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为政治国思想主要有民本思想、德治思想、仁政思想、隆礼重法思想等。
民本思想在我国可谓源远流长。《尚书·夏书·五子之歌》指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儒学民本思想主要表现为爱民、富民和教民。孔子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爱民思想。认为修身是爱民的基础，修己、安人、安百姓皆为爱民的实际步骤。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说。荀子提出了著名的“君舟民水”论。
中国自夏商周“三代”就有以德治世的思想传统，成为儒学“德治”思想的渊源。孔子提出“为政以德”，主要是讲为政者应当怎样从政和为政者应当具备怎样的道德品质的问题。儒学主张贤人政治。后人托孔子之言总结为：“为政在人”，即在选用官僚上必须“尚贤使能”。儒学还要求以德治吏，为政清廉是以德治吏的核心内容。
儒学认为，“孝”不仅是一切德行的根本，教化的源泉，同时又是为政治国之基。儒学主张治理国家要以道德教化为基础，道德教化要以孝行为根本。历代帝王深知提倡孝道孝行对于稳定其统治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对儒学以孝道治理天下推崇有加。
孟子的“仁政”主张是与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密切相关的，其理论根据来自性善论。所谓的“仁政”，就是要求统治者要把仁爱之心，推用到政治决策与管理上面去，即所谓“发政施仁”。
儒学的“礼”，具有国家的根本制度和社会的普遍规范两方面的内涵。儒学认为，礼的作用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序，主张“为国以礼”。荀子是强调礼治德教与法治刑罚相统一和并重的儒学思想家。把“隆礼”和“重法”都看做是治理好国家的根本原则。
在治国原则上，中国历来有所谓“人治”“法治”的论争。儒学认为，在法与人二者中，“人”的因素更为重要。
肇始于尧舜禹时代的为政治国理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儒家为政治国思想和经验，是悠悠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学者把中国古代（尤其是儒学）的为政治国之道和官吏管理制度，称之为除指南针、火药、造纸、印刷术以外的第五大发明。儒学的为政治国思想主要有民本思想、德治思想、仁政思想、隆礼重法思想等。
民本思想是一种重视民众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把民众视为国家之根本的政治学说。它是儒学传统治国理论的核心，是影响中国治国安邦大业达几千年之久的政治思想。当然，这个思想不是儒学创造的，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所固有的。儒学只是继承了这个思想，并把它发扬光大起来。
民本思想在我国可谓源远流长。早在上古时期，就已经出现民本意识的萌芽。如《尚书》中便有“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尚书·虞书·皋陶谟》）；“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尚书·虞书·皋陶谟》）；“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周书·泰誓》）；“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周书·酒诰》）；“治民祗惧，不敢荒宁”（《尚书·周书·无逸》）和“唯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尚书·周书·梓材》）等说法。《尚书·夏书·五子之歌》则更明确指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说，民众是国家的根本，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安宁。这些记载通常被看做是中国上古时期民本思想萌芽和产生的标志。这种民本思想后经儒学继承而发扬光大，成为儒学政治观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仁者爱人
儒学的民本思想是针对统治者而言的（古代的“民”，是相对于“君”和“官”而言的），这种民本思想的实质，是对人的生命个体的尊重。在儒学看来，生命的价值是平等的，统治者要以民为本，就首先要爱民。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而“仁”是一种含义极广的伦理道德观念，其最基本的精神就是“爱人”。在孔子看来，“仁”的主旨就是从“爱人”到“泛爱众”。据《论语·乡党》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可见，孔子的爱人之心是包括对劳动者、普通人，甚至包括奴仆在内的爱护。孔子还要求统治者爱民，提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的主张。把爱民当做治国的一项重要内容，认为治国要取信于民；要节用，体恤人民生活的艰难，以薄赋税的宽大政策去爱民，保护劳动力，给人民安排差役劳动，一定要选在农闲季节，不要耽误了农时，妨碍农业生产。孔子认为，爱民就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把自己和对方放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论语·公治长》）要尊重人民，作为统治者不能随便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百姓。统治者不仅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应该帮助民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要推己及民，设身处地多为民众着想，因为民众才是国家的基础，民富才能邦固。
孔子的“仁爱”强调主观的道德修养，认为修身是爱民的基础。孔子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修己即修身。可见，修己、安人、安百姓皆为爱民的实际步骤。修身是基础，是必要的前提，修身才能爱民。因此，爱民是修身的目的。
（二）民贵君轻
时隔百余年之后，生活于战国中后期的孟子，极大地充实和发展了孔子的仁爱学说及爱民主张，提出了“民贵君轻”说，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尽心下》）意思是说百姓最为重要，代表政权的土神谷神为其次，国君为轻。所以，得到民心的做天子，得到天子欢心的做诸侯，得到诸侯欢心的做大夫。国君如危害到代表政权的土神谷神，则国家就应改立国君。祭品丰盛，祭品洁净，祭扫按时举行，但仍然遭受旱灾水灾，那就应改立代表政权的土神谷神。
孟子还有很多言论贯穿了这一思想。如孟子用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证明，“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孟子·离娄上》），进而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规律：“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孟子·离娄上》）。这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兴起和衰败、生存和灭亡，根本原因在于能不能行仁政，得民心。“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孟子·离娄上》）。他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意思是说，桀和纣失天下，是由于失去了人民；失去人民，是由于失去了民心。得天下有办法：得到人民，就能得到天下；得人民有办法：赢得民心，就能得到人民；得民心有办法：他们想要的，就给他们积聚起来；他们厌恶的，不加给他们，如此而已。
孟子又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这里“贼”就是“损害”的意思，损害了“仁义”的人，就是“一夫”，意思是独夫民贼，人人可以诛之。他认为对于残害百姓的国君，国人可以杀。商纣王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武王伐纣，他认为杀得对，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他还提出国家的一些重大决策应当征询广大民众的意见，并以之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如国君选用或罢免官吏，“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孟子·梁惠王下》）意思是说，全国的人都说某人好，然后去考察他，发现他是真正的贤才，再任用他。全国的人都说某人不好，然后去考查他，发现他真不好，再罢免他。这样做，才可以做老百姓的父母官。
这些言论都是可以归为孟子“民贵君轻”思想的重要内容。应当说，孟子上述民贵君轻思想的提出，是儒学民本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
（三）与民同乐
“与民同乐”也是孟子提出的政治主张。意思是说，作为统治者的帝王，应该与百姓一同分享快乐。据《孟子·梁惠王下》记载：有一次，孟子去见齐宣王，说：“听说大王喜欢欣赏音乐，有这样的事吗？”齐宣王很不好意思地说：“我并不是喜欢古代的音乐，只是喜欢一般的流行音乐罢了。”随后，孟子便引导齐宣王把这种爱好音乐之心推广开去，做到“与民同乐”。孟子这样问齐宣王：“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一个人独自欣赏音乐，和跟别人一起欣赏音乐，哪一种更快乐？）齐宣王回答说：“不若与人。”（与别人一起欣赏更快乐。）孟子接着问道：“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跟少数人欣赏音乐和跟多数人欣赏音乐，哪一种更让人快乐？）齐宣王回答说：“不若与众。”（跟多数人一起欣赏更加快乐。）孟子还进一步因势利导，说明不只是欣赏音乐，而且在其他娱乐方面都应当“与民同乐”。齐宣王表示：“善哉言乎。”（先生这话说得真好。）孟子说：“王如善之，则何为不行？”（大王既然认为好，为什么不做呢？）齐宣王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货”（我有毛病，我喜爱钱财）。孟子说：“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这有什么关系？大王喜欢钱财，老百姓也喜欢，大王和民众一起喜欢不就行了？）齐宣王又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色”（我有个毛病，我喜爱女色）。孟子又说：“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这有什么关系？大王喜欢女人，老百姓也喜欢，大王和民众一起喜欢不就行了？）一言以蔽之，做国君的只要能“与民同乐”，或者说是“与民同欲”，和老百姓同甘共苦的，干什么都是不会错的！
孟子所谓的“与民同乐”，就是要求统治者把自己的爱好之心推而广之，来施行一种爱民之政。宋代学者朱熹对“与民同乐”这一章注解说：“与民同乐者，推好乐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在孟子看来，帝王若想得到民众的拥护，就应该“乐民之乐”“忧民之忧”，而不是以一己之忧乐为忧乐。帝王只有以百姓的快乐为快乐，以百姓的忧愁为忧愁，百姓才会拥护帝王，以帝王的忧乐为忧乐。
（四）君舟民水
荀子作为先秦儒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提出了许多振聋发聩的民本之音。如荀子指出：“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民不亲不爱，而求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荀子·君道》）在荀子看来，统治者的统治能否长久，关键在于有没有人民的支持与信任，而统治者要想得到人民的支持与信任，就要爱民、利民，要使民能安居乐业。“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荀子·王霸》）
荀子还通过在对历史兴亡的考察和思考中，敏锐地发现：统治集团的衰败与人民支持与否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人民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为此，在君民关系的问题上，荀子提出了著名的“君舟民水”论。他说：“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马骇舆则莫若静之；庶人骇政则莫若惠之。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荀子·王制》）
据荀子称，君舟民水论是前人提出的，但由于不见于荀子以前文献著录，所以常被视为荀子首创。这一段论述的主旨是探讨政权稳定的基本原理的。“马”是驱动“舆”前进的不可缺少的动力，要想安坐“舆”中，享受车辆带来的快捷与舒适，就必须使马儿乐于由你驱使，因此，“静之”是驱车最重要的要领；君子为政也是这个道理，“庶人”如马，“政”如车舆，要想安享权力带来的尊贵与风光，莫若使庶人安于统治，乐于效劳，而达到这一目的也并不难，“惠之”就是其诀窍，具体措施诸如“平政爱民”“选贤使能”等。这里，荀子明确地把君王与臣民的关系，形象地比作“马”与“舆”、舟与水的关系，强调了人民的力量和作用，目的是以此告诫当权者：君王之舟要靠臣民之水来承载，君主为民，实行王道、仁政，国泰民安，君王之舟就会稳如泰山；反之，君王残民以逞，施行暴政，搞得国困民穷，民不聊生，饥寒交迫，百姓就会揭竿而起，倾覆君王之舟。
荀子对君民关系作出的这种理性思考和比喻，不仅在当时很了不起，而且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唐太宗李世民在与魏徵、房玄龄等大臣研讨政务时，就论证过民水君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一再强调“载舟亦覆舟，所宣深慎”（《贞观政要·论君道》），“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贞观政要·论君道》）。李世民还意味深长地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谓也。”（《贞观政要·论政体》）这些议论成为“圣君”“贤臣”互相唱和的千古名言。“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历代明君贤臣，无不以此为镜鉴，正确处理爱民与使民的关系，从而使国家长治久安。
（五）儒学“民本”思想简评
总之，儒学的“民本”思想，就是要统治者们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要善待老百姓。因为统治者都是老百姓养活的，如果统治者背离了民心，得不到民众的拥护，他们的政权就不能巩固，甚至会被人民群众用武力推翻。所以，统治者们要“以民为本”。
从《尚书》的“重民”、周公的“保民”，到孔子的“爱民”、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君舟民水”诸论，儒学的民本思想在历代思想家手中不断地被充实、丰富，形成为一个根基深厚、内涵丰富的重要传统。在此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曾产生过十分积极的影响，客观上起到了使统治者更多地重视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更多地考虑人民利益的作用。
从历史上看，儒学的民本思想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对封建统治者治国安邦起过极大的作用，而且对于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些思想可以说就是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以民为本”“以德治国”思想中的合理成分。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是“以民为本”思想的根本体现；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始终贯穿了“为人民服务”这条主线。可以说只有在如今这样一个制度下的中国，才能真正实现孟子当时的政治思想。历史实践证明，当代中国社会取得的每次胜利，都是依靠人民。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因而能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任务。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也正是党的富民政策深入民心、符合民意的最好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