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内地电影艺术发展概况
一、中国电影的萌芽
从１９０５年至２００５年，中国电影已经走过了整整一百年曲折艰难但硕果累累的发展道路。中国电影作为世界电影花园中的一朵奇葩，正绽放出奇特而迷人的芳香。
但在一百年前，电影对于中国来说是个舶来品。中国虽然有皮影戏、幻灯等光影娱乐项目，但由于科学技术落后，电影无法在中国诞生。１８９５年，电影发明后，很快便传入中国。１８９６年８月１１日，在上海徐园又一村戏院首次放映了“西洋影戏”，这是中国第一次放映电影。从此，外国人纷纷携带放映机和影片涌入中国，到各地放映来自德国、美国、法国、英国的风光喜剧片，从沿海到内地，逐步占领了中国早期电影市场。电影成了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不过，客观上也催生了中国电影的诞生。
１９０５年，北京丰泰照相馆老板任景丰有感于当时中国能放映的都是西方影片，便购买电影摄制设备，拍摄了由京剧名家谭鑫培主演的京剧电影《定军山》，这是中国人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宣告了中国电影的诞生。
１９１３年，洋行买办张石川与戏剧评论家郑正秋联合拍摄了一部反映广东潮汕地区封建包办婚姻的社会讽刺电影《难夫难妻》，这是中国第一部故事片。影片切中时弊，表达了反封建主题，具有进步意义。同年，香港“人我镜剧社”的黎民伟与美国友人布拉斯基合作拍摄了《庄子试妻》，黎民伟之妻严珊珊在影片中客串使女，成为中国电影第一位女演员。该片后来被布拉斯基携带到美国放映，成为第一部在外国放映的中国电影。上述两部中国影片的摄制，拉开了中国电影发展的序幕，从此，中国电影进入了它的萌芽期。
由于电影可观的商业利润和生动的教化功能，外国资本家和民族资本家纷纷成立电影制片公司，投资拍摄电影，迎来中国电影创作的第一个热潮。１９１６年，张石川创办幻仙影片公司，拍摄了根据舞台剧改编的《黑籍冤魂》，揭露了鸦片导致一个封建家庭家破人亡的悲剧，有一定反帝积极教育意义。创办于１９１７年的商务印书馆还成立了活动影戏部，不仅拍摄电影，还经营与电影有关的业务。１９２０年拍摄了由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导演、主演的《春香闹学》和《天女散花》。
１９２０年，中国影戏研究室把上海发生的一桩风流命案搬上银幕，拍成故事片《阎瑞生》。１９２１年，上海戏剧公司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浪漫爱情片《海誓》。新亚影片公司则将外国小说《保险党十姊妹》改编成电影《红粉骷髅》，描写一群保险党徒利用女色诱惑杀人，以被害人生命骗取保金，最终被破获的故事。这三部长故事片，虽然制作较为粗糙，格调也不算很高，但却揭露了当时的社会问题，且有较强的观赏性、娱乐性，是中国电影的第一次飞跃，标志着中国电影萌芽期的结束。
二、繁荣且混乱的发展期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工农运动、北伐战争等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军阀之间也展开旷日持久的割据战。然而，中国电影却仿佛置身世外桃源，游离于动荡、战乱的政局之外，进入了第一个繁荣且混乱的发展期。
一方面，具有资产阶级民主进步思想的电影人纷纷创办电影公司，特别是一批留学欧美国家的年轻艺术家回国加入到这支创作队伍中，不仅带来电影创作的新观念，还拍摄了一批具有进步思想教育意义的影片。如张石川、郑正秋等于１９２２年创办的明星影片公司拍摄的《劳工之爱情》（现存最早的中国影片）、《孤儿救祖记》、《玉梨魂》、《姊妹花》等影片，揭露了封建制度的罪恶，宣传了资产阶级改良思想，故事生动，通俗易懂，深受中国观众喜爱。它在当时西方电影占主导地位的电影市场上，赢得一席之地，打开了中国电影初兴的局面。该公司还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电影学校，加上公司的各种电影创作人员，为我国电影事业培养了第一支相对齐全的队伍。１９２１年成立的长城画片公司、１９２４年创办的神州影片公司、１９２３年创办的民新影片公司、１９２５年合并的大中华百合公司和同年成立的天一影片公司以及１９２９年成立的联华影业公司，在进步影人侯曜、欧阳予倩、卜万苍、田汉、孙瑜等的努力下，投拍了《弃妇》、《春闺梦里人》、《难为了妹妹》、《玉洁冰清》、《故都春梦》、《野草闲花》等进步影片，有的反映社会问题、宣传反抗叛逆精神，有的宣扬人性人情、探讨社会人生。这些影片的特点是：剧情结构戏剧化，场面调度舞台化，明显存在戏剧的影子。１９２９年后，苏联的影片开始被介绍到中国来，如《战舰波将金号》、《成吉思汗的后代》，给中国电影吹进了一股春风。特别是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于１９２９年２月成功上映，更是推动了中国电影的发展。
另一方面，随着创办电影公司的老板及电影人对电影商品属性的认识和市场的需求，从１９２６年开始，中国电影兴起了一股以商业片为主体的电影创作高潮。由天一影片公司于１９２６年拍摄《梁祝痛史》、《白蛇传》为发端，因在南洋地区广受欢迎而首先兴起了“古装片”运动。其主要内容：一是由民间传说改编，如《珍珠塔》、《唐伯虎点秋香》、《孟姜女》等；二是由古典名著、演义小说改编，如《美人计》、《凤仪亭》、《盘丝洞》、《武松杀嫂》、《杨贵妃》、《西厢记》、《红楼梦》等。这些影片，几乎都缺乏严肃、科学的历史观，只是借“古装”来包装“才子佳人”或“英雄美人”的故事。为了迎合市民喜好、追求利润，还加入一些猎奇、猎艳的低级趣味的噱头，结果很快脱离艺术正道，沦为粗制滥造的劣质片而陷入危机。随之而来的就是从１９２７年开始至１９３１年结束的武侠片和神怪片的热潮。由于受美国影片《侠盗罗宾汉》和中国武侠小说影响，加之中国又是武术大国，具有悠久的习武传统，因此，通过电影的特技手法来表现中国武术的高强武艺和武侠的豪情仗义再合适不过了，而且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电影类型。初期的武侠片还比较讲究艺术和技术质量，制作也比较认真，如《儿女英雄传》、《七侠五义》、《江湖奇侠传》、《王氏四侠》等，不仅让观众对现实不满的情绪得到宣泄，而且寄托了某种正义感。后来，由于创作题材枯竭，为了刺激观众，便在武侠片中加入神怪的元素，摇身变成了神怪片，特别是明星公司拍摄的共１８集的《火烧红莲寺》系列，加上其他公司的《火烧平阳城》、《火烧七星楼》、《火烧青龙寺》而形成了数量可观的“火烧”系列片。这些影片少了匡扶正义的精神和善恶有报的故事，代之以武林宗派之间的法术争斗，或腾云驾雾，或隐遁无形，或飞剑白光，或人妖莫辨，最后走火入魔，误入歧途，因宣扬迷信邪说遭当局禁映而衰落，渐出市场，甚至导致中国电影创作陷入一种难堪的困顿境地。
三、左翼电影运动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是中国电影发生整体性艺术巨变的时期，而引发这场巨变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电影运动。
１９３１年的“九·一八”事变和１９３２年的“一·二八”事变，是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民族危机，全民性的爱国意识和救国愿望不断高涨，观众逐渐厌恶脱离现实的言情片、神怪片，并要求拍摄反映时代精神、时代内容的影片。不少电影公司在国难当头、矛盾加剧、生存困顿的现实面前，应观众要求，转而向左翼文化人士寻求合作，拍摄反映社会现实、符合大众愿望的影片，为左翼电影的兴起提供了契机。
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意识到时局的变化，不仅发出抗日救亡的主张，也希望用电影这个有力的武器来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为此，党派出以夏衍为首的左翼文艺工作者进入电影界，团结进步电影人，于１９３３年２日成立了“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形成了电影界广泛的统一战线，左翼电影运动正式全面展开。党成立以夏衍为首的“电影小组”领导这场运动。１９３３年，左翼电影人在田汉、卜万苍、夏衍、程步高、司徒慧敏、金焰等人拍摄的《三个摩登女性》、《狂流》、《母性之光》、《都会的早晨》、《小玩意》、《脂粉市场》、《压迫》、《挣扎》、《春蚕》、《铁板红泪录》、《香草美人》、《恶邻》等揭露现实黑暗、传达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影片相继上映并广受欢迎，为左翼电影运动开了好头。该年还被称为“中国电影年”。随之，左翼电影人再接再厉，克服种种困难（如国民党当局和日本文化特务的重重阻挠、刁难和审查，拍摄经费的短缺等），拍摄了一批思想上昂扬向上、艺术上开拓创新的影片，并逐步形成现实主义的民族风格，涌现了一批中国电影名家，如夏衍、田汉、阳翰笙、洪深、沈西苓、蔡楚生、卜万苍、孙瑜、袁牧之、赵丹、金焰、白杨、阮玲玉、胡蝶、周璇等，代表作品有《神女》、《渔光曲》（中国第一部在国外获奖影片）、《马路天使》、《十字街头》、《桃李劫》、《风云儿女》、《夜半歌声》、《迷途的羔羊》、《新女性》、《大路》等。这些影片大胆暴露社会黑暗，表现人民群众疾苦，揭示社会尖锐矛盾，关注民族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抗日救亡的主张，形成了中国电影艺术创作史上第一次高潮。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风云儿女》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激励着中华民族英勇抗敌、争取民主自由和民族解放，后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标志之一。与此同时，左翼电影人士还在理论上与标榜“艺术至上”的软性电影论者就艺术的本质、电影的内容与形式、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批判软性电影如《妇道》、《国风》、《天伦》、《人道》等掩盖社会矛盾、逃避社会现实、宣扬封建道德伦理、追求浪漫伤感情调的软性本质，不仅扩大了左翼电影的影响，而且对电影艺术的一些重大问题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当然，由于过分强调时代精神和政治意义，左翼电影也存在概念化倾向严重，内容大于形式，政治高于艺术，评价尺度简单，人物性格单一，表演生硬、做作等缺陷，对后来的电影创作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但无论如何，左翼电影为中国电影奠定了现实主义传统，为４０年代全面成熟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抗战与电影
１９３７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批影人加入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中。随着战局的发展变化，原来集中于上海的中国电影业也出现了重新分化和组合，形成了国统区、沦陷区、租界区和抗日根据地四种区域的电影创作格局。
在国统区，１９３８年初，电影界抗日人士成立了“中华全国电影抗敌协会”。三大官方电影制作机构———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央电影摄影场和西北制片厂，在我党电影工作者的参与指导下，拍摄了以抗战为题材的新闻纪录片和故事片。其中新闻纪录片《武汉战争》、《卢沟桥事变》、《抗战特辑》、《淞沪前线》、《克复台儿庄》、《民族万岁》、《华北是我们的》等，及时向国内外揭露了日本侵华罪恶目的和残酷暴行，表达了中国人民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在国内外受到广泛欢迎，为后人留下了真实、宝贵的历史画面和文献资料。故事片有《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八百壮士》、《好丈夫》、《东亚之光》、《胜利进行曲》、《火的洗礼》、《塞上风云》、《青年中国》、《中华儿女》、《长空万里》、《风雪太行山》、《日本间谍》等，这些影片故事性、纪实性、通俗性较强，反映了中国军民在大敌当前、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奋起反抗、英勇斗争的爱国精神和英雄气概，表达了抗战到底、抗战必胜的决心和信念，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和宣传动员作用。由于形势所迫和条件限制，这些影片存在模式化、概念化、简单化、政治化等缺陷，也就在所难免。
在上海租界区，由于日军碍于外交原因，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上海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在上海沦陷后成了相对安全、稳定的“孤岛”，电影业得以复苏，出现大小影片公司２０多家，拍摄了近２００部故事片，成了战时出品电影最多的制片中心。由于这些影片公司多为私营，奉行营利至上的拍片原则，因此，在“孤岛”时期出现神怪片、古装片、时装片盛行的畸形繁荣。一些坚守“孤岛”的进步电影编导，创作了《木兰从军》、《苏武牧羊》、《梁红玉》、《岳飞精忠报国》、《武则天》、《关云长忠义千秋》、《孔夫子》等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古装片，借古讽今，颂扬古人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鞭挞汉奸的卖国行径。与此同时，一批反映都市市民生活与爱情的言情片与滑稽片如《啼笑姻缘》、《女名伶之死》、《情天血泪》、《泪洒相思地》、《恼人春色》、《上海淘金记》、《王先生吃饭难》等，由于比较生动、通俗而受市民观众欢迎，但艺术上缺乏创造性，其伤感浪漫色彩也远离抗日烽火时代而流于平庸。而一度沉寂的神怪武侠片和色情片又再次泛滥成灾，这些追求心理和感官刺激的影片，在当时抗战背景形势下，更是对观众起了麻痹斗志、逃避现实的消极作用。在沦陷区，日伪在东北长春建立“满洲映画株式会社”，在上海成立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利用电影进行所谓的“思想战、宣传战”，拍摄了如《黎明曙光》、《黄河》、《大地逢春》、《博爱》、《春江遗恨》、《万世流芳》等“国策电影”，鼓吹“日中亲善”，美化日伪军的罪恶行径，宣扬“大东亚共荣圈”的奴化思想，歪曲诬蔑我抗日爱国斗争，赤裸裸地进行文化侵略。
在共产党抗日根据地，在延安的八路军政治部下由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等人成立了延安电影团，由于客观条件所限，只拍摄了《延安与八路军》、《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白求恩大夫》、《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短纪录片，记录了抗日根据地的社会风貌、历史事件和政治生活，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电影素材，培养了一批电影专业人才。
五、解放战争时期的电影
１９４５年８月抗战取得胜利，国民党政权不仅接收了沦陷区的电影业，而且利用手中权力，加紧对电影市场的垄断和对电影创作的审查与控制。为此，国民党政权迅速重建并扩大官办电影机构，利用电影为其独裁、内战政策服务。民营电影业则冲破重重障碍，纷纷成立影业公司。至１９４９年底，共创立了昆仑、文华、清华、华艺、国泰、大同及其他小公司共计３０多家，特别是由进步电影人组建的昆仑、文华两家影业公司，拍摄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关不住的春光》、《丽人行》、《希望在人间》、《三毛流浪记》、《乌鸦与麻雀》、《假凤虚凰》、《夜店》、《不了情》、《小城之春》、《哀乐中年》、《艳阳天》、《生死恨》、《松花江上》等进步影片，不仅在思想主题上大胆揭露与鞭挞社会黑暗与官场腐败，对底层百姓的苦难给予深厚的同情，对未来新社会、新生活寄予美好的憧憬和向往，在艺术上，也以娴熟的拍摄、剪辑技巧和自然、朴实的表演形成浓烈的现实主义风格，特别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和《小城之春》，更被看作是旧中国电影艺术成熟的标志。《一江春水向东流》以其史诗般的气势和催人泪下的故事在电影院连映３个月，场场爆满，创下了旧中国电影最高票房纪录，是一部叫好又叫座的伟大作品。
１９４６年７月和１０月，解放区电影工作者先后成立延安电影制片厂和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美术片《皇帝梦》和《瓮中捉鳖》、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等，有力地配合了当时决定中国命运的解放战争。１９４９年７月１５日，中华全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在北平成立，广大电影工作者在党的指导下，团结一致，满怀信心去迎接新中国的到来，去开创中国社会主义电影的新局面。
六、新中国电影第一个发展期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新纪元，中国电影从此也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新中国建立以后，生活在新社会下的电影工作者在党的为工农兵服务的电影方针路线指导下，积极改造政治思想观念，大量学习苏联电影的先进经验，在改造旧电影体制和制作机构的基础上，建立起片种齐全的社会主义国营电影制作基地，并以极大的创作热情深入工厂、农村、部队、学校，努力排除“左”倾路线和运动的种种干扰，在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至１９６６年６月这１７年间，创作了一大批政治上爱憎分明、昂扬激进，艺术上风格多样、明亮畅快的优秀影片，向国内外观众展现了中国电影事业的崭新风貌，数量达６００部之多，形成新中国电影第一个发展高潮。代表作品有：《白毛女》、《钢铁战士》、《董存瑞》、《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上甘岭》、《芦笙恋歌》、《刘三姐》、《护士日记》、《羊城暗哨》、《祝福》、《女篮五号》、《林则徐》、《林家铺子》、《青春之歌》、《回民支队》、《万水千山》、《甲午风云》、《李双双》、《早春二月》、《农奴》、《红色娘子军》、《小兵张嘎》、《梁山伯与祝英台》、《大闹天宫》等。这些影片从不同侧面多角度生动再现了民主革命斗争时期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过程，真实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各条战线上的新生活、新面貌、新精神、新问题，塑造了吴琼花、林道静、李双双、李向阳、董存瑞、马本斋、张嘎等一系列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具有较强的现实性与时代感，体现了“百花齐放”的文艺创作精神。这些风格样式不同、具有中国特色的影片，有些已接近当时国际电影的先进水平。中国电影创作队伍也不断成长壮大，涌现了一大批建国以后成长起来的有才华的电影艺术家，如成荫、汤晓丹、水华、谢铁骊、崔嵬、凌子风、王家乙、苏里、沙蒙、严寄洲、田华、谢添、谢晋、谢芳、张瑞芳、于洋、孙道临、郭振清、王心刚等，他们所创作的电影不仅给观众带来了健康向上的娱乐，而且激发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充分发挥了革命电影的积极教育作用，促进了新中国电影艺术的发展。
但在这１７年间，由于政治上“左”倾思想和运动的严重干扰和破坏，中国电影也走过了一条曲折、坎坷、艰辛的发展道路。从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６６年，政治路线斗争三番五次冲击到电影战线，严重束缚了电影工作者的创作积极性，一批优秀电影人受到严重冲击，一些优秀电影作品如《武训传》、《不夜城》、《花好月圆》、《达吉和她的父亲》、《洞箫横吹》、《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林家铺子》、《红日》等或被点名批判，或被当成所谓的“白旗”、“毒草”拔掉。其他电影工作者心有余悸，抱着“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的创作态度，加之闭关锁国政策切断中外电影交流，只能闭门造车，使这１７年间的电影创作存在电影直接为政治服务、没有深入挖掘人物内心世界、不敢表现人性、形象性格单调等缺陷。
七、“文革”中的中国电影
１９６６年５月底，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以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为借口，全盘否定新中国１７年的电影成就，对许多电影工作者加以迫害。从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３年七年时间里，电影遭到禁映，而且故事片创作拍摄出现少有的真空状态，电影战线遭遇空前浩劫。而江青则以“文化革命的旗手”身份，插手京剧和芭蕾舞剧的改革，将其他文艺工作者长期探索试验的成果占为己有，推出所谓“样板戏”，并拍成电影在全国放映，出现八亿人民看八个样板戏的怪现象。这八个样板戏分别是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后来还拍摄了《龙江颂》、《杜鹃山》、《沂蒙颂》等具有样板戏特点的影片。江青为此提出样板戏创作“三突出”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和一套电影语言（即：“敌远我近，敌暗我明，敌小我大，敌俯我仰”）。虽然样板戏电影是在江青一手策划下拍摄的，但其主要艺术成果是由京剧艺术家、芭蕾舞蹈家和电影艺术家们共同创造的，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有较高的艺术水准，他们的劳动是不容否定的。
由于广大观众强烈要求，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下，从１９７３年开始，一方面重放经典战争片《南征北战》、《地道战》和《地雷战》以及苏联影片《列宁在十月》、《列宁在１９１８》等，另一方面重新启动故事片拍摄，其中既有重拍的影片《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青松岭》等，也有新拍摄的《艳阳天》、《火红的年代》、《创业》、《海霞》、《闪闪的红星》、《难忘的战斗》等，特别是《创业》、《海霞》在创作方法上突破了“三突出”原则，结果遭到江青的打压，后来在毛泽东指示下才得以在全国上映。江青为了夺权，亲自授意拍摄一批所谓反击“走资派”的电影，如《春苗》、《决裂》、《欢腾的小凉河》、《反击》，然而，这些影片最终也无法挽救“四人帮”的垮台。中国电影重新迎来曙光。
八、新时期的中国电影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开展思想解放运动，中国电影从寒冬中复苏，迎来了春天。一批中外经典优秀名片重新上映，满足了观众的文化娱乐需求。电影工作者恢复名誉，回到电影工作岗位，以更大的热情投入电影创作中，以此弥补十年“文革”造成的损失。１９７９年１１月，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更名为中国电影家协会，广大电影工作者汇聚一堂，意气风发，决心发扬光荣传统，开创电影新局面，谱写电影新篇章。中国电影从此进入一个繁荣发展的新时期。
在新时期，老中青三代电影人活跃影坛，各领风骚，同时绽放出耀眼的光芒，拍摄了一大批题材、体裁、样式多样化且在电影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大胆创新的影片，部分影片在国内外获奖，使中国电影开始走向世界。代表作品有《归心似箭》、《从奴隶到将军》、《小花》、《苦恼人的笑》、《生活的颤音》、《天云山传奇》、《巴山夜雨》、《今夜星光灿烂》、《南昌起义》、《西安事变》、《伤逝》、《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骆驼祥子》、《沙鸥》、《邻居》、《人鬼情》、《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城南旧事》、《如意》、《人到中年》、《乡音》、《红衣少女》、《野山》、《芙蓉镇》、《人生》、《老井》、《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猎场札撒》、《喋血黑谷》、《孩子王》、《红高粱》、《开国大典》、《百色起义》、《本命年》等。
在老导演中，谢晋的成就最为显著，不仅数量多，而且获奖不断。他的影片多取材于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重大社会内容，主题深刻，人物典型，善于表现人性，以情动人，符合中国观众的欣赏趣味，因而深受广大观众欢迎。他的创作模式和艺术成就，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瞩目，当时的青年电影理论工作者还就“谢晋模式”展开了一场讨论，从中也引发了对电影与政治的关系、中国电影的传统哲学和传统道德观念、如何看待中国主流电影等三个大问题的探讨。张暖忻、郑洞天、吴贻弓、胡炳榴、谢飞、吴天明、丁荫楠、滕文骥、黄建中、黄蜀芹等中年导演，则力求在电影理论和电影创作上有所创新。他们追求电影的纪实风格和散文式结构，同时注重电影艺术综合手段的发挥和总体气氛的营造，追求诗意，创造意境。而以张军钊、陈凯歌、田壮壮、吴子牛、张艺谋等为代表的年轻导演们，以他们特有的锐气，对民族历史文化特有的深沉思考以及对电影艺术表现力的开拓和探索所创造出来的作品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他们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和现代技巧，具有鲜明独特的艺术个性，体现出创作者强烈的主体意识，而且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和艺术感染力。他们的崛起，成为中国电影的希望，事实也证明他们不负众望，不久就成为中国电影的领军人物。
与此同时，由于受港台与外国电影的影响，加之创作环境更为宽松以及电影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更主要是观众不再满足只看主题严肃和手法高深的艺术电影，通俗易懂、生动有趣、更贴近大众生活的商业娱乐片出现了。由于这类影片在新中国建立后，就被当作资产阶级通俗文化遭到批判，不少导演不愿拍商业片以免降低自己的艺术品位。虽然期间也出现了《今天我休息》、《女理发师》、《魔术师的奇遇》、《锦上添花》、《甜蜜的事业》、《瞧这一家子》等喜剧片，但仍不是以营利为目的、以商业电影运作模式创作的。因此，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新中国电影迎来了第一个娱乐商业片创作高潮，武打片《神秘的大佛》的上映，拉开了新中国商业电影创作的序幕。出现了“阿满”系列滑稽喜剧片，“二子”系列喜剧片，“少林”系列武打片以及“王朔”系列都市言情片。爱情片、武侠片、侦破片是这一时期商业电影的主要类型。如《庐山恋》、《少林寺》、《武林志》、《最后的疯狂》、《顽主》、《摇滚青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等。
九、９０年代的中国电影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中国电影是在“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方针指导下发展的。主旋律电影是一种表达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体现民族精神、弘扬民族文化和主流社会秩序的电影类型。这类影片在创作和发行上容易得到政府资助，因此需有效地完成影片所负担的政治教育功能，满足观众的英雄主义和民族主义梦想，也对处于现实迷茫中的观众灌输崇高的道德和人性精神，同时又要避免电影成为政治说教的工具。因此，在创作时，一般采用政治伦理化的策略，用道德规范来完成人格塑造，用煽情场面来设计叙事高潮。在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下，《毛泽东的故事》、《毛泽东和他的儿子》、《周恩来》、《开天辟地》、《大决战》、《重庆谈判》、《秋收起义》、《步入辉煌》、《七七事变》、《长征》、《大转折》、《大进军》等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在创作上取得了多方面的突破性成就，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重要历史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独秀、蒋介石等。另外，现实题材的影片如《焦裕禄》、《蒋筑英》、《大城市１９９０》、《你好，太平洋》、《特区打工妹》、《中国人》、《凤凰琴》、《炮兵少校》、《孔繁森》、《士兵的荣誉》、《红河谷》、《黄河绝恋》、《国歌》、《春天的狂想》、《横空出世》、《生死抉择》、《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和时代先锋的形象，但由于创作上所受束缚较多，因此，总体上与观众的要求有一定距离。
这一时期，在艺术电影创作方面，中国电影也取得重大进展。张艺谋导演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我的父亲母亲》、《一个都不能少》，陈凯歌的《霸王别姬》，谢飞的《香魂女》、《黑骏马》，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等影片纷纷在国内外获奖。其他代表作品还有《找乐》、《民警故事》、《背对背，脸对脸》、《红灯停绿灯过》、《青春无悔》、《血色清晨》、《杂嘴子》、《遭遇激情》、《大撒把》、《无人喝彩》、《心香》、《巫山云雨》等。９０年代，由于好莱坞大片在中国上映，加上电视的普及和铺天盖地的影碟，让中国电影人感到喊了多年的“狼”终于来了，加上９０年代中后期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和加入世贸后外国电影可能对中国电影造成的冲击，都令中国电影人惶恐不安，急寻对策。中国电影在９０年代后期一度陷于低潮。然而，冯小刚的贺岁系列片《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一声叹息》等低成本、小制作电影等不仅守住世纪之交中国电影的最后阵地，可观的票房收入也给中国电影打了一剂强心针。冯小刚的电影及时迎合了中国观众的审美习性，以幽默、滑稽、嬉戏的传统喜剧形态，将老百姓在现实境遇中感受到的无奈、困惑、期盼和愤怒都化为相逢一笑，从中又显示出创作者对生活、人性准确而深刻的观察，也显示了导演的智慧。其他娱乐片还有《三毛从军记》、《双旗镇刀客》、《东归英雄传》、《炮打双灯》、《黄河大侠》、《少爷的磨难》、《京都球侠》等。而在９０年代中期逐渐形成的年轻创作群体“第六代”或“新生代”导演，则让人们看到中国电影的希望。胡雪扬、张元、王小帅、管虎、娄烨、章明、李欣、路学长、贾樟柯、张扬、李红、阿年、吴天戈、何一等，以独立电影人的姿态，以直面人生、直面现实的创作态度，以拼贴式的影像风格和个人体验的电影方式，给陷入低谷的中国电影输入了新的理念与语言。当第五代导演还在沉迷于编造美丽的富于本土气息的寓言式电影时，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第六代导演已纷纷从地下、半地下状态中挣脱出来，逐渐成为中国电影创作的生力军，中国电影业悄悄地酝酿着一次新陈代谢。中国电影有了新鲜血液的输入，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和生机。其代表作品有：《留守女士》、《冬春的日子》、《扁担姑娘》、《十七岁的单车》、《周末情人》、《北京杂种》、《头发乱了》、《邮差》、《长大成人》、《非常夏日》、《谈情说爱》、《感光年代》、《呼我》、《真假英雄》、《伴你高飞》、《美丽新世界》、《爱情麻辣烫》、《洗澡》、《网络时代的爱情》、《小武》、《站台》、《过年回家》、《苏州河》等。另外，民营电影制作公司纷纷成立，如紫禁城、华谊等影业公司，在电影制作与发行方面引入商业运作模式，电影明星制与电影院线制，电影与电视互动、联姻，企业参与电影生产让中国电影的发展找到新的出路。
十、新世纪的中国电影
跨入２１世纪，中国电影面临从艺术电影向商业电影整体转型的考验。冯小刚贺岁片的成功和美籍华人导演李安以《卧虎藏龙》摘取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更促使了中国导演的转型。冯小刚继续他的贺岁片路线，《大腕》、《手机》、《天下无贼》连续票房走红，而且转型拍摄极具华美的古装悲剧片《夜宴》；张艺谋紧随李安之后，创作了《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等新派武侠片，虽然冲击奥斯卡未果，却在票房赢得丰收。不甘寂寞的陈凯歌也精心打造神话片《无极》，却反映不佳。而低成本、小制作的《孔雀》、《茉莉花开》、《青红》、《寻枪》、《美人草》、《可可西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疯狂的石头》、《天狗》、《三峡好人》以及主旋律电影《邓小平》、《张思德》、《惊涛骇浪》、《冲出亚马逊》、《任长霞》反而取得不俗的成绩，更年轻的“第七代”导演陆川、侯咏、徐静蕾等已崭露头角。章子怡、巩俐、刘烨纷纷在好莱坞拍片，中国影人获得越来越大的国际发展空间。在大学校园，年轻学子们拿起数码摄影机，一边学习一边摸索，拍出了不少个性化的优秀ＤＶ作品，成为中国电影的后备力量。２００５年是中国电影百年华诞，在国家广电总局的领导下，该年电影产量突破２６０部大关，创历史最高纪录，票房收入也创近１０年来的新高潮，达到２１亿元。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８日，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李长春等出席了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并会见了中国电影人，勉励电影人在中国电影新的一百年里再创辉煌。大会还表彰了对中国电影有突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选出了百年中国电影百部优秀作品。中国电影博物馆也隆重剪彩开馆，《电影促进法》也在加紧制订、审议中。有了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中国电影人的共同努力、中国观众的踊跃参与，两岸三地的中国电影必将在新的世纪、新的电影百年，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第二节 中国香港电影艺术发展概况
香港电影由于香港独特地理位置和特殊政治文化历史背景而呈现与中国大陆电影不同的发展轨迹，但两者间有密切的关系。
一、早期香港电影
１９０９年，香港人梁少波导演的《瓦盆伸冤》和《偷烧鸭》拉开了香港电影历史的序幕。１９１３年，黎民伟自编自导《庄子试妻》，使他成为香港电影之父。１９２３年，他创立民新影片公司，拍摄了《香港风景》﹑《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北上》等新闻片，留下了孙中山的珍贵影像资料。根据《聊斋》拍摄的长故事片《胭脂》上映后颇受欢迎。民新公司后来迁往上海发展，与大中华、百合等影片公司合并为联华影业公司，在港设有分厂，在广州成立中国第一所演员培训机构———演员养成所。黎民伟最早认识到电影的社会教育辅助功能，提出“电影救国”的主张，并为此倾注毕生精力与家财。他的兄长黎北海于１９３０年成立香港影片公司，拍摄讽刺片《左慈戏曹》。１９３３年，他拍摄了香港第一部有声电影《傻仔洞房》，开创香港有声电影时代。同年，粤剧名伶薛觉先与上海邵氏的天一公司合作，自己编导并主演第一部粤语片《白金龙》，在广州和南洋等地引起轰动。天一公司在港设立分厂，专拍粤语片，香港电影迎来方言性粤语片的时代。１９３４年，联华出品的香港第一部伦理片《难兄》，其中宣传的慈悲孝悌等中华美德成为港片的重要母题之一，也是港片中最具有中国传统思想内涵的影片。
抗战爆发后，上海大批进步影人如蔡楚生、司徒慧敏等南迁香港，迎来香港电影一个黄金时期，拍摄了大量以抗战为题材的国语片如《血溅宝山城》、《游击进行曲》、《孤岛天堂》、《白云故乡》、《前程万里》、《小老虎》、《民族的吼声》等，其中《白云故乡》、《前程万里》、《民族的吼声》等直接表现香港同胞抗日爱国斗争的故事，树立起香港电影的爱国主义传统。香港电影界也成立了“华南电影界赈灾会”，组织拍摄了《前进曲》、《生命线》、《回祖国去》、《中国青年》、《焦土抗战》、《血肉长城》等抗战影片，形成国语的抗战电影与粤语的批判写实电影并存的电影格局。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４５年，由于香港被日军占领，香港影人出于民族气节，拒绝与日军合作拍片，香港电影业全面停顿。
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投降后，香港电影才全面复苏，至１９４９年底，香港成立了大中华、大光明、永华、长城等影片公司，拍摄了《同病不相怜》、《三女性》、《风雪夜归人》、《火葬》、《海葬》、《春风秋雨》、《国魂》、《清宫秘史》等反映社会现实、有一定艺术成就的电影。１９４８年下半年，蔡楚生、欧阳予倩、史东山、白杨、舒绣文等电影工作者从内地撤退到香港，然后再转赴解放区。在港期间，他们与香港影人合作拍摄了《水上人家》、《恋爱之道》、《静静的嘉陵江》等优秀国语片和《珠江泪》、《此恨绵绵无绝期》、《断肠花》、《满江红》、《慈母曲》等优秀粤语片。《珠江泪》被称为“现实主义粤语片的起点”，《慈母曲》不但成为中国农村伦理电影的代表，还是中国诗意电影的早期经典，是当时香港电影的巅峰之作。１９４８年，香港生产了第一部彩色片———粤语片《蝴蝶夫人》。
二、繁荣期的香港电影
１９４９年对于中国电影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政治的分立令两岸三地的电影呈现各自经营、独自发展的格局，而香港电影由于其特殊的殖民地政治环境和东西方杂交的文化背景而走上娱乐电影的发展道路，并促进了电影工业的迅速崛起，成为中国商业电影的制作先锋，迎来香港电影发展的繁荣时期。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６６年期间，香港拍摄电影４０００多部，年均２００多部，呈现出一种百家兴起、百花齐放的景象，现实主义传统得到发扬，表现手段趋于成熟。这个时期，国语片创作中出现了一批有影响、实力雄厚的电影制片公司，如长城、凤凰、邵氏、中联、电影懋业等，涌现出朱石麟、程步高、李倩萍、鲍方、岳枫、夏梦、卢毅、吴回、吴楚枫、张瑛、白燕、红线女、马师曾、李翰祥、楚原、胡金铨、张彻、林黛、乐蒂、凌波、谷峰等一批卓有成就的导演、演员。其中，香港新现实主义电影学派的领导者朱石麟，把镜头对准香港现实问题，拍摄了《误佳期》、《中秋月》、《水火之间》、《同命鸳鸯》、《故国春梦》等表达香港大都会各种人物复杂关系及其生活轨迹和心态的电影，因其格调高雅、贴近现实而受到观众的欢迎。而另一个大师级人物李翰祥则以精心雕琢和朴实淳厚的独特风格以及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造诣，创作并拍摄了一系列曲调优美、易学易唱的“黄梅调电影”，如《貂蝉》、《江山美人》、《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在港台掀起黄梅戏高潮，促进了港台电影交流和台湾电影的发展。其他国语片代表作还有《说谎世界》、《火凤凰》、《四千金》、《阿Ｑ正传》、《街童》、《曼波女郎》、《星星、月亮、太阳》、《大地儿女》等。在粤语片创作方面，香港粤语电影由于地利之宜，拥有很多观众。１９５２年，以吴楚帆等影人发起的重新振兴粤语电影运动，中联、新联、华侨、光艺、红棉等影片公司，拍摄了一批思想性、艺术性、娱乐性并重，寓教于乐的影片，如《家》、《春》、《秋》、《慈母泪》、《危楼春晓》、《家家户户》、《人海孤鸿》、《人伦》、《可怜天下父母心》、《金玉满堂》，戏曲片《宝莲灯》、《璇宫艳史》、《帝女花》、《紫钗记》以及从１９４９年开始拍摄的功夫片《黄飞鸿》（关德兴主演）系列共６２集，创当时世界片集最高纪录，缔造了粤语文艺片的黄金时期。同时，香港电影还出现了闽南语、潮州语等语种的影片，数量不多，影响不大。技术方面，１９５３年拍摄了第一部立体电影《玉女情仇》，１９５４年出现了第一部宽银幕电影《新玉堂春》等。
三、转型期的香港电影
１９６７年到１９７８年，香港电影受大陆“文革”及西方娱乐电影影响而进入转型期。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观众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加注重电影的娱乐消闲功能，希望通过描写社会现实的电影来认识社会和人生。为此，香港电影从五六十年代的家庭伦理片与社会问题片转向娱乐性浓厚的商业片，逐渐发展起以新派功夫武侠片和市井喜剧片为主流的类型电影，为日后香港创作多元化格局打下基础。以胡金铨的《大醉侠》、张鑫炎的《云海玉弓缘》和张彻的《独臂刀》开创了新武侠片的时代。而以张曾泽的《路客与刀客》、王羽的《龙虎斗》、张彻的《拳击》和罗维的《唐山大兄》等新派武打片，后来演变成为世界闻名的“功夫片”。而功夫巨星李小龙更是以《唐山大兄》、《精武门》、《猛龙过江》、《龙虎争斗》成为一名国际影星。他在片中塑造了一系列嫉恶如仇、要求尊严、反抗欺凌的中国人的英雄形象，特别是糅合多种功夫拳术，自创的以实战效能为本、临阵应变的国际化徒手技艺，在中外掀起了功夫热。尽管他英年早逝，但仍令人怀念。后来，洪金宝、成龙的功夫片加入喜剧片元素，创造了香港电影的一个新片种，即功夫喜剧。特别是成龙，从《蛇形刁手》、《醉拳》开始，以其生动活泼的人物形象和灵活多变的拳脚功夫和杂技身手很快成为香港影坛的超级武打兼喜剧明星。另外还有楚原根据古龙小说改编的新派古装奇诡武侠片，如《流星蝴蝶剑》、《天涯明月刀》和刘家良具有广东乡土特色的南拳片如《陆阿采与黄飞鸿》、《神打》、《洪熙官》以及桂治洪《大哥成》等粤语暴力功夫片。
在此期间，惟一能与功夫片抗衡的片种，是许冠文、许冠杰、许冠英兄弟创作的市井喜剧片《鬼马双星》、《摩登保镖》、《铁板烧》、《天才与白痴》、《鸡同鸭讲》等，他们把握小市民关注现实、幻想现实的心态，表现特定行业的小人物渴望发达变强的愿望，迎合了市民观众的口味，屡创票房奇迹。
四、多元化的香港电影
１９７９年，一批从国外电影学院毕业回港发展并从事电视编导工作的年轻人如徐克、许鞍华、章国明、方育平、严浩、谭家明、张坚庭等，结合本土意识，大胆学习西方现代电影手法，将深刻的社会写实成功地包裹在主流商业电影类型中，以新颖的电影语言、叙事风格和艺术理念来改造传统电影，拍摄了《咖喱啡》、《蝶变》、《疯劫》、《点指兵兵》、《父子情》、《半边人》、《投奔怒海》、《似水流年》、《行规》、《柠檬可乐》、《烈火青春》、《薄荷咖啡》、《杀出西营盘》、《忌廉沟鲜奶》、《表错七日情》、《靓妹仔》等一批题材独特、手法新颖、富于个性并兼具商业性的新浪潮电影，极大地提高了商业电影的品质，对香港电影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影史上称为香港新浪潮运动。
进入８０年代中期，由于大陆改革开放的进程和香港电影巨头邵氏影片公司退出电影业，为香港电影特别是中小电影公司发展提供了创作发展的广阔空间，香港电影进入辉煌的娱乐时代，不仅风格多样、技术前卫、佳片如潮、屡获殊荣，而且公司林立、群星璀璨、市场广阔、票房丰厚，香港被誉为东方“好莱坞”。导演徐克、吴宇森、许鞍华、关锦鹏、王家卫、杜琪峰与众明星周润发、成龙、张国荣、刘德华、梁朝伟、周星驰、梁家辉、林青霞、张曼玉、钟楚红、关之琳、刘嘉玲等共同努力，为观众打造了一部部精彩的佳作。如《鬼马智多星》、《蜀山传》、《刀马旦》、《倩女幽魂》、《新龙门客栈》、《黄飞鸿》新系列、《英雄本色》、《省港骑兵》、《纵横四海》、《法外情》、《今夜星光灿烂》、《女人四十》、《警察故事》系列、《飞越黄昏》、《童党》、《胭脂扣》、《阮玲玉》、《阿飞正传》、《重庆森林》、《东邪西毒》等。特别是周星驰的无厘头系列电影，成为香港９０年代最有票房号召力的电影，如《赌圣》、《无敌幸运星》、《逃学威龙》、《审死官》、《唐伯虎点秋香》、《大内密探零零发》、《大话西游》等。这些影片虽然艺术性不是很高，但却标新立异，充满后现代意味，具有某种反叛精神。周星驰的作品以所谓的无厘头这样一种放肆的调侃与戏谑，对历史与现实中的人和事进行一种看似不着边际实则击中要害的冷嘲热讽，表现了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的香港青年无力把握现实与个人命运而对社会表现出来的一种消极反抗，并希望通过不屑一顾或耍小聪明的嘲弄来求得心理平衡和精神上的胜利。
五、跨世纪的香港电影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由于亚洲金融风暴引发的经济困境，香港电影失去庞大资金投入和东南亚电影市场，加上网络、盗贩的冲击，使香港电影发展渐入低谷。一些电影名人如成龙、周润发、吴宇森、徐克等另辟蹊径，前往好莱坞发展，拍摄了《红番区》、《特务迷城》、《防弹武僧》、《安娜与国王》、《断箭》、《变脸》、《风语者》等好莱坞电影，展现了华裔影人的实力和魅力。而坚守香港本土的影人王家卫、关锦鹏、杜琪峰、刘锦伟、许鞍华和新晋导演陈可辛、陈果以及影星周星驰、张国荣、张曼玉等逆市而上，克服种种困难，与经济快速发展的内地合作，在２１世纪前后拍出了《春光乍泄》、《花样年华》、《２０４６》、《一个字头的诞生》、《千言万语》、《男人四十》、《甜蜜蜜》、《异度空间》、《蓝宇》、《长恨歌》、《香港制造》、《细路祥》、《榴莲飘飘》、《无间道》系列、《头文字Ｄ》、《少林足球》、《功夫》、《新警察故事》、《七剑》、《神话》、《如果·爱》、《龙城岁月》、《龙虎门》等影片，表现出香港电影顽强的生命力。然而，即使这样，由于创作题材狭窄、与现实脱节、新锐力量不足，除个别的几部有较好的票房收入外，香港整体电影低迷的状况并无多大改观，２００５年香港电影产量仅有５１部，影院上映的也只有４０多部左右。中外影人和香港影迷都希望香港能如同浴火凤凰，在历练中重生，再创辉煌。
第三节 中国台湾电影艺术发展概况
台湾电影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背景而形成富有自己特色的电影文化。
一、早期台湾电影
台湾电影诞生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由于日本殖民统治者对台湾实行文化殖民统治，台湾最早出现的电影是日本人拍摄的《大佛的瞳孔》和《老天无情》。台湾本土电影的开端是在１９２５年由台湾第一个电影制作机构“台湾映画研究机构”拍摄的爱情故事片《谁之过》。至１９４５年，台湾共拍过五部电影，其中较好的是揭示日本统治下台湾农村妇女悲惨命运的《望春风》。１９４９年６月，台湾民营的“万象影片公司”拍摄了台湾光复后第一部故事片《阿里山风云》。随后，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设立了“中国电影制片厂”、“农业教育电影制片厂”等官方制片机构，以及从上海迁台的国泰电影公司，台湾电影业才开始真正起步。
二、５０年代的台湾电影
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国民党政府实行“文化改造运动”，利用把持的电影机构进行“反共复国”宣传，拍摄了一批反共政治剧情片和美化国民党在台湾统治的政绩片，如《风尘劫》、《春满人间》等，艺术质量低劣，充满政治说教。与此相反，一批取材民间故事或由社会新闻改编的台语片却悄然兴起，何基明导演的歌仔戏《薛平贵与王宝钏》便是其开山之作，至５０年代末进入全盛时期后渐退出市场。另外，一些表达台湾下层百姓和下层知识分子心声的“文艺片”，如《归来》、《台风》、《养女湖》，特别是李行导演的《街头巷尾》，以朴实无华的风格、自然流畅的手法成为难得的佳作，也预示着台湾电影新时代的到来。
三、六七十年代的台湾电影
进入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台湾经济开始起飞，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仅投入电影的经费大幅增长，而且电影的市场前景更加广阔。观众厌倦了反共政治说教的影片，同时，香港电影的冲击以及香港影人如李翰祥、胡金铨加盟台湾影坛，对台湾电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此，台湾“中央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新任总经理龚弘提出了“健康写实主义”路线的制片方针（后改为“健康综艺”路线），要求拍摄反映时代要求、发扬人性光辉、引导人民向善的健康影片。在此推动下，台湾电影的题材和样式日趋多样化，艺术水准普遍有所提高，形成台湾电影创作的黄金时代。代表作品有：写实乡土片《蚵女》、《养鸭人家》、《小城故事》、《家在台北》、《秋决》，寻根片《源》、《原乡人》，传记片《缇莹》、《吴凤》、《汪洋中的一条船》，历史战争片《碧血黄花》、《辛亥双十》、《英烈千秋》、《笕桥英烈传》、《八百壮士》，武侠片《路客与刀客》、《龙门客栈》、《侠女》、《青衫客》、《空山灵雨》、《山中传奇》、《陆小凤》、《绝代双骄》等。在这期间，影响最大的要数根据琼瑶小说改编的５０多部“浪漫爱情片”，如《婉君》、《烟雨濛濛》、《几度夕阳红》、《窗外》、《彩云飞》、《心有千千结》、《我是一片云》、《月朦胧，鸟朦胧》、《聚散两依依》等，这些基本上由“俊男靓女加三厅（即客厅、饭厅、舞厅）”为模式的电影，注重表现男女主人公为了爱情不食人间烟火，甚至不惜放弃一切，迎合了台湾不愁吃喝充满幻想的年轻一代观众的口味，因而大受欢迎。影片情节曲折，引人入胜，且注重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特别是片中的“金童玉女”往往成为观众心中的纯情偶像，最典型的莫过于“二秦二林”的最佳搭配（即秦汉、林青霞、秦祥林、林凤娇）。其他爱情片还有《白屋之恋》、《欢颜》、《晨雾》、《新娘与我》、《今天不回家》等。古装片则有《西施》、《貂蝉与吕布》、《玉观音》、《还我河山》等。
四、台湾新电影运动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台湾整体电影业走入低谷，萧条萎缩。表现在产量急剧下降，观众日益减少，大批制作人员外流，多到香港寻找发展空间。为此，台湾当局放松对电影的政治管制，同时减少美国影片的进口，以挽救台湾电影的颓势。
１９８２年，开明的“中影”公司破例启用了几个中青年导演，拍出了一批艺术性较高的试验性电影，他们与后来相继出现的一些中青年导演被人们称为“新锐导演”。他们摆脱台湾电影传统制作模式和表现手法，在现实中寻找新的艺术形式，创造了一批“新电影”。代表作有：《小毕的故事》、《单车与我》、《国四英雄传》、《台北神话》、《光阴的故事》、《童年的往事》、《玉卿嫂》、《青梅竹马》、《老莫的第二个春天》、《油麻菜籽》、《儿子的大玩偶》、《无言的山丘》、《海滩的一天》、《风柜来的人》、《我这样过了一生》、《恐怖分子》、《恋恋风尘》、《冬冬的假期》、《大轮回》、《老师斯卡也答》、《莎哟娜拉·再见》、《报告班长》、《大哥大》、《隔壁班的男生》、《香蕉天堂》、《搭错车》等。主要代表人物有杨德昌、侯孝贤、陈坤厚、张毅、万仁等。他们的电影比较敏锐，敢于直抒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能够贴切地表现台湾青少年的生态与心态，在题材的突破上具有前卫性。另外，他们善于吸收西方电影中的先进技术和手法，注重用声、光、影像来表达人文内涵，特别是祖籍都是广东梅县的侯孝贤和杨德昌的作品《童年往事》和《青梅竹马》被认为是台湾电影发展的里程碑。１９８７年，“新电影”运动宣告结束。虽然对“新电影”的评价褒贬不一，但它确实改变了台湾观众的观影经验，开创了电影制作的新局面。
五、９０年代至今的台湾电影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至今，台湾电影呈现两种极端现象，一方面由于电视网络等电子媒体迅速发展对电影业产生巨大冲击，电影业不断萎缩，到１９９６年，只拍摄了１８部电影；另一方面，电影人在政府“辅助金”资助下，拍摄了一批优秀影片，并在国内外获得不少奖项。如侯孝贤的史诗巨片《悲情城市》、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一一》，新锐导演蔡明亮的《青少年哪吒》、《爱情万岁》、《河流》、《你那边几点》、《洞》、《天边一朵云》等。
然而，即使有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等电影名导支撑，但今天的台湾电影仍处于生死存亡之秋，何时走出低谷，人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第四节 中国电视艺术发展概况
中国电视艺术的发展由于受政治历史文化的影响，也由于政治社会制度和地域文化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各领风骚，呈现出中国内地与港澳台两岸三地不同发展态势；而同宗同源的文化，又使两岸三地的电视艺术汇聚成中华现代文化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屹立于世界电视艺术之林。
一、中国大陆电视
中国大陆的电视艺术诞生于１９５８年５月１日，中国大陆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试播成功。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是以直播方式播出的。至“文革”前夕，北京电视台共播出９９部电视剧，由于总体艺术效果不高，影响也不大。“文革”十年期间，电视艺术几乎处于瘫痪状态。但是，电视录像技术、微波传送技术、彩色电视技术和卫星传送技术等电视先进技术陆续启用。“文革”结束后，大陆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电视事业也获得了飞速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文化生活，陶冶了观众情操，而且宣传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弘扬了中华民族精神，凝聚了力量，推动了社会文明进步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使中国成为电视大国。
在近３０年的发展过程中，大陆电视人在党的文艺宣传方针政策指导下，结合中国国情，把握世界电视艺术发展潮流，借鉴和学习外国电视先进技术和制作经验，努力探索实践，逐步形成了有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电视艺术，建立起全国性的广播电视网，涌现出一批符合电视传播特点、群众喜闻乐见的电视艺术作品和节目。在电视剧方面，比较著名的有：《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四世同堂》、《围城》、《汉武大帝》、《唐明皇》、《武则天》、《杨家将》、《努尔哈赤》、《康熙王朝》、《雍正王朝》、《天下粮仓》、《太平天国》、《末代皇帝》、《宰相刘罗锅》、《走向共和》、《长征》、《八路军》、《新四军》、《亮剑》、《烈火金刚》、《敌营十八年》、《激情燃烧的岁月》、《乌龙山剿匪记》、《走出西柏坡》、《开国领袖毛泽东》、《今夜有暴风雪》、《凯旋在子夜》、《新星》、《渴望》、《蹉跎岁月》、《篱笆、女人和狗》、《上海一家人》、《情满珠江》、《外来妹》、《牵手》、《结婚十年》、《我爱我家》、《东北一家亲》、《西部警察》、《和平年代》、《英雄无悔》、《导弹部队》、《永不瞑目》、《玉观音》、《黑洞》、《苍天在上》、《反贪局长》、《刘老根》、《浪漫的事》、《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空镜子》、《编辑部的故事》、《爱你没商量》、《闲人马大姐》、《咱爸咱妈》、《中国式离婚》、《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乔家大院》、《儿女情长》、《任长霞》、《大宅门》、《沙家浜》、《外来媳妇本地郎》等，电视纪录片如《话说长江》、《话说黄河》、《望长城》、《清宫历史档案》、《故宫》等，电视风光散文片如《江南》、《九寨沟》等，电视综艺节目如《春节联欢晚会》、《同一首歌》、《快乐大本营》、《综艺大世界》、《欢乐总动员》等，益智竞技类如《开心辞典》、《幸运５２》、《星光大道》、《欢乐中国行》、《超级女声》、《我型我秀》、《广告新星大赛》、《想挑战吗？》、《挑战主持人》、《三星智力快车》等，新闻访谈节目如《焦点访谈》、《东方时空》、《新闻会客厅》、《面对面》、《实话实说》、《艺术人生》等，电视小品如《超生游击队》、《吃面条》、《主角与配角》、《追星族》、《英雄母亲的一天》、《如此包装》、《昨天、今天和明天》、《卖拐》等，以及《名家名段京剧音配像》等。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中国电视事业获得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特别是根据国家广电部的规划，在２００８年前，中国主要城市要推广数字化电视，普及高清电视。届时，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都将共同掀起向世界传扬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新高潮，世界各国朋友将更多地通过电视了解一个和平崛起、繁荣兴旺的中国。中国电视人应抓住机遇，不断努力，以崭新的姿态通过荧屏向世界展示一个古老而年轻、传统而具现代化的中国。
二、港澳台电视
香港电视起步于１９５７年７月成立的“丽的呼声电视台”，１９８２年改名为“亚洲电视有限公司”成立，简称“亚视”，下设“本港台”（中文）和“国际台”（英文）。１９６７年１１月另一家民营商业电视台“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简称“无线”，下设“翡翠台”（中文）和“明珠台”（英文）。１９７２年，“无线”开始播出彩色电视。此外，还有香港政府主办的“香港电台电视部”和“佳艺电视台”（１９７５—１９７８年）。
香港电视剧制作源于１９６８年第一部长篇剧《梦断情天》的播出。随后，《烟雨濛濛》、《心有千千结》、《啼笑姻缘》、《狂潮》、《家变》、《变色龙》、《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碧血剑》、《雪山飞狐》、《鹿鼎记》、《大地恩情》、《霍元甲》、《陈真》、《武则天》、《皇家档案》、《上海滩》、《杨家将》、《新扎师兄》、《陀枪师姐》、《万水千山总是情》、《创世纪》、《肥猫正传》、《一号皇庭》、《义不容情》、《茶是故乡浓》、《我来自潮州》、《我和僵尸有个约会》、《真情》、《男亲女爱》、《金枝玉叶》、《情陷夜中环》、《火舞黄沙》等相继播出，综艺竞技类节目有《欢乐今宵》、《我至叻》、《劲歌金曲》、《香港小姐竞选》、《亚洲小姐竞选》、《一笔ＯＵＴ消》、《名曲满天星》、《残酷一叮》、《１５／２０》等。专题片有《９７香港回归直播实况》、《人在他乡》等。
香港电视艺术节目由于香港独特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以及商业环境，因而比较注重符合香港本地人的口味，同时也容易因受到国际流行文化的影响而吸收世界电视先进技术和流行文化元素为己所用，总体上是以娱乐休闲性和新闻商业资讯为主的节目比较受欢迎。
１９９１年香港卫视开播，１９９３年香港有线电视台开播，为香港民众提供更加全面、丰富的电视艺术节目。特别是在１９９５年开播的香港华娱电视台和１９９６年开播的凤凰卫视台，主要面向海外侨胞、港澳同胞，以普通话播音为主，突破了原香港电视台以粤语和英语播音为主的局面，同时也促进了两岸三地电视人的合作和文化交流，涌现出《欢乐时光》、《锵锵三人行》、《时事开讲》、《鲁豫有约》、《李敖有话说》等名牌栏目。
台湾电视艺术始于１９６２年成立的“国立教育电视实验广播电台”，后改为“台湾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台视”。随后，“中国电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视”）、“中华电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视”）相继开播，从７０年代开始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进入三台之间激烈竞争的时代。
台湾电视艺术以电视连续剧和综艺娱乐游戏类节目为主。电视剧又以模仿日韩电视剧的青春爱情偶像剧、家庭伦理剧和历史剧、武侠剧为主，比较著名的有《傻女婿》、《星星知我心》、《天下父母心》、《爱心》、《我爱芳邻》、《戏说乾隆》、《包青天》、《新白娘子传奇》、《几度夕阳红》、《在水一方》、《庭院深深》、《情深深雨濛濛》、《还珠格格》、《流星花园》、《青青河边草》、《一剪梅》、《爱情白皮书》、《天国的嫁衣》、《情定爱琴海》、《斗鱼》、《海豚湾恋人》、《王子变青蛙》等。综艺游戏类节目有：《群星会》、《天上人间》、《音乐歌舞》、《综艺大哥大》、《周日八点档》、《ＴＶ三贱客》、《红白胜利》、《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爱情列车长》、《娱乐百分百》、《康熙来了》等。在华人地区都有较高的收视率。
澳门电视事业起步于１９８４年澳门电视台开播，分别播放葡萄牙文和中文（粤语）节目，１９９９年，澳门有线电视台正式运营，同年澳门卫视开播，２００２年，莲花卫视开播。由于澳门地域狭小，回归以后，澳门电视事业有了较大发展。澳门的电视台除了本地电视人制作的电视新闻专题片和益智游戏综艺节目如《超级挑战者》、《超级大赢家》、《黄金夜总会》以外，很少制作电视剧，主要是播放内地与港台以及外国的电视剧。
自从港澳回归祖国，海峡两岸加强往来，两岸三地的电视人不断开展交流与合作，取长补短，共同推动了中华电视艺术的发展，使中华电视艺术成为世界电视艺术花园里的奇葩，并为祖国完全统一作出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