy自然笑我多事了。

然而因为我的干涉,鸡们的争斗终于停止。

我知道鸡们是不忠厚的,这也不自今日始了。鲁迅先生的后园养了有三只鸡,这三只鸡自然是朝夕相聚,应该是相亲相爱的了。然而也时常争斗,我亲眼看见过的。

“鸡们斗起来了。”我从窗上看出去,对鲁迅先生说。

“这种争斗我也看得够了,由他去罢!”鲁迅先生说。

“由他去罢!”是鲁迅先生对于一切无聊行为的愤慨态度。我却不能这样,我不能瞧着鸡们的争斗,因为“我不愿意!”

其实“我不愿意”也是鲁迅先生一种对于无聊行为的反抗态度。《野草》上明明的说着,然而人们都说“不懂得”。

我也不敢真说懂得,对于鲁迅先生的《野草》。鲁迅先生自己却明白的告诉过我,他的哲学都包括在他的《野草》里面。

我想养鸡,因为我爱吃鸡蛋。

我因为养鸡而想起爱养鸡的杜威(John Dewey)先生来。

杜威先生离开中国以后,我们大概对于他的最近的思想和生活都茫然了罢。这是麦柯(William MeCall)博士告诉我们的关于杜威的一件趣事。

杜威先生回国以后,在家中养了几只鸡。他爱拿他养的鸡所生的鸡蛋去送他的朋友。

一天,他拿了几个鸡蛋去送他的同事哥仑比亚大学某教授。

某教授刚巧不在家。

杜威先生将鸡蛋留下,自己回来了。

后来某教授回家,仆人告诉他说,“今天有个卖鸡蛋的送了几个鸡蛋来。”

某教授想了半天,才知道卖鸡蛋的原来是杜威先生!

麦柯博士曾告诉我们某教授的名字,可惜我一时忘记了,记不起某教授的名字来。

这自然是杜威先生的趣事。我之养鸡,并不是想媲美杜威先生。杜威先生养的鸡多,所以生的鸡蛋还可以送人;然而我只有一只鸡,我送给Amy,因为我的鸡养在伊的家中,生出蛋来还是我吃。

我是贫者,没有余蛋送给旁人。

十四,四,三十。

记濮文昶的词

近来在《金陵词钞》中看濮文昶的九十九首词,觉得他的确是清代的一个很好的白话词人。我因为濮文昶的名字似乎很少人知道,所以在这里略略的介绍一下。

濮文昶,字春渔,溧水人。他是咸丰九年(一八五九)的举人,同治四年(一八六五)的进士。他曾做过随州的知州。他生在清末,正当内忧外患纷来的时代。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僧格林沁破英法兵于大沽。十年(一八六○)英法两军破天津,入北京,咸丰帝避难热河,那时洪秀全正扰乱南方。十一年(一八六一)官军克复安庆。

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左宗棠定浙江。三年(一八六四)曾国藩克复金陵,秀全自杀。濮文昶有《惜余春》(甲子,十二月,叶县题壁)为词,下半首写那时代的情景:

又况是战血模糊,凶风浩荡,满地虎狼成队。几人马上,将相王侯,已是毛锥不贵。尽道名酣利酣,我敢独醒,天胡此醉?偏尝些苦辣酸咸,留待回甘一味。

《词钞》卷七,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