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一语出自《论语》，是孔子提出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
“和”与“同”是中国文化所关注的一对含义不同的重要范畴。这两个字在古代的基本含义是：“和，相应也。”（《说文解字》）本义应当是和声的意思。“同，合会也。”（《说文解字》）段玉裁注：“口皆在所覆之下，是同之意也。”从上述构词之中，可以大致了解到，“和”是不同声音的组合，彼此是不同的，有差异的，然而又在更高的层次上构成新的统一。而“同”则是没有差异的，完全同质的意思。
早在西周末年至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过所谓“和同”之辨。据《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时期，周太史史伯在回答郑桓公“周其弊乎”的发问时认为，西周最大的弊端就是“去和而取同”。史伯说：“夫和实生万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和谐才能生成万物，同一就不能发展。把不同的东西加以协调平衡就叫做和谐。这种和谐，丰富中见出统一，发展中见出方向。如果不是这样，把相同的东西相加，那用尽了也就完了。
春秋时的齐国政治家晏婴，在史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和与同异”的思想，指出：“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认为“和”的功能和作用是：食和羹“以平其心”，听和声以正其心，心平则气和，气和则德生，德生则民无争权夺利之心。晏子还将“和”进一步引申到处理上下关系，他说：“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左传·昭公二十年》）这段话的意思是要告诫人们，君臣关系也是这样，君主肯定的东西，如果有不对的，臣子应当把自己的反对意见告诉君主，使君主能够作出正确的决定；君主认为不对的东西，如果有对的地方，臣子应当把其中有道理的意见告诉君主，以便让君主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这样政治才能够获得真正的稳定，不冒犯人民，使民众不会因为怨恨而产生叛逆的想法。
“好古，敏以求之”（《论语·述而》）的孔子，精通三代文化，他在研究历史和现实的重大问题的过程中，吸取先哲、特别是史伯和晏婴的“和同”之辨思想，提出了“和而不同”的著名观点。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
对孔子这句话，古今都有很深刻的理解。如何晏在《论语集解》里解释说：“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争利，故曰不和。”欧阳修在《朋党论》一文中，将孔子的这一思想加以创造性的发挥。指出：“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且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对此的注释是：“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南怀瑾在《论语别裁》中这样说明：“和而不同就是自己要有中心的思想，能够调和左右矛盾的意见，而自己的中心思想还是独立而不移。小人就不一样了，容易受别人的影响，别人纵然影响了他，然而人各有志，到了利害关头，意见相左，相处就不会融洽，自然而然变成同而不和了。”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对这段话的翻译是：“君子用自己的正确意见来纠正别人的错误意见，使一切都做到恰到好处，却不肯盲从附和。小人只是盲从附和，却不肯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辞海》对“和而不同”的解释是：“谓和睦相处，但不盲从苟同。”
可见，孔子这两句话是极富哲理的，含义极为深刻，因果上存在着辩证关系：即求同存异则“和”，强求同一反而“不和”。“和”与“同”的重要区别，在于承认差异性，有差异性的统一才是“和”，无差异性的统一则是“同”。因此，“和”不是“同”，“和”是有矛盾、有斗争的。
宋代张载在《正蒙·太和篇》中讲：“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意思是说，只要有一种事物、一种现象，必定有与之相对的事物和现象，两者免不了有矛盾、有斗争，最后解决的方法一定要求“和”。张载看到了宇宙世界、人间社会都是有矛盾的，但在矛盾的解决上他主张“仇必和而解”，而不是“仇必仇到底”。对立和斗争不应以一方面消灭另一方面作为最终的结局，而是应相辅相成，协调配合，趋向于“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充分体现在这句“仇必和而解”之中，以和谐的方法来消除矛盾、解决矛盾，使事物向一个更新的方面来发展，最后解决的方法一定是求和，不是让矛盾冲突扩大。只有“和”，才有生机和活力。这种对待矛盾的朴素的辨证思想，对于我们实现和谐人生的理想是大有裨益的。
“和而不同”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华民族的形成，就是“和而不同”的历史见证。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曾经有许多民族共处在一个国度之内，居住上相互错杂，经济上取长补短，文化上不断交流，习俗也相互感染，逐步由“多元”合为“一体”。各民族都是伟大祖国的缔造者，他们对我们伟大祖国的历史发展都作出了贡献，共同开拓了辽阔的疆域，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
“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根源所在，自古以来，它就是中国各学术流派以及不同文化间相互关系的一项重要原则。中国古代所经历的几个文化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思想相互吸取补充，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汉代以来，随着中国本土道教的产生以及印度佛教的东来（经过数百年的发展，逐步产生了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在中国逐步形成了儒、释、道三教鼎立的局面。这期间，儒学也在吸取佛、道两家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产生了宋代的道学。经过儒、道、释三家的互相吸取、融合，终于形成了儒、道、佛三家互补共存的格局。后来的伊斯兰文化以及基督教的传入，也经过了一个从对立到交融的过程。所以，中国文化才具有了一种多神并存、不独尊一神的特征。自从16世纪末以来，又开始了中西文化的直接交流与碰撞。中国的传统文化再次得以在与异域文化的交锋中实现了交融，从而使得中华文化更加丰富和发展。
“和而不同”这一古老的观念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强大的活力，仍然可以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项准则和一个目标。“和而不同”思想，要求每个人都做到个体和谐。个体和谐是实现人际和谐的基础和关键。个体和谐包括形体和谐、心理和谐、精神和谐。
形体和谐就是要注重饮食，保持血气和谐、身体健康。譬如孔子就很注意饮食卫生。《论语·乡党》指出：粮食陈旧和变味了，鱼肉不新鲜，不吃；食物的颜色变坏了，不吃；食物的味道不好，不吃；烹调不当，不吃；不新鲜的蔬菜，不吃；佐料放得不适当，不吃；等等。孔子还十分强调血气和谐。他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通过戒色、戒斗、戒得来保持血气和谐，是实现形体和谐的重要环节。
心理和谐，讲的是人们的心理情绪要保持适中。《礼记·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就是说，喜怒哀乐等情绪没有发泄时，叫做“中”；发泄得适度，叫做“和”，“中和”就是心理和谐。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进行心理修养，做到“用中”；否则，心理不和谐就会伤身。《黄帝内经》曰：“喜伤心”“怒伤肝”“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等，这是很有道理的。
精神和谐，讲的是内心世界要和谐。儒家非常重视精神和谐，注重道德修养。孔子主张“修己”，以达到“安人”“安百姓”的目的。修己的内容很多，但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肉体与精神即生命与道德的关系。由孔子发其端的义利之辨，研究的就是这个问题。在这里，义就是道德，利就是维持生命的物质财利，可引申为生命。对两者的关系，孔子主张“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由此，他反对为追逐财利而行动，因为这会招来怨恨。指出：“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他一生倡导安贫乐道，做到了生命与道德即肉体与精神的和谐，为践行“和而不同”奠定了基础。
“和而不同”思想，在家庭关系上表现为家庭和谐。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中国自古重视家庭和谐，如《诗经·小雅·常棣》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宜尔室家，乐尔妻帑。”这样，感情融洽和谐，家庭就能长久。《左传》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有，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这就从父子、兄弟、夫妻、姑妇（婆媳）关系上，全方位地揭示了家庭和谐的基本内容。
“和而不同”表现在人际交往中，就是要尊重别人的人格，做到严于责己、宽以待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在日常工作中，要做到对上不盲目附和、人云亦云，能适时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对下能容纳和听取不同意见，与持不同意见的人充分交流，相互切磋，以求同存异。而能不能做到这几点，是衡量一个人道德修养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
“和而不同”表现在社会关系上就是和谐社会。在当今这样一个多元的社会里，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各组织的创造活力都得到承认，各类矛盾和问题在不一致中得到化解。只有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形式、不同的政治见解、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生活方式长期共存，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在这样的和谐社会里，全社会形成合力，经济与社会才得以协调发展。
“和而不同”思想是中华民族对人类作出的一个重大贡献，在世界上具有普遍意义。国家前主席江泽民2002年10月在访问美国布什图书馆时的讲话中讲到“和而不同”，他说：“两千多年前，中国春秋时期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国家主席胡锦涛2006年4月在沙特协商会议的演讲中强调构建“和谐世界”。他说：“面对当今纷繁复杂的世界，我们应当更加重视和谐，强调和谐，促进和谐。”“和而不同”就是要承认不同，但是要“和”，这是实现世界文化多元必走的一条道路，否则就要出现纷争。而现在人类拥有的武器能量已经可以在瞬间毁灭掉自身。如果只强调“同”而不讲求“和”，纷争到极端状态，那只能是毁灭，所以说，“和而不同”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
“和而不同”思想在现代社会实践中的一个创造性的发展，是“求同存异”原则的提出和运用。求同存异的目的，是要在不同力量之间达到某种和谐共处的局面，组成一定的联合体。求同，就是寻找共同点，共同的思想、共同的利益；这是不同力量之间能够和谐共处和合作的基础。存异，就是保留不同意见、不同主张、不同利益，不求同一、不求齐一，这是不同力量达到和谐的条件。求同存异既建立起不同力量之间的合作关系，又保证了不同方面的不同利益、不同要求，从而也就保证了各方面合理的关系，达到了和谐。所以，求同存异正是体现了和而不同，是和而不同的运用和发展。
总之，“和而不同”是一种智慧，是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重要法则，对于推动和谐世界、和谐社会都有积极意义，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