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闲谈中说到散文，汪曾祺向我提起过冯至《山村的墓碣》，很是推崇。
冯文一九四三年写于昆明，写的是在德国和瑞士交界一带山林中见闻的回忆。
近读香港出版的《中国当代散文选》第一集，有一位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现任美国波士顿大学应用科学教授的作者陈之藩，他引用一位瑞士人的墓碣文，说忘了从什么地方看到了，正是冯至散文中引用过的：
我生于波登湖畔，
我死于肚子痛。
冯至还引用了一位小学教师墓碣上刻的话：
我是一个小学教员，
鞭打了一辈子学童。
现在弄不清楚这些是死者夫子自道，还是生者捉刀的了。如果是遵照死者的遗言。
可见其人的率真和旷达；如果是别人代拟，而蒙社会公认，那从调侃和幽默中，依稀透出朴素的求实的精神，是会使我们古今一切谀墓者以及靠写墓之辞收费自肥的，如自诩存续道统的韩愈之流脸红。
我在美国伊利诺伊州一个小镇上，访问过埃德加·李·马斯特斯（1899～1950）的故居。
他在一九一七年出版的一本《钥子河诗集》，即以镇上公墓中若干死者自述的形式出之。举一首较短的《霍特·普特》为例：
我躺在这儿，
挨近比尔·皮尔索老家伙的坟，
他靠跟印第安人做交易发了横财，
后来依法宣告破产，
转眼又比原先更有钱。
我过腻了又累又穷的日子，
眼看老比尔等人生财有道，
一天夜里，我到普林克多林边抢劫旅客，
不料失手打死了人。
为此，我被判绞刑。
我用这办法搞成破产，
瞧咱们俩都依法破产，可路子不同。
现在却安静地睡在一起。
普希金给自己的自传写《墓志铭》，只写了一首；马斯特斯给别人“树碑立传”，就写了一本。
现在诗人自己也躺在公墓里了。我到那一片墓园去看了一圈，从一九一七年以后不知添了多少新坟。
各式各样的墓碣，工艺很精，像雕刻艺术展似的，但碣文都不是出于马斯特斯手笔了——当年马斯特斯写的那些篇代死者自述行状的诗，也只印进他的诗集，并未刻在各人墓碣上。
黄永玉的《力求严肃认真思考的札记》里，有一则《墓志铭》，言简意赅：
这个人的一生，正确的加错误的等于零。
后来，黄永玉又在《诗刊》上发表过他代各色人等草拟的墓志铭，当然都是一种戏谑，一种讽刺。
按照我们民族的习惯，真正勒石刊刻的碑文不但不可能有讽刺，连戏谑或只是诙谐也不允许的。
一律要说好话，夸张三分五分，甚至完全的假话。对于已死的人，一般不吝给予虚情假意的好言抚慰，即使不上碑碣，口头宣读的悼词之类也是如此。
这就是谌容《生前死后》那篇貌似荒诞的小说（一个活人听到别人给自己的悼词，误以为大家真是那么温情脉脉地宽容和与人为善）的构思的由来吧。
在中国式的悼词和墓志铭里，对一个人的评价，常常是用千人一面的套话。中国特有的楹联——最常见的是春联，也正如此。
根本没有梅花，也没有几盏灯的一个边城，也能看到春联上大书“红梅一枝……”“彩灯万盏……”，于是忽然悟到许多动辄“千”“万”的假话大话空话，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和十分深厚心理基础。我甚至由这里一下子懂得一些古典诗词中的“高楼”不过就是老城镇至今犹存的两层木楼；所谓宝马香车也不过是一般带篷的马车的修辞；有十来米甬道就提日“幽径”：几块石头则命之为“叠翠”，都可作如是观。
明白了这一点，也不会厚责于晚近的所谓“假大空”了。统称“假大空”，是因为假话、大话、空话很难截然分开，正像统称“冤假错案”，有谁“较真”地辨别过冤案、假案、错案的差别呢？
都是笼统的概念，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全都没有实事求是之心。
【作品赏析】
人死以后，除了在遗书上能给后世留下点什么以外，能读到关于他的信息的，也莫过于其墓志铭了。
人的一生，总是功过并存。当一个人死了，如果还是不能正视他的罪恶的话。那本身就是对亡人的不尊重，至少并未把他当完人看待。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并没有看到生者对死者的宽容，一切的言辞皆是“假大空”，并无半丝恳切。
由死者及生者，想起某些人作报告，长篇累牍泛泛而谈说了几个钟头，下面听讲的睡倒一大片。通篇讲稿榨干水分却找不到一点有用的观点。倒是官话套话陈词滥调乱说一气。这种心理作用下的社会，又何谈“务实”，我们不难从倒下的贪官的败绩中引出佐证来。
马特乌斯所写的墓志铭，如果放到我们所处的环境，早就因亵渎亡人不知被辱骂了多少回，他们至死也不愿留下一点务实的元素，何谈多人的幸福，何谈社会的幸福。
忽略所有脸上戴的面具不计，至少，在离去的一刻，可以把最后的美丽保留，也不枉在世上摸爬滚打一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