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姜苗苗
摘要：《西厢记》是元曲（杂剧）的魁首之作，在中国文学史、戏曲史、文化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其价值是多元而且巨大的。本文从文本的文学性、人物的多样性、创作的套路性等几个维度切入，对这样一部“复杂”的作品进行了分析，希望能更好地解读之。
关键词：多维，文学性，人物多样性，创作套路
读《西厢记》原是黛玉的推荐。《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说黛玉在葬花时碰见宝玉，拆穿他所看之书“不过是《中庸》、《大学》”的谎言，继而——把花具放下，接书来瞧，从头看去，越看越爱，不顿饭时，将十六出俱已看完，但觉词句警人，余香满口，虽看完了，却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诵。黛玉不是平庸之人，虽然心眼儿较小、偶显刻薄，但这种性格上的“天然去雕饰”丝毫不妨碍我们对她的才气以及她这个人的肯定。能让这样一个人这样喜欢的书，一定是好书，于是我便找了《西厢记》来看。五本二十折外加几个楔子，篇幅并不长，加之文字实在写得好，使我有些爱不释手，所以在图书馆坐了一下午就看完了。下面谈谈我的感受与思考。
一、世人看戏，不知戏上也有好文章
上面这个标题也是取自《红楼梦》的第二十三回。黛玉与宝玉葬完花后，正欲回房，走到梨香院墙外角时，听见十二个女孩子正在演习戏文。微风把唱词吹进了耳朵，黛玉或感慨缠绵，或点头自叹：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其中的趣味。黛玉这一说，是针对《牡丹亭》，不过也正好概括了我对于《西厢记》的观点。不敢说“英雄所见略同”，当然也不会是巧合的懵懂，世人看《西厢记》看的是张生与崔莺莺的故事，我们读《西厢记》读的是《西厢记》所有的内容，包括在功能上只是作为载体的唱词与文本。
唐诗、宋词、元曲，都是时代之盛。词相对于诗，虽没有诗的整齐、雍容、高贵，然而或长或短，让人捉摸不透，读者以为作者要顺势往前走了作者却忽然在此停住，读者以为作者要在此处停住了作者却又多写了仨俩字；形式上长短错落别有一番风味，内容上则打破诗文“载道”的规约，可以一笑红颜、一遣闲愁。曲较之词，则更加大胆，一则承继了词之“长短”，二则通过念白、对白将几个曲子联成一体并纳于故事之中，比诗词更加系统，可以一次性带给读者巨大的满足，三则题材更加丰富、眼界更加开阔、文采更加“风流”。元曲（杂剧）如此之好，倘若只是把它们当做“戏”来看，只在意其“故事”而无视其文本，实在辜负了王实甫们的“辛苦不寻常”。
《西厢记》有“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的美誉，作为元曲（杂剧）的魁首之作，《西厢记》自然也有前文提到的曲相对于诗词的突破与进步，并且所突破的、所进步的，显然达到了更高的高度。那些普遍的、笼统的，前文已有叙述，这里只说说它的“好文章”。且看第四本第三折的《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原是想在引完《端正好》后就开始分析的，可是刚把这支曲定格在这里，我就想起了一位画家，据说某天一位记者采访一位画家：“您这幅画表达了什么？”画家说：“要是我说得出来，还用画么？”我发现《端正好》放在这里，就像那位画家的画一样，已经描绘出了一切、说出了一切，而附加的、解释性的语言在它面前只会被反衬出苍白，于是学习那位画家，与其说一些不可言说，倒不如让无声来胜有声。只想再次强调：《西厢记》（不仅是《西厢记》），故事不是其全部的价值，“戏上也有好文章”。
二、红绿灰蓝，各人生命有颜色
人物是一部叙述性的作品绕不过去的因子。《西厢记》虽没有《红楼梦》那样庞大，没有让当时社会中各式各样的人物全部登上它的舞台，但也设置了几个必要的，差不多刚好够演一个故事的人物，并且每个人物尤其是主角人物个性鲜明、各有特色。在阅读《西厢记》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会不自觉地把其中一些人物与某种颜色联系在一起，比如看到崔母脑子里就反射出灰色，看到红娘眼前就一片绿色。待我有了这种意识，继而带着这种意识继续读《西厢记》的时候，我发现原来每个人物都是有颜色的，于是便尝试将几个主要人物与颜色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这样做或许能使分析与传递都变得更加直观、形象。
1.粉红色的张生
最初，我是想用红色来形容张生的。红色是火的颜色、血的颜色，象征着热烈、兴奋、激情、勇敢。初看《西厢记》，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一个情欲的张生：当他在普济寺偶遇相国千金崔莺莺，目光是停留在“香肩”、“腰肢”、“小脚儿”这种物质或者说肉体层面，并且这些眼见之物引起的他的反应也是生理性的，例如“饿眼望将穿，馋口涎空咽”，之后，他更是谋划着去庙里租一间靠近西厢的房间，使其能“饱看”；当他第二次去普济寺，与方丈法本寒暄完后，言语里毕露出的也是冲动的颜色，说老方丈寺里住着这么个“崔家女艳妆”，定是会“演撒你个老洁郎”，并且在老方丈表现出反感之后仍不住口，怂恿老方丈“过得主廊，引入洞房，好事从天降，我与你看着门儿，你进去”，这表面上是在怂恿，但背后其实是他自己的一颗欲望的心，靠着这些露骨的言语，张生是在为自己寻求某种满足。
不过随着故事的深入，这种强烈的情欲色彩也逐渐收敛、转变，求之而不得的遭遇使张生害起了相思病，对崔莺莺无尽的思念使他日渐消瘦，他的情绪逐渐从“情欲”发展为“爱恋”。特别是在第一次碰壁之后（张生自称诗谜社家，看到崔莺莺的信后激动地跑去相见，却得到崔莺莺一连串的数落），思念变得更加深重，并掺杂了一定的埋怨，情欲方面的出轨渐渐回到了爱恋的正轨。与之相对应的，张生的生命颜色也由大红慢慢转入粉红——一种虽仍是红但盖上了一层“粉”的颜色，意味着虽然激情热烈但也具备了内敛，意味着张生的情绪由一种比较低级的情欲转化为比较高尚的爱恋。因之，张生虽然前期很“红”，但从整本《西厢记》来看，还是粉红更准确一点。
2.蓝色的崔莺莺
蓝色给人冷静、神秘、忧郁的感觉。乍一看，崔莺莺一个黄花姑娘，风华正茂，岂是蓝色可以概括的？加之，她还有过因一时多情与张生背着长辈翻云覆雨的经历，如此为情热烈之人，怎么可能是蓝色的？这些证据似乎把崔莺莺是蓝色的可能全部堵死了。其实不然，笔者认为崔莺莺其实是《西厢记》里第一号复杂的角色，大家所见的那些显性的她只是这“复杂”里最表层的，她的内在是蓝色的。想要看到更深层、更真实的崔莺莺，须从一些细节来分析。
首先解释一下为什么说崔莺莺是《西厢记》里第一号复杂的角色。复杂即是多且杂，《西厢记》的几个主要角色中，红娘是最单纯的，她的单纯与她丫头的身份、地位及其影响下的学识、心理有些关系。而崔母，她作为家长虽会有很多顾虑，让人觉得复杂，但她成为家长已经很多年，处世行事的方式应该是很单调的，所以某种程度上讲，她其实也是单纯的，她的复杂严格来说只是一种“多”，而非“多且杂”（我们可以借助数学中的集合来理解“多”与“多且杂”：集合“1、2、4、7、9”，数量“多”，但全部是数字，并不“杂”；集合“1、2、B、M、#”，数量“多”，种类也“杂”）。至于张生，早年就失去了父母，于是行为里有太多的不管不顾，所以都是顺着性子行事，自然称不上复杂。只有崔莺莺，处境十分尴尬，她不像张生上无老，她上头有严厉的母亲管教；她也不像红娘是一个身份卑微的丫头，不需要顾忌太多，她是堂堂的相国千金；她更不是已经十分安定、稳定的她的母亲，她正处在一个多变的年纪，所以势必受到这个尴尬处境里方方面面因素的影响，变得复杂。她的这种复杂，是她兼具外在的热情与内在的冷静、忧郁的基础。我们来看一些例子，当红娘把张生写的简帖放在她的梳妆盒里被她发现的时候，她说：“我是相国的小姐，谁敢将这简帖来戏弄我。”当张生自以为猜出她信中所写，赶去相会并搂了她的时候，她说：“张生你是何等之人！我在这里烧香，你无故至此。若夫人闻知，有理何说！”在《西厢记》里，我们可以看到好几处这样始料未及的场面，这些场面与崔莺莺私下里的“每日价情思睡昏昏”似乎极度矛盾，但是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知道崔莺莺是有苦衷的，她“忌的是‘知母’未寝，怕的是‘红娘’撒沁”，她的那些话正是她内心冷静、细腻、多虑、忧郁的产物，是与她尴尬的处境及其影响下的她的复杂密切相关的。所以崔莺莺虽也有热烈与激情，但其内心却受着多重牵扯，红色的外衣掩不住一颗蓝色的多虑的心。
3.绿色的红娘与灰色的崔母
正如前文所述，这俩人是《西厢记》里比较单一的角色，在《西厢记》中，她们只是以一种姿态与面貌存在，所以对她们的生命颜色的判断也要相对容易一点。之所以把红娘说成是绿色的，一则因为在《西厢记》中，她是陪衬崔莺莺这朵红花的绿叶；二则因为绿色富有生机，而红娘正是一个活泼生动的角色；三则绿色代表“允许通行”，正是这绿色的她，不断为张生和崔莺莺奔走，为他们的爱情亮起了绿灯。之所以说崔母是灰色的，一则因为她出场较少，未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并不具备鲜明的生命颜色，故而只能是低调的灰色；二则因为她是封建传统及旧家长的代表，始终给人一种厚重、严肃的感觉，所以是灰色的。
三、故事套路与套路故事的生命力
倘若将《西厢记》全部译成白话（或者也可说是“单纯提取其故事”），给任何一个人看，我想他们都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跟我之前读过的故事很像，主人公的生命轨迹差别不大。的确，《西厢记》的故事其实很简单，无非是张生晓梦迷上了蝴蝶，然后虽有阻碍仍不懈追求，终于团圆。这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最常见、最普通的模板，而且还延伸到了当代社会，并且依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类似的小说、电视剧极其多见）。但是，无论是套路化的《西厢记》还是模式化的小说、电视剧，都深得读者看客的喜欢，这似乎有点悖于常理，让人不禁发问：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想，“首当其冲”的应该是国人独特的而且是民族性的审美心理。套路化的故事为什么能被创造？因为作者喜欢并能驾驭这种套路。套路化的故事为什么会受到欢迎？因为看客喜欢这种套路。套路化的故事为什么会被创造？因为作者喜欢这种套路，看客喜欢这种套路，而且作者知道看客喜欢这种套路。为什么作者与看客喜欢这种套路？因为这种套路对应了他们共有的、独特的审美心理。这种审美心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长期聚居生活在同一个并且是独特的地域，受同一种并且是独特的自然环境、自然风格影响，从事同一种并且是独特的劳动，又刺激了主体身上同一个反应区而生成的。
其次，这种套路本身是经典的。男女相遇、相知、相爱，爱到半路突然出现一个不好跨越的阻碍，这个阻碍阻碍了他们自由相爱但又不能完全隔断他们的相爱，于是他们一边对抗阻碍并被阻碍所害，一边继续相爱并且更加相爱。最后，他们的坚持终于感动了上天——其实是因为他们的爱情轨迹终于让读者看客得到了满足，于是看客们开始期待下一个满足——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种“美好—挫折—美好”的套路，因其本身的独特性，随着时间的推进，逐渐打败了其他故事模式并被确立为主流模式，继而作为一种经典范式被贯彻、执行、享受。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套路本身之所以是经典的，本质上还是因为它对应了国人独特的、民族性的审美心理。当然，我也不否认这种套路在民族性审美心理的形成过程中发生过作用，也就是说，在民族性审美心理最终形成之前，在这种经典范式成为一种经典范式之前，两者应该有过互动。
再次，应归功于套路、模式下不同的具体遭遇。套路虽然是相同的，生命轨迹虽然是相同的，但具体遭遇可以并且应该是不同的。比如最初的相遇相识，可以变换一下时间、地点、方式或风格，再比如他们遇到的阻碍，可以是贫穷、健康，也可以是家庭或其他具体的问题。但不管具体遭遇怎么变，基本的生命轨迹是不会变的。这种不变下的小变、大不变下的小改变，既可以满足人们大方向上的审美要求，也可以排遣他们在局部与细节上的审美疲劳。
四、余论
中文系的老师们编过一套名为“多维视野中的百部经典”的书，意图引导学生发散思维、拓宽视野，从不同的维度切入来解读经典。我之所以能写出这篇文章并把题目取作“多维视野中的《西厢记》”，正是受到了各位老师的启发。正如我在前文中说的那样，《西厢记》是一部“复杂”的作品，我们应该让它成为多维视野的对象。浙江大学在2006年就开始尝试大类培养，所以具备多个知识背景，能从不同维度入手来阐释经典的学生应该不少，我期待读到更多——多维视野中的《红楼梦》、多维视野中的《呐喊》、多维视野中的《尤利西斯》。
（该文为浙江大学第十一届校园文学大奖赛获奖作品，作者时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2006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