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儒学伦理的核心内容是五伦：即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五伦是人伦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处理这些关系构成了伦理生活的主要内容。“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礼记·中庸第三十一》）儒学认为，处理五伦的总的原则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其中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和兄弟关系属于家庭关系，君臣关系和朋友关系属于社会伦理。
（一）人伦的基础与建立
儒学伦理起于男女有别，始于家庭伦理，而家庭伦理是建立在男女成婚，以及生育子女的基础上。
1.男女有别
儒学的人伦之理基于男女之别。所谓“男女有别”，首先是针对动物牡牝雌雄的无别。孔子说：“夫礼，坊民所淫，章民之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者也。故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恐男女之无别也。”（《礼记·坊记第三十》）这就是说，礼的作用在于防止民众自行淫乱，故以制定礼节，教育民众使男女有别，使男女不要自我处于被嫌弃的境地，所以要求男女无媒人介绍，不单独交往；无聘礼不单独相见，以防止男女因不能自别而乱淫。
儒学之所以特别强调男女之别，是因为“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易·序卦传》）。男女有别关系到夫妇成婚的基础，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兴衰，关系到道德人伦的奠定。因而，成年男女交往有度，言行有别，自尊自重，乃是个人幸福，家庭完善的基础。所以，《礼记·昏义第四十四》说：“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这就是说，礼的设立和教化，其中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使男女交往必须有节制，有限度。从而使夫妇成婚后，保持恩爱之情，并各自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正因为夫妇之间恩爱有加，故夫妇对于共同生下的孩子才亲爱有加，才会使“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反之，若男女言行没有节制，乃至通奸乱伦，婚外有情，如此则夫妇有隙，夫妻反目，恩断义绝，并导致为父不尊，为母不贵，为人子也遭世人轻贱。进而由亲而生厌，互相怨恨，继而成仇。如此推之家国，则为父为君没有人格，没有尊严；为子为臣则心怀怨恨，不尽职责。于是，家庭破裂，社稷危倾。
因此说，男女之别是人伦的基础，是婚姻的基础，是幸福的基础，是事业的基础。综观古今中外的历史，有多少帝王之家，豪门大户，因男女无别，乱伦纵欲，夫妻恩断，父子亲绝，酿成了一幕幕悲惨的人间活剧。如此事例，千古不绝。
“男女有别”又指男人要像男人一样说话、办事，有阳刚之气；女人要像女人一样说话、办事，有温柔之姿。如东汉班昭说：“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班昭·女诫》）意即阴和阳的特性各是不同的，男女的行为也应有别。阳性以刚强为品格，阴性以柔弱为表征，男人以强健为高贵，女人以柔弱为美丽。
此外，男女的不同，表现在本质上的差异就是《千字文》中所说的“女慕贞洁，男效才良”，意思是说女子应该追求的是保持自己内心方正的品性和外在洁净的品行；男子应效法德才兼备的贤人。
2.男女成婚，家庭人伦的建立
在儒学看来，家庭人伦的建立，起点在于男女结婚，以成夫妻。汉班固编《白虎通义》认为：“男女之交，人伦之始，莫若夫妇。《易》曰：‘天地氤氲，万物化淳，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人承天地施阴阳，故设嫁娶之礼者，重人伦、广断嗣也。”主张婚姻关系应像阳尊阴卑那样，男行女随。
儒学重视男女婚姻，把缔结婚姻看得很严肃，认为要婚后幸福，家庭美满，必须合法成婚。即男女婚嫁应当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双方一般都要经人从中说合，才能“结连理”，“通二姓之好”。这种说合，就叫“说媒”。《白虎通义》主张：“男不自专娶，女不自专嫁，必由父母须媒妁何，远耻防淫逸也。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又曰：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孟子说：“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孟子·滕文公下》就是说，公开合法的婚姻是非常重要的，凡是钻洞爬墙而苟合的男女，不仅父母看不起，就连国人也轻贱他们。
儒学主张，结婚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和仪式。相传中国最早的婚姻关系和婚礼仪式是从伏羲氏制嫁娶、女娲立媒妁开始。据《礼记·昏义》规定，媒聘婚有六道程序，是为“六礼”。包括：纳采（男家请媒人到女家说亲，得到女方应允后，派使者送上“雁”作为礼物，向女家正式提出缔婚要求）；问名（男方使者问女子生母之名，以分嫡庶，并问女子名字、排行、出生年月，以用占卜）；纳吉（男方占卜，获吉兆后，派人带着“雁”到女家报喜，行纳吉礼后，婚约正式确定，凶兆则无须纳吉）；纳征（亦称纳成，向女方送聘礼）；请期（男方占卜选好结婚吉日后，征求女方同意）；亲迎（到婚期，新郎乘黑驱车亲往女家迎娶）。这一套纷繁复杂的婚礼程序，表达了人们对男女缔结婚姻的重视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渴望。
儒学认为，婚姻的根本目的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礼记·昏义第四十四》说：“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
（二）家庭伦理
1.夫妇有恩
夫妻是家庭的首要关系，是其他家庭关系的原点。儒学认为，夫妻关系是人伦的开始。《易·序卦传》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措。”可见，夫妇是家庭的首要关系。
夫妇有恩，是夫妻关系首要的道德要求。夫妻关系不同于其他的家庭关系，夫妻之间不存在血缘上的联系，因此，相互爱慕是维持夫妻关系的内在因素。理想的夫妇相处之道，应该是夫妻以恩相合，以情相系，相敬如宾，夫唱妇随。
夫妻之间的恩起于情（爱情、感情），《易经》里有一“卦”，“卦”名叫“咸”。“咸”是“感”的古代写法。“感”就是“感情”。这一卦说：男女有了感情，女孩子才适合出嫁。夫妻之间有了感情，才能相敬如宾，恩爱有加。可见，原始儒学的婚姻观念认为，感情是婚姻唯一的基础。《诗经·小雅·常棣》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夫妻应如琴瑟一样相互和谐，夫唱妇随，共同谱写、弹奏生活的乐章。
“夫唱妇随”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原则性分歧，丈夫倡导的妻子一定要拥护。同样，妻子倡导的丈夫也同样要拥护（即“妇唱夫随”），特别是当着第三者（孩子或外人）的面，夫妻一定要一致对外。有分歧、有意见可以回去再讨论，但当着外人夫妻之间不能拆台，这是夫妻和合的基本原则。夫妻本是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着外人贬低自己的配偶，别人一定看不起你。相反，如果你能处处维护自己配偶的荣誉，别人一定尊敬你。
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夫妻之间有了恩情，才会有情义，即所谓“夫义妇顺”。“夫义”，是指作丈夫应尽的道义。首先，要求“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其次，还要对妻子做到“三义”：恩义、情义和道义。要求不在“七出”之外或“三不去”的规定之内随意遗弃妻子。
所谓“七出”：即“不顺父母（不孝敬公婆），去；无子（无子以继嗣），去；淫，去；妒（争风吃酷嫉妒心强），去；有恶疾（身患恶疾），去；多言（多嘴多舌挑拨离间），去；盗窃（偷窃财物私蓄财产），去”（明·吕坤《闺范》）。妻子在上述六条之中只要有其一，即可休之。所谓“三不去”：即“有所取，无所归（妻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能与丈夫同守三年丧者），不去；先贫贱后富贵（娶妻时丈夫尚贫贱，以后丈夫变得富贵了），不去”（明·吕坤《闺范》）。
因中国古代社会以男子为中心，自古即有男尊女卑的观念，因此夫妇关系并不平等，《白虎通·三纲六纪》说：“夫为妻纲”，又说：“夫妇者，何谓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妇者服也，以礼屈服。”可见妇屈居于夫之下，夫主妻从，妻对夫以敬顺为德，其荣辱尊卑都依夫的地位来决定。所以，在夫妇道德上，主要强调的是妻德，具体要求便是“三从四德”。
“三从”一词，语出《仪礼·丧服·子夏传》：“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这里所说的“三从”，本义是为丧服规定的种类，即女性的丧服随她所处的具体情况，即随男性亲属而定。后来却被误读曲解为“服从”，认为女子未嫁服从父亲，已嫁服从丈夫，夫死服从儿子。甚至要求妇女殉夫守节，限制寡妇改嫁等。于是，“三从”便成了封建社会压迫女子的所谓“三从礼教”。
“四德”一词见于《周礼·天官·内宰》：“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在周王室的王宫里，有一种专门负责教育女人的“教官”，称为“九嫔”。这段话的意思是：“九嫔”教导王宫中的女子，第一要紧是品德，能正身立本；然后是言语（指与人交谈要会随意附义，能理解别人所言，并知道自己该言与不该言的语句）、相貌（指出入要端庄稳重持礼，不要轻浮随便，）和治家之道（包括相夫教子、尊老爱幼、勤俭节约等生活方面的要求）。这段话，后来被曲解为：女人不要伶牙俐齿、不要花枝招展、不要心灵手巧，总之，女子无才就是德。并与“三从”连称，成为对妇女道德、行为、能力和修养的评判标准，即“三从四德”。
2.父子有亲
男女结了婚，组成了家庭，不久孩子就出生了，又不久，孩子会叫“爸爸、妈妈”了。于是，就有了父子之伦。父子关系和夫妻关系不同。夫妻关系，男女双方可以选择。而父子关系则是子女不能选择的。所以，父子这一伦是“天生的”，被称为“天伦”。古人认为，“五伦之中，惟父子最亲”。
所谓“父子”，只是个泛称，包括父母和子女的关系。父子有亲，意思是父母与子女之间要亲密、亲切。父母要关心爱护子女，子女要孝敬父母。父母虽通常连称，但实际上从礼法上来讲，“家无二尊”，因此父亲至上，母亲则略逊一等。不过，就母子关系而言，通常较父子关系亲密，这可能因为母亲照顾子女的时间较多，另一方面传统家庭，父母的形象常是“严父慈母”，故母亲较易亲近。于是在情感的倾向上，母子关系常较亲密，超过父子关系。由此也可看出，在礼法和情感两方面，常会有不一致处。
传统儒学在论述父子关系方面，着重是讲各自的责任与义务，主张“父慈子孝”，但更强调的是孝。父母对子女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要“慈”。“慈者，上之所以抚下也。上慈而不懈，则下顺而益亲。”（《内训·慈幼章》）。即要求在不失家长权威的条件下，正身率下，对儿女要爱子贵均，端蒙重教，对家人要宽以待之，做到“父义、母慈”（《春秋·文公十八年》）。子女对父母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要“孝”。东汉许慎在《说文》中解释说：“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意思是说，孝就是善于侍奉父母的人。
《论语》和其他儒学经典对子女如何孝敬父母有许多细致的规定。如，孔子认为，孝的基本要求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意即父母在世时，要以礼侍奉；死了，要以礼安葬，并且按礼仪祭祀。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意即孝的基本要求不仅仅是“奉养”父母，更为重要的是要尊敬父母；要对父母嘘寒问暖，照顾父母日常起居，所谓“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礼记·曲礼上第一》）；要记住父母的年龄，“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要担心父母疾病，“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为政》）；不要远离父母，“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与父母相处，颜色词气要合宜得体，“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礼记·祭义第二十四》）；要求子女在父母生前按照父母的意愿行事，在父母死后继承他们的遗志立身，“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要娶妻生子以承家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等。可见，子“孝”的内容主要包括：以养事亲、以顺悦亲、以功显亲、以义谏亲、以祭念亲和以嗣继亲等。
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其核心就是一个“孝”字，千经万论都是这个字的发挥，都是对这个字的解释而已。懂了孝这个字就算“明道”，遵照孝之理去做就是“行道”。所以说，孝道一向被中国人认为是天之经地之义，百行之先，万善之首，罪莫大于不孝。
“孝”字是一个上老下子的会意字，老子合为一体，老就是子，子就是老。从自己这一代算起，向上追无穷，向下推也无穷，这个直贯天地、无穷无尽的血缘通道就叫孝。祖先积累的福德，就是依靠这条“孝”的管道遗传给子孙后代。不讲孝、不尽孝的人，是自断祖先遗德的通道。这个损失不仅仅是一代人的事情，子孙万代都会因为你的不孝而被断了这条血脉传承的根，这个罪责就背得太大了。
需要指出，在传统的中国家庭里，父母是高出子女一等的，子女绝不可逾越父母。《礼记·曲礼》有“父子不同席”的说法，意即父子尊卑相异、不处一席。此外，还有所谓“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父要子亡，子不敢不亡”等愚孝，但这不是儒学的本义。儒学的本义是主张“父慈子孝”，父子双方都有道德责任。儒学有“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父母之行，若中道则从，若不中道则谏”（《曾子事父母》）等说法。
现代社会，孝道不再是道德的首位，父母与子女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但孝道不能取消，只宜改造，保留敬老爱幼的优良传统，注入互尊的朋友精神，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家庭伦理。
3.长幼有序
“长幼有序”是指家庭中兄弟之间的关系，即先出生则为兄，后出生则为弟，由天生的顺序而构成了长幼之序。这里所谓“长幼”，亦称“兄弟”，也是泛称，不仅指兄弟，还指姊妹。
兄弟这一伦，也是天伦。有道是“血浓于水”。儒学认为：兄弟同辈，有骨肉之亲。所以，兄弟这一伦，要做到“长幼有序”。即：当兄长的，应当爱护弟弟、妹妹；做弟弟、妹妹的，要恭敬哥哥、姐姐。兄弟之间讲求“兄友弟恭”，也就是在道德上讲一个“悌”字。“悌”同“弟”，是幼对长的道德态度，包括弟敬顺兄和晚生后辈敬顺年长辈高者。悌德的基本要求是“敬”。朱熹说：“仁主于爱，而爱莫切于事亲；义主于敬，而敬莫先于从兄。故仁义之道，其用至广，而其实不越于事亲从兄之间。”（《四书集注·孟子卷四》），在处理兄弟关系时，儒学的基本态度就是要以同胞情义为重，强调兄友弟悌的道德原则。即要求为兄者对弟要关心、友爱，并为弟弟树立好榜样，教导弟弟。为弟者对兄要顺从、恭敬有礼。
汉朝有一个人叫赵孝，他有个弟弟叫赵礼，兄弟俩十分友爱。有一年闹饥荒，社会治安很乱。一伙强盗占据了宜秋山，四处抢掠，甚至失去理性，开始抓人来吃。不幸的赵礼被抓走了。赵孝在慌乱中逃命，找不到弟弟，心急如焚。当得知弟弟被掠走时，赵孝就赶紧跑到了强盗那里，恳求那班强盗们说：“我弟弟有病，身体也很瘦，他的肉一定不好吃。你们放了他，吃我吧，我的身体很胖，我情愿来代替我的弟弟给你们吃。”弟弟赵礼一听，没等强盗开口说话，就大声说：“不行！被捉来的人是我，让他们吃了，这是我命里注定的，哥哥呀，你何苦这样？”兄弟二人抱头痛哭，互劝对方，争着要自己去死，哭泣的场面感天动地。强盗们被这兄弟的真情感化，动了恻隐之心，便把他们放了。后来，这件事被皇帝知道了，就下令褒奖，认为这是个“兄友弟恭”最好的例子，并把他们以德化贼的感人故事昭告天下，号召全国人民向这俩兄弟学习。
儒学认为，“悌”德不仅可使长幼有序，而且由兄弟关系进一步扩大延伸，就是所谓尊长顺上。所以，长幼有序既是家庭人际关系相处的准则，也是走向社会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基本方法。《论语·学而》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三）社会伦理
1.君臣有义
儒学认为，君臣关系不仅是一种政治关系，而且是一种道德关系。所以，君臣关系从根本上说，应该建立在道义的基础上，即“君臣有义”。所谓“君臣有义”，是指君主与臣下之间应该有义理、讲道义。
君臣关系首先应表现为君仁臣忠。所谓“君仁”，意思是领导人应该有仁义道德。《易传·系辞下》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儒家认为，为君者应德高望重，身为天下之表率，躬行仁义，操劳为民，如尧、舜、禹、汤、（周）文、武，便是典范。所谓“臣忠”就是忠于君王，忠于自己的本分、职责。孔子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如汉高祖刘邦在“使用”韩信的时候，专门建了座“拜将台”，隆重地拜韩信为将。这就是“君使臣以礼”。北宋名将岳飞在抗击外敌，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被十二道金牌招回了朝廷，死于奸臣秦桧的陷害。给历史留下了千古遗恨。岳飞的这个行为，就是“臣事君以忠”。
儒学认为，为臣之道乃忠君之道。孔子主张从三个方面来实践“忠君之道”：一是“事君尽礼”（《论语·八佾》），也就是按照礼的规定来事君。按照礼来事君，首先要做到“敬其事而后其食”（《论语·卫灵公》），即把国家大事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至于个人的利益则可次之；其次应“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即不能“欺君”，但可“犯上”，也就是在忠心的基础上敢于犯颜直谏，强调君有过则谏，这也是臣子的职责所在。二是“事君，能致其身”《论语·学而》，强调为臣者要正直清廉，养民以惠，敬事而信，临大节而不可夺。若能尽忠到献出自己生命的地步，也就是“杀身成仁”与“舍生取义”，则应是为臣者尽己之“忠”的最高形式。三是主张“以道事君”。孔子认为：“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意即所谓大臣是能够用周公之道的要求来侍奉君主，如果不能那样，他宁可辞职不干。“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意即天下有道就出来做官，天下无道就隐居不出。
可见，儒学在事君问题上虽强调要“忠君”，但是，这种“忠君”并不是一种单向度的对君主的绝对服从，君臣之间的离合与否，主要靠二者间所尚之“道”是否相同，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也。孟子认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意思是说，君主把臣下看成为自己的手和脚，那臣下就会把君主看成为自己的腹心；君主把臣下看成为狗马，那臣下就会把君主看成为一般人；君主把臣下看成为泥土草芥，那臣下就会把君主看成为仇敌。这段话所表述的观念是：君臣关系并不是臣子一味顺从，而是一种对等关系：即手足与腹心、犬马与国人、土芥与寇仇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君臣关系中，君主对臣下是什么态度，臣下对君主就会是什么态度。
此外，儒学还认为，君臣关系还应表现为：君为主，臣为从，即所谓“君为臣纲”；君道无为，臣道有为；良臣应择主而事，“事乱君而通，不如事穷君而顺焉。”（《荀子·修身》）意即侍奉昏乱的君主而显贵，不如侍奉陷于困境的君主而顺行道义。
2.朋友有信
所谓“朋友有信”是指朋友之间应该有信义、守信誉。朋友是自择形成的人际关系。所谓“朋”，最初是指“同门”而言。在《论语·学而》首章中，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其中的“朋”，根据《史记·孔子世家》的说法，当指“弟子”而言。由于“朋友”是指同门之友而言，所以，将他们聚集在一起的不是血缘关系，也不是利益关系，而是一种对“道”的共同追求，故朋友者，“同道”之谓也。
孔子认为，“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换言之，朋友就是“志同道合”者之谓，凡志同道合者，皆可谓为“朋友”。也就是朱熹所谓“以义合者也”（《论语集注·颜渊》）。儒家并不否认交朋友要有自己的目的性。但目的是为了“辅仁”，即彼此促进德行的提高，而不是为了获得某种物质上的利益。孔子的学生曾子说：“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可见，那种以牟取私利为目的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换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一种比较固定的关系圈子，表面上看似乎是朋友，但实际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朋友。
正是基于上述思想，儒学提出应把仁者作为交友的对象。孔子说：“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论语·卫灵公》）意即住在这个国家，就要侍奉大夫中的那些贤者，与士人中的仁者交朋友。又说：“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论语·学而》），意即要以忠信为主，不要同与自己不同道的人交朋友。孟子认为，交友的唯一条件就是道德，即所谓“友也者，友其德”，除此之外，则“不可以有挟”（即不可以有所倚仗的），“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孟子·万章下》）即年龄、富贵、血缘都不是交友的条件。
儒学认为，忠信是处理朋友关系最重要的伦理原则。孔子特别强调“主忠信”，其弟子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所谓“忠”，尽己之谓也，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真心实意地对待朋友，二是全心全意地对待朋友。孔子认为，真正的朋友不是以取悦对方为目的，而是要敢于向朋友提意见，朱熹所谓“责善，朋友之道也。”（《孟子集注》）所谓“信”，诚实不欺，言行一致之谓。孔子认为：“信则人任焉”（《论语·阳货》），意即诚信就能得到别人的任用。信还有“大信”与“小信”之分：小信是“士”应具备的最基本的品德，即所谓“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大信则是对“大人”的道德要求，即“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意即说话不一定都兑现，做事不一定都坚持到底，只要落实在“义”上就行。
根据忠信的原则，孔子认为，可对朋友进行分类：“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论语·季氏》）。所谓“益者三友”，是指要结交正直的朋友；与讲信用的人交朋友；要结交见闻广博的人为友。所谓“损者三友”，是指与喜欢谄媚奉承的人为友；与当面恭维背后诽谤者为友；与喜欢夸夸其谈的人为友。对于“益友”，当然是多多益善；而对于“损友”，则应敬而远之。因为身边有损友，即交友不当，总归要发生问题，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说苑·杂言》曰：“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则与之化矣；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
在儒学看来，要避免身边有损友，就要慎重交友。古人云：“始交不慎，后必成仇”，而慎重交友的关键在于知人（了解人、识别人）。所以，孔子说：知（智）者，“知人”。即所谓“智莫大于知人”。明代处世名篇《呻吟语》有云：“知彼知己，不独是兵法，处人处事，一点少不得底。”然而，要想透过人的外表而洞察内心，以分辨善恶、良莠，诚非易事。中国传统处世之道总结了很多“知人”的方法：譬如，“听其言而观其行”，即不仅听他怎么说，还要看他如何做；“听言必审其本，观事必校其实，观行必考其迹”；通过观察眼睛来观察人，孟子说：观察一个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观察他的眼睛。心胸正直，眼睛就明亮；心胸不正，眼睛就浊暗。听他说话，同时观察他的眼睛，这个人的善恶还能隐藏到哪里去呢（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孟子·离娄上》）；通过长期考察，特别是在危难中考验人，即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疾风知劲草”“患难见真情”“临事始能见人之操守”；切忌功利性交友，所谓“以财交者，财尽而交绝；以色交者，华落而爱渝（改变）”，“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此外，古人还从生活实践中总结出许多“知人”“识人”的经验，如“不知其子视其父，不知其人视其友”；“人用财试，金用火试”；“好面誉人者，亦好背而毁之”；“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傲人不如者必浅人，疑人不肖者必小人”等等。
3.师生之谊
古人把师生关系确定为三个层次：即父子之道、君臣之道和朋友之道。父子之道说明了师生之间是长幼的辈分关系，情同父子，也表明古人那种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师道观。这也赋予老师有一定的代父教子权，所谓“教不严，师之堕”；君臣之道说明了师生关系在教学的过程中，是一种尊卑上下的关系；朋友之道说明了师生又是一种由情感构建的永久性朋友关系。可见，师生关系属于社会范畴的伦理关系。传统师生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尊师重教、师道尊严。儒学经典《礼记·学记第十八》开宗明义地指出：“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并明确地提出：“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尊师重教”、“师道尊严”。
所谓“尊师重教”，就是说重视教育应从尊师开始。荀子说：“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也。”（《荀子·修身》）“礼”是社会的最高规范，是立身处事的标准，教师则是传授“礼”和践行“礼”的示范者。正是因为教师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要“尊师”。韩愈提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主张，认为师是道的载体，无道即无师，无师也不可能学其道，重道就必须尊师。
所谓“师道尊严”，就是说为学之道，最难求的是德高身正、教人为善的严师，严师执教，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如此体现了道德的尊严和力量。如此学子才知做人的尊严，从而使民众恭敬地对待教育事业。孔子认为，身教重于言教，“正人先正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荀子说：“夫师，以身为正仪，而贵自安者也”。（《荀子·修身》）意即老师，就是以身作则而又重视使自己安守礼法的人。可见，教师必须以身作则，为人师表，才能受到学生和社会的尊敬，也才会有尊严。
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的传统道德思想中，教师的地位是崇高的，在必须尊崇的礼拜对象中，教师位居其一，即“天地君亲师。”这就是说，天地生养人类，君主驾驭社会，父母生育抚养我们，而老师则教育我们如何做人。所以，人必须尊拜天地君亲师，佛教在教化中也强调“上报四重恩”，就是回报天地化育之恩，回报君主驾驭社会之恩，回报父母生养之恩，回报老师教育之恩。所以，中国一直有着师道尊严的优良传统。
二是择师以德，安学亲师。上古时代，很早就出现了教师这一职业。传说尧帝和舜帝在位的时候，因当时“百姓不亲，五品不逊”，社会风气不正、天下大乱，于是，便任命契这个人作“司徒”，以“敬敷五教”（五教：即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五种人伦关系）。“司徒”这个称谓，后来演变为一种官职，推其本义，就是管理和教育学生的意思，也就是教师。关于契，《列女传》称“契之性聪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意思是说，契的秉性是“聪明而仁”，“聪明”是天赋，是见识；“仁”是爱心，是品格。二者兼具，故能担负起育人的责任。因此，契的成就主要在于他“能育其教”，即在教育方面做出重大贡献，因而为当时和后世的人们所纪念。可见，契这个人，大概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为后世树立起来的第一个师表风范，他身上体现出的“聪明而仁”的秉性，也可视为我国最早的教师职业道德标准。
儒家学派继承了上古时代教师的职业道德。孔子教导学生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对此，他的学生子贡评价说：“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孟子·公孙丑上》）在他的学生眼中，“仁且智”是孔夫子身上体现出来的鲜明特点，也是孔子被后人看作圣人的主要原因，这与前面谈到的契的“聪明而仁”是一脉相承的。
在中国的传统教育制度中，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良好的美德，转化社会薄恶的习俗。因此，在道德伦理的教育中，关键在于选择品德高尚，明于哲理的人做老师。《礼记·学记第十八》指出：“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是故择师不可不慎也。”在儒学看来，教人者为师，为师先为学，明了做人之难易，才知善恶美丑。如此才能博采比喻，启发教人。然后可以为师。所以，西汉杨雄认为，“师者，人之模范也。”唐代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师说》）
自古以来，读书人对自己的老师都非常尊敬，老师对自己的学生则关爱有加，师生之间可以成为一种朋友关系。《易经·兑卦》上有一句话：“君子以朋友讲习。”在古代的学府里，其主要教学（讲习）形式，即所谓“朋友聚会一番，精神收敛一番，讲论一番，道理开发一番”。《礼记·学记》中说：“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认为只有发奋自学的学生，才能安心于学业，并热爱自己的老师。唐代柳宗元提出“以友为师”的主张。《礼记·学记第十八》明确提出了“教学相长”的观点，提倡师生应相互切磋琢磨，相互启发以增长知识，提倡向德行高尚，学有专长的人学习，提倡互相为师，能者为师，这就是“教学相长”。
儒学认为，古之学者必有师，但师生关系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所谓“圣人无常师”，谁有学问，谁就是老师，谁能解惑，就向谁学习，就将谁称老师。《三字经》中有“昔仲尼，师项橐（tuó）”的故事。
项橐是春秋时期的神童。相传，孔子在鲁国设坛讲学，尝闻莒国之东南海边有纪障城，周围百姓淳厚且皆博学。一日，孔子与弟子计议东游，博其民情，悟其智慧。待数乘车马风尘仆仆来到今碑廓地境，但见山川秀丽，地坦禾丰，这纪障地方果是富庶之邦。孔子尽兴观赏。
正当与弟子纵兴谈笑，策马东行时，见前边大道上有几个戏耍的顽童躲于路边，唯有一玩童立于路中不动。此童正是7岁的项橐。子路见状，停车呵斥，小孩还是不动。孔子在车上探身问道：“无知顽童阻车于路中，是为何意？”项橐见老者出言不逊，心生不快，决计要戏弄一下这些人，就说：“城池在此，车马安能过去。”孔子道：“城在何处？”答：“筑于足下。”孔子见这孩童不亢不卑，气质非凡，便屈尊下车观看，果见小儿立于石子摆成的“城”中，孔子笑道：“此城何用？”答：“御车马军兵。”孔子又道：“小儿戏言，车马从此过，又待如何？”项橐答：“城固门关，焉能过乎？”孔子上下打量孩童，思忖道：这纪障地方的人果真聪慧，连小儿都如此伶俐，只不过有些恃才傲慢，待吾详察。于是孔子问道：“却又如何？”答：“城躲车马，车马躲城？”孔子无言以对，遂绕“城”而过。
孔子与弟子受此戏弄，怏怏不快。见路边一农夫锄地，子路便蓄意戏问道：“农家做何？”农夫答道：“锄地。”“看你忙忙碌碌，不知手中之物日抬几度？”见农夫答不出，师徒正欲窃喜，项橐从后赶来答道：“我父年年锄地，自知手中之物日抬几度，先生行必乘车马，想必知马蹄日抬几度？”子路哑然。孔子见小儿聪颖机敏，列国少见，非神童莫属，便下车细察。“观你孩童才智过人，今你我各出一题，互为应对，胜者为师，如何？”项橐道：“不可戏我。”“童叟无欺。”孔子接着说：“人生于世，皆托日月星辰之光，地生五谷，方养众多生灵，且问小儿，天有多少星辰，地上多少五谷？”项橐答道：“天高不可丈量，地广不能尺度，一天一夜星辰，一年一茬五谷。”稍一顿，项橐问：“人之体比地小，目之眉比天低，二眉生于目上，天天可见，人人皆知，夫子可知二眉有多少根？”孔子无对，依适才君子之约，正要问如何拜师，项橐已纵身跳入旁边水塘中，孔子不知何故，项橐浮出水面道：“沐浴后方可行礼，夫子也来沐浴。”孔子道：“吾不曾学游，恐沉而不浮。”项橐道：“不然，鸭子不曾学游，反而浮而无沉。”“鸭有离水之毛故而不沉。”“葫芦无离水之毛，也浮而不沉。”“葫芦圆而且内空，故而不沉。”“钟圆且内空，何又沉而不浮。”孔子面赤语塞。项橐沐浴毕，孔子设案行礼，拜项橐为师，打道回曲阜，从此不再东游。项橐也因此被后世尊为“圣公”。
这就是后世传说的“项橐三难孔夫子”“昔仲尼，师项橐”的故事，这个故事真实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揭示了一个很深刻的道理，即使学有所成的人也要随时学习，能者为师无分长幼。一个真正把学习放在人生中崇高地位的人，一定会向比自己强的人，比自己多一技之长的人虚心学习，而不会过于在乎自己的年龄，地位和身份。孔子就曾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见贤思齐，见不贤内自省”。韩愈认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即谁掌握了道，谁就是教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师说》）古人说“七岁儿童胜我者，我即问他；百岁老翁不及我者，我即教他”。可见好学习的人，就要有这么一种胸怀和气魄。
总之，师生关系虽没有在五伦之内，但是，五伦关系假如没有师生关系，就不能相处得很融洽。因为这五伦的大道都必须透过老师的教诲，才能够让所有人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