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际遇，就是人一生中的遭遇和运势。在人生道路中，总要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和冲突，如贫富、穷达、苦乐、吉凶、生死、毁誉等。那么，对这些问题应如何面对？应怎样选择？历来都是人们最为关注的生命课题。
（一）贫与富
从人生修养角度来说，如何对待贫富是一个重大关口。当人们面对贫困时，往往容易失去做人的尊严，人常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人穷了容易唯唯诺诺，容易理不直、气不壮，向有钱有势有权的人巴结奉承；而富了呢？又容易自高自大、盛气凌人，对别人颐指气使，跋扈飞扬。其原因盖缘于人嫌贫爱富、好富恶贫的共同心理。
在贫富问题上，儒学认为，人生的富贵与贫贱都是由天命决定的，故提出了“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观点。南朝思想家范缜认为，人生的富贵贫贱只是偶然的际遇。他说：“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入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侧。”（《梁书·儒林传·范缜传》）意即人生好比树上的花瓣，花经风一吹，花瓣随风飘落。有的掠过窗帘，落在座席上面；有的吹到篱笆外，落在茅坑里。宋儒张载认为，富贵是天的恩惠，苦难是天的考验，假如命运不济，我应坦然接受天命对自己命运的安排，而不应汲汲于追求富贵，为贫贱而难过。（参见《西铭》）
既然人生的富贵与贫贱不是由自己所能决定的，所以，面对人生的贫富际遇，儒学还主张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都应该持“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论语·学而》）的态度，“谄”，就是低三下四，讨好巴结；“骄”，就是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进而做到“贫而乐，富而好礼”（《论语·学而》）的思想境界。朱熹则从必然性的角度，认为贫贱、富贵都是命中注定的，是气运变化的结果（参见《朱子语类·性理一》）。正因为贫贱、富贵是不由人的意志决定的，所以，人就应该“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要常能察省自身，克制“谄”与“骄”的毛病，从而由无谄、无骄达到“贫而乐，富而好礼”的思想境界。当然，一个人能做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已经很不简单了，而“贫而乐，富而好礼”则已经超越了对贫富本身的计较，进一步上升到了对礼乐之道的追求。
此外，在儒学看来，人生的最大财富是道德，有道德的人最富有。正如周敦颐所说：“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通书·富贵》）所谓“道充”，是指一种道德美好又充实的感觉。所谓“身安”，其实进一步来说就是心安。因为心安身才能安。就是说，君子真正的富贵不在于物质财富的拥有，而在于精神上的“道充”和“心安”。君子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现实环境下，都能够安然自得的，正心诚意，保持自己内心的自足、光明、快乐，这也就是心泰。而“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即没有分别心了）。”（《通书·颜子第》）
儒学还提倡贫而无怨、安贫乐道的精神。在儒学看来，无论贫穷还是富贵，“道”才是根本，失去了“道”是可耻的。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孟子也把“道”作为根本，主张贫以道，富亦以道，君子求富不能失诸礼义。朱熹对此说得更明白：“然须是食期所当食，饮期所当饮，乃不失所谓道心。若饮盗泉之水，食嗟来之食，则人心胜，道心亡矣。”（《朱子语类》）
《论语》中记载：孔子周游列国期间，曾在陈国断绝了粮食，跟随的许多弟子都饿病了，起不了床。性情刚烈急躁的子路满脸怨气地对孔子说：“老师你天天君子君子的，现在同学们都要饿死了！君子也有穷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吗？”孔子从容地答道：“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意即君子在穷困的时候依然能安守节操，坚定信仰，小人一穷就乱来了。也就是说，不是什么样的人都有资格安于贫穷的，受不了贫穷就算不得君子。
数千年来，儒学这种“贫而乐，富而好礼”和“安贫乐道”的精神境界，鼓舞了无数志士仁人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但是，由于这种价值观忽略了人对幸福的追求和对生活的创造进取，便逐渐失去了它的魅力。
（二）穷与达
人的一生为什么有的穷困潦倒，有的显达富贵？面对穷达，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千百年来一直为无数哲人所关注和思考。
人都向往显达富贵，成就一番事业。但由于时运不济，并非人人都能够达到这样的理想或愿望。很多人难免遭遇落魄或穷困潦倒，这就是人的命运。三国时的李康说：“穷达，命也；贵贱，时也。”（《运命论》）
面对人生的落魄和通达，儒学主张“穷达以时”，顺势而为。北宋大儒周敦颐说：“天下，势而已矣。”（《通书·势》）什么是“势”呢？明末大儒王夫之说：“凡言势者，皆顺而不逆之谓也。”要谈“势”，就要看到它是一个洪流，是顺而不逆的，这才能成为“势”。在“势”中，你只有顺流而下，不能逆流而上，这样才能称为顺势。“势”的特点是什么呢？“从高趋卑，从大包小，不容违阻之谓也。”譬如，长江、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从五六千米的地方顺势而下，蜿蜒曲折，不管中间有什么阻拦，都是阻挡不了它的，一直要流到东海去，这就叫势不可挡！唐代罗隐诗曰：“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这两句诗中的“时”和“运”，也可以说就是“势”。得时运的时候，当然天地间的一切都顺着你的心思转，而一旦失去了时运的话，不管再大的能力，再有多大的本事，也挡不住时代发展的车轮。所以，儒家主张，在大势面前，一定要认清楚。如果大势来了，就投身其中，义无反顾，顺势而为，须知“时势造英雄”。如果大势已去，当不得势的时候，最好不要逆势而行，只能尽人事以待天命。这就叫“识时务者为俊杰”。
儒学认为，君子追求显达，是为了兼济天下。有时生不逢时，则不应当忘记“修道立德”，应当做到“独善其身”。君子知命，所以能够泰然对待穷达。君子知时，故能判断并选择时机，从而把握自己的命运。小人则不知命，也不知时，而行险侥幸。《中庸》曰：“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孔子家语·在厄》说：“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谓困厄而改节。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君子思远志广。
此外，对于人生的落魄和通达，儒学的态度是：穷达都是身外事，只有道义才是根本。所以有道德修养的人在穷困时，能不失掉义，得意时，也不离开道。所谓“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在孟子之先的孔子也曾说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就是讲，天下政治清明的时候，就出来施展自己的抱负，发挥自己的作用；天下政治黑暗的时候，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就辞职隐退。
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主张与孔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思想，概括了儒学处世的两种境界和穷、达的两种状态，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把慎独和放达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积极达观的人生态度，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立身处世的座右铭。
（三）苦与乐
“苦”即苦痛、辛苦；“乐”即快乐、幸福。除生与死以外，人生最难逃避的生命现象就是痛苦和欢乐。
在“苦乐”问题上，儒学历来不以物质生活的贫富论苦乐，而是以精神生活的充实与否论苦乐。孔子曾说：“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论语·季氏》）意即以礼乐调节自己为喜好，以称道别人的好处为喜好，以有许多贤德之友为喜好，这是有益的。而喜好骄傲，喜欢闲游，喜欢大吃大喝，则是有害的。又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意即吃粗粮，喝白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乐趣也就在这中间了。孔子还称赞颜回安贫乐道的品质，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意即颜回的品质是多么高尚啊！一箪饭，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小屋里，别人都忍受不了这种穷困清苦，颜回却没有改变他好学的乐趣。颜回的品质是多么高尚啊！
孟子有言：“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意即上天将要把重大使命降落到某人身上，一定要先使他的意志受到磨炼，使他的筋骨受到劳累，使他的身体忍饥挨饿，使他备受穷困之苦，做事总是不能顺利。这样来震动他的心志，坚韧他的性情，增长他的才能。在孟子看来，人要有大的作为，就要敢于直面内忧外患，就要历经一番艰辛困苦的磨难，就要历经一番肉体至精神的人生锤炼。人在艰辛困苦中，要想到这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这样才能胸怀抱负，坚信理念，从而能不畏困苦，去迎接挑战。可见，孟子这种不畏困苦、自强不息的人生精神，与他传承先贤、身任天下的人生精神是一致的，与《周易·乾》表达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一致的，与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乃至于“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的乐观、进取之人生精神也是一致的。
在苦与乐的境界上，儒学注重人生“乐”的意义和“苦”的意义。清代儒者魏源认为，人生必有终身之苦，而后能有不改之乐。君子所乐如之何？曰：所乐皆生于所苦。不苦行验，不知居易之乐；不苦嗜欲，不知淡泊之乐；不苦驰骛，不知收敛之乐；不苦争竞，不知恬退之乐；不苦烦忧，不知宁静之乐。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对人生乐与苦的意义有深刻的见解，认为，真苦真乐必不存于躯壳，而存于心魄，躯苦而心乐，真乐也；躯乐而魄苦，真苦也。
在“苦乐”问题上，儒学又以为，个人之苦乐算不了什么，众人的苦乐才是真正的、最大的苦乐。北宋大政治家范仲淹有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可以说，这段话集中表达了儒学的“苦乐”观。
（四）吉与凶
古人把办事顺利、获得幸福看作吉，把遭逢灾祸看成凶。古人认为，从大的方面讲，吉凶是天的安排；从具体事件而言，可从神灵那里获得前途吉凶的指示（这是迷信），其主要手段是占卜。
儒家经典《易经》就曾是一部占卜的书。《易传·系辞上》上说：“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因此，儒学也把占卜作为预卜吉凶的手段。但是，儒学认为，占卜只是作为一种参考而已，人不能过分相信占卜。因为只相信占卜，就会违背伦理。
在儒学看来，人应该只问耕耘，不问收获，遇事只问应该不应该，少问结果会怎样。如果结果不好，但应该去做，难道就可以不去做吗？所以认为，“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儒学也反对通过相面来推测人的吉凶祸福，如荀子说：“相人，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荀子·非相》）意即观察人的容貌、面色来推测吉凶祸福，古代的人没有这种事，有学识的人也不谈论这种事。在荀子看来，“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荀子·非相》）意即观察人的相貌不如考察他的思想，考察他的思想不如鉴别他立身处世的方法。形体相貌即使丑陋而思想和立身处世方法是好的，不会妨碍他成为君子；形体相貌即使好看而思想与立身处世方法丑恶，不能掩盖他是个小人。所以，若问何为吉凶？只可说“君子之谓吉，小人之谓凶。”（《荀子·非相》）
也有儒者认为，人生的使命是行道，而道之大原在天，所以，行天之道就应得到天佑，而不应该是凶。如君子按中正仁义之道为之，定会逢吉；小人不按中正仁义之道为之，则定会遇凶，这都用不着占卜。张载说：“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人的命运在天命该当凶的时候，圣人是不主张躲避的。所谓“圣人不使避凶趋吉。”（《正蒙·大易》）因此，那些避凶趋吉之举，乃是小人的作为，君子只应问该做不该做，而不问做此事是吉是凶。
朱熹说，占卜是为了决疑，如果道理上应当去做，那就去做好了；如果道理上不当去做，那就不可做，用不着占卜。但是如果遇到事情在道理上也说得过去，可能是吉也可能是凶，自己难下决心，这就需要占卜来帮助判断了，占卜的作用仅此而已。假如你要干坏事，即使去占卜，又有什么用呢？难道干了坏事，《易经》能告诉你怎么躲避吗？朱熹之后，王夫之等继续发挥这个意思，他们认为，当事关大义之时，君子只应问该做不该做，若是该做，即使明知凶险，也当义无反顾。
总之，从根本上说，儒学认为，吉凶都是天意，做坏事者必受惩罚，做好事者必得好报。《尚书·周书·汤诰》说：“天道福善祸淫”，这是儒学看待祸福凶吉的原则。
（五）生与死
生死观是关于人的生命及其死亡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看法，是人生观的重要内容之一。人生观的主要问题是人为什么而活着，以及关于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生死观的主要问题是人应当如何看待生命和如何面对死亡，以及死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儒学在对待生死问题上，主要有以下观点。
第一，生与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现象。
生与死，是人生的起点和终点，它对于一个人来说，只有一次，因而是人生的最大问题。荀子说：“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荀子·礼论》）儒学认为，生与死并非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的一体两面。唯有透过死亡的认识才有可能完全的了解生命的意义，生与死两者是动态互变的过程，因而生死本质应为同一的。《易经》认为，太极即是宇宙之本体，其为阴阳合一，生死同体之状态；而具体世界万物的生存，则是阴阳互动，生死互变的过程。《论语·子罕》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又有“日月逝矣，岁不我与。”（《论语·阳货》）汉代杨雄说：“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这些都揭示和说明了时间流逝不可逆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个由生到死的自然过程，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正是基于这种对生与死的不可抗拒的自然现象的认识，儒学主张超然对待死亡。孔子认为，每个人生命的长短、祸福贵贱都是天之所命，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因此，儒学更重视现实人生问题，而对死亡采取一种比较坦然和淡定的态度。正如张载所说：“存，吾顺事；没，吾宁也。”（《西铭》）
总之，儒学对待死亡问题的基本态度是：正视生死，坦然面对死亡，既爱惜生，又不畏惧死，亦即不为生死问题所累。
第二，肯定生命的价值与可贵，尊重生命，珍惜生命。
儒学认为，人与宇宙万物一样，是自然演化的结果，是自然界的产物，同时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是，人又与自然界的其他事物不同，有着其他事物所不可比拟的价值，其他任何事物都不能与人相提并论。孔子曾说过“鸟兽不可与同群”（《论语·微子》）的话，反映了他对人的存在地位及其价值的肯定。荀子提出人“最为天下贵”的观点，周敦颐提出人是世间万物中“最灵”者。这些论述，都反映和体现了人在自然界中超拔万物，具有崇高地位和价值的思想。既然人“最为天下贵”，是世间万物之“最灵”者，那么，人就应当尊重生命，珍惜生命。《论语·先进》记载：当季路向孔子请教“死”的问题时，孔子回答“未知生，焉知死？”孔子的这一回答，反映了其重视人生现实、关注人的现实生命的思想，也确立了儒学“重生”的基本人生态度。《论语·乡党》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马棚失火，孔子所关心的首先是有没有危及人的生命，有没有人受伤，而不问及马的情况。这也反映和表现了孔子对人的生命的珍视和关心。
儒家学者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和珍视，还反映和体现在其反对战争的思想上。如孟子针对春秋以来战争频繁、大量杀戮和生灵涂炭的情况，特别评价说：“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他谴责“不仁哉梁惠王也！”（《孟子·尽心下》）就是因为“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孟子·尽心下》）梁惠王为了争夺土地而驱使百姓作战，致使其暴尸郊野，骨肉糜烂。大败后为了再战并获胜，又驱使他喜欢的子弟去死战。在孟子看来，这是极为不仁的。面对当时各国君主穷兵黩武，“未有不嗜杀人者”的情况，当梁惠王问他究竟谁能够统一天下的问题时，他的回答是“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认为不好杀人的国君才可以统一天下。当有人说“我善为阵，我善为战”时，孟子却认为其实这是“大罪”。正是从关爱生命、珍惜生命的立场出发，孟子强烈反对和谴责大量杀戮和残害生命的战争，提出了“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上》）的主张，他说：“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意即仁人在天下没有敌手，以（周武王这样）极为仁道的人去讨伐（商纣这样）极不仁道的人，怎么会血流得把舂米的木棒都漂起来呢？
儒学认为，尊重生命和珍惜生命，作为一项道德要求和一种人生态度，不但是对人的，也是对己的。儒学不主张作无谓的牺牲，也反对轻生自杀等在对待生命和死亡问题上的不负责任的态度。《论语·述而》载孔子的话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在孔子看来，徒手与老虎搏斗，徒步涉水过河，这样死了都不后悔的人是不能让人赞同的，这样的行为也是不可取的。孟子也提倡珍惜生命，主张遇事小心谨慎，不作无谓的牺牲。他说：“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孟子·尽心上》）在孟子看来，人的生死寿夭等虽然无一不是受制于命，但应该顺应和接受命运的正常状态，不能因为人的寿夭是由天和命决定，便对生命采取无所谓的态度。所以，知道命运的人不站在危险的墙下。尽力行道而死的人，所承受的是正常的命运；犯罪受刑而死的人，所承受的是非正常的命运。
《论语》还记载孔子与其弟子围绕管仲是否应该自杀、不自杀，是否合于仁德等问题的讨论。管仲和召忽都是公子纠的师傅，当公子纠被其兄齐桓公杀害后，召忽自杀，这体现了对于君主的忠诚，是符合当时所要求的君臣之义的道德行为。但是管仲不但没有自杀，反而还做了齐桓公的宰相，帮助齐桓公成就了称霸诸侯、一匡天下的大业。对此，子路和子贡都提出了疑问，认为管仲没有仁德。而孔子的回答是：“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在孔子看来，管仲帮助和辅佐齐桓公得以不用武力而多次召集诸侯盟会，同时辅佐齐桓公一匡天下，成就霸业，百姓一直蒙受到他的好处和恩惠，而没有“被发左衽”（指为落后、不开化之人），沦为夷狄，这些都是管仲的仁德，我们不能要求他像普通男女那样讲求小节小信，自杀于山沟之中。可见，在生死面前究竟何去何从，选择生还是选择死，关键是看其目的和效果，如果选择生是为了大众百姓，是为了成就更大的仁，那么这种选择就是值得肯定的。因此，孔子对于管仲没有选择自杀轻生的行为和不作无谓牺牲的人生态度不仅没有加以指责，而且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第三，专注于生的完善化和生的意义。并认为死亡也是不可怕的，关键是要死得其所，死得有价值。
儒学珍视生命，因而是重生恶死的。如孟子指出，“生亦我所欲”，“死亦我所恶”（《孟子·告子上》），认为生是人的本能欲望，而死则是人竭力所欲避免的。荀子则进一步强调：“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恶，死甚矣。”（《荀子·正名》）就是说，生不仅仅是人一般的欲望，而且是莫大的、竭力追求的欲望；死也不仅仅是人通常所厌恶的现象，而且是人极端厌恶、极端惧怕的现象。儒学虽重生，但更专注于生的完善化和生的意义。关于这一点，在儒学的经典著作中，都有过一些论述。例如，《论语·卫灵公》认为：“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这就是说，君子最害怕离开人世时，不能著名于世。一个人死后，如果名字不为人所称述，是该引以为憾的。孟子亦认为，君子终身之忧是不能死而不朽：“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孟子·离娄下》）那么，如何才能消除这一忧患，达到死而不朽呢？孟子认为，君子有垂创之举，即为不朽，“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孟子·梁惠王下》）
在儒学看来，死亡是自然的，也是不可怕的。关键是人要死得其所，要死得有价值。孔子曾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认为生命的价值不在长短，而在于生命历程中能否完成和满足道德使命、践行天道和人道的需要。孔子还明确地指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就是说，人不能为了苟活性命而去损害仁义，做不仁不义的事；相反，要为了仁义的事而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孟子也指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就是说，保存自我的生命，是人人都追求的，实现仁义道德，也是人人都想做到的。在二者不可以同时做到时，则宁愿舍弃生命而成全道德。
在儒学看来，人有生理生命，它对人是唯一的，故而弥足珍贵；人又有道德生命，它是人崇高的精神理念，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因此，对人而言，道德生命应该比生理生命更加重要。因此，孔孟告诫人们，必须在价值判断上置道德生命于生理生命之上，一旦二者有冲突，则应该做到“杀身成仁”或“舍生取义”。因为“身”虽死，“生”虽逝，而道德的榜样则长存，造福民众的辉煌功业、言论亦传之千秋万代，永垂不朽。由此可见，儒学从道德层面上提出了死亡的价值超过生命的价值。
上述这些观点代表了儒学对待生死问题的基本态度。儒学在对待生死问题上的这些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从社会精英到普通百姓无不受其影响。其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儒学的上述生死观，造就了中华民族高尚的情操，成为我们民族精神中爱国主义的思想基础，形成了“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的生死态度，所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就是这种生死观的生动写照。“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等等，这些都体现着儒学生死观的基本精神，成为无数仁人志士的人生态度和人生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