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诏令不啻唐代女性的重大胜利，之后，任由中唐散文家李华等人絮絮叨叨地怀念“吾小时南市帽行，见貂帽多，帷帽少”，风风火火的唐女也再不会回到那些被羃离从头到脚束缚的昨天。
帽装从羃离变为露髻，衣衫从低领发展到袒胸、甚至以纱蔽体，唐女的裸露指数抵达中国古代女子所能抵达的巅峰。有专家《礼记·内则》。
从气象学家竺可桢那里为这种现象找到了理由：竺可桢曾对古代中国的气候作过统计及研究，结论是北魏至唐初气候较为干燥寒冷，唐中叶至宋中叶气候较为温暖湿润，故有专家推断唐代女子的衣着之所以越来越暴露，是因为气候渐暖的缘故。这种推论有些道理，亦有些片面，我想，缠小脚挪碎步的宋代女子即使住进赤道，也会穿着规规矩矩的褙子，封存身体的秘密。
唐代女子衣着性感的原因，与其说是自然界气候变暖，不如说是唐人精神气候变暖。经济进步、社会繁荣，造就了有唐一代外向而豪放的性格基调。唐人无论男女，皆热烈追求和展现各种美，身体的美当然不能除外。他们欣赏“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欣赏“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亦怀着同样的真诚，欣赏“二八花钿，胸前如雪脸如花”。
这不同于任何时代。
举两个例子：清人旷望生曾作《小脚文》，开宗明义，第一句便是“脚以小传，昭其美也”。接下来讲了又讲他那套“赏足经”，什么“脚之小者，其形必尖，尖而瘦焉，斯愈形斌媚矣”，什么“袜之细也，裹以轻云；弓之纤也，弯以新月”。看得出，许多字句还是作者精心雕琢，声律铿锵、对仗工整，但读来只觉猥琐。南宋初年，“南宋中兴四将”之一刘光世的家妓都缠足，词人赵令畴观后大为赞叹，称刘氏家妓有四绝，“脚绝、歌绝、琴绝、舞绝”，把玩娱乐的情绪溢于言表。
同样品评女人的脚，李白《越女诗》却是另一番情况：“长干吴儿女，眉目艳新月。屐上足如霜，不著鸦头袜。”诗中裸露的双足，没有半分色情意味，健康清新。李白看待双脚，如同看待月亮或海涛，如同看待世间任一美好。
唐人对待身体的态度是独一无二的：他们既不将身体视为玩物，也不将身体视为欲望的洪水猛兽，他们只是真正面对身体本身，面对身体的生老病死，以及美。而在唐之前或之后，国人对身体的敬意，顶多不过“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
3.戎衣倾城
为中国古代家庭内部关系“立法”的《礼记·内则》，明文规定“男女不通衣裳”。从孔夫子那个时候起，几千年来各个朝代皆依此规矩行事。若有女子作了男装打扮，那几乎等同向天地。
伦常宣战，大逆不道，足以激起人神共愤。而唐人，是敢于挑战的。
“新妆巧样画双蛾，漫裹常州透额罗。正面偷匀光滑笏，缓行轻踏破纹靴。”元稹这首《赠刘采春》，至少证明了两件事：
从诗人平静的语气，可以知道这位女扮男装的姑娘在唐时不是特例，否则诗人早已表示惊骇；从诗中采用了“巧样”、“漫裹”、“轻踏”等可爱字眼，可以看出时人对女扮男装的态度，竟有几分赞许。
因为唐朝繁荣带来的疏达风气，也因为北方游牧民族带来的“男女同服”的风尚，总之，只要自己愿意，唐时女子大可打扮得同男人一样，幞头袍衫，足蹬革靴。男装，不再是男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而是女人随时可以摆弄的玩意。
小女子面若桃花，唇上胭脂闪亮；身上却着大丈夫的衣裳，长衫线条硬朗，英姿飒爽。——我一直以为，不是唐代长安居住了多少外国人，也不是唐时流行了多少年异域风情十足的波斯毯，而是允许女扮男装这种“异端”的存在，才是唐朝包容与开放精神的极致体现。
喜着男装的同时，唐代女子还尝试戎装打扮，甚至随身佩戴刀与箭。当然，她们亦会缝缝补补烧饭做菜，这属于现实；但一身戎装，代表了她们对战斗与功勋的渴望，这属于梦想。
偶有道学先生对此风潮嘟嘟囔囔，但更多的，则是杜甫、李商隐们发出类似“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倾城最在著戎衣”的溢美之词。这些溢美之词让人慨叹，相比中国某些朝代被“三从四德”狠狠约束的女性，唐朝女性简直幸福得像花儿一样。
唐代女子看不到其他朝代女子如何生活，她们只能与同时代别国女子的境况相比较，而比较得出的结果，还是能令她们骄傲的。以同为文明古国的印度为例：当同时代的印度女子在政治上毫无发言权，在经济上有且仅有一条原则“财产永远归于男人”，在家庭中不管丈夫是酒鬼还是人渣都必须奉丈夫为神明之时，大唐却在宫中设置了女官的职位，唐代女子拥有对嫁妆的绝对权利，拥有夫亡后想改嫁就改嫁的自由，以及偷情被揭发只用坐牢一年半、不用浸猪笼的上佳待遇。
唐代公主总计二百余人，除去早亡与入道者之外，竟有23%的公主拥有两次甚至三次婚姻。即便这个数据反映的只是贵族女子的情况，即便平民女子确实不如公主们来得自由与奔放，即便“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只是诗人们对时世的讥讽之言，但这一切，依然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唐朝，是古时女子鲜有的扬眉时代。
唐代女子在离婚之时，可以向丈夫索要自己的嫁妆，这是完全归于女性的私有财产。
安史之乱以后时局大变，女着男装的风气被加以禁止，当权者气急败坏地将这种装束称之为“服妖”。男装被禁后，女子们将兴趣尽数转移到正在流行的胡服之上。
胡服不是出自某一个民族，而是出自西域各族，一开始各种风格元素俱全，但进入中唐以后，女子们逐渐将胡服固定在回鹘装与时世妆这一对搭配上。
回鹘装的流行不足为奇：回鹘对唐王朝可谓恩重如山，他们出兵帮助唐人平定安史之乱，结束了中原大地“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的惨剧。尽管两个国家之间偶有龃龉，但主旋律绝对是和平与友谊。好朋友间交流物产，也交流生活习惯。所谓“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说的正是中原女子身着回鹘衣装的潇洒情态。
但是，时世妆的流行令人诧异：时世妆的源头在吐蕃，中唐以后，人们虽然还在传唱文成、金城两位公主与吐蕃和亲的甜蜜故事，但彼时吐蕃与唐的关系，已不如往日那么甜蜜。而色彩暗沉诡异、“妆成尽似含悲啼”的时世妆，仅从美观的角度考量，也没什么可吸引人的。换句话说，唐女绝无学习时世妆的必要。
好友人之所好，极易理解；好敌人之所好，却不合逻辑。从这对矛盾，有人读出了唐代女性对男性社会无声的抗议，有人读出了彼时女子们一味追求奇服的风气。但我妄自揣测，也许，这里并没有矛盾：回鹘和吐蕃，帮助唐人也好，掠夺唐人也好，都是它们强大的体现。宋人修唐史时评论说“惟吐蕃、回鹘号雄强，为中国患最久”，回鹘与吐蕃雄强到中原都长期为之恐惧。从初唐到晚唐，女子们目睹一个王朝从梦想走向光荣，又从光荣走向死亡，她们渴望出现一种力量，挽住即将陨落的太阳。
无论是穿戴男装、戎装还是胡装，唐代女子所做的，不过是模仿那些有力的事物：模仿男儿，模仿战士，模仿胜利者，模仿生命中出现的所有强光。向强者致敬，才是唐代女子唯一的逻辑。
绚烂、华丽、狂放、热烈、向上，有人用这些词来形容唐代女性的服饰，其实用这些词来形容唐代女性的性格亦是合适的。
唐女不懂藏掖，用裙用帔用纱，用红用紫用黄，赤裸裸地表达一生的激情与渴望。她们把服装当作裸露的心脏，服装上的缤纷丝线便是延伸在身体之外的血管。顺着丝线，可以倾听她们的脉搏；而长裙色调的冷暖，和她们心情的温度是一样。
我想，也许唐女才是最懂服装的人。之前用可可·香奈儿的名言开头，现在，也用可可·香奈儿的名言来收尾吧。这位时尚教母的话，为唐代女装作了最好的注解：衣服的真正目的，不是修饰外表，而是展现你的本质。
金卮琼宴欢群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