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实业太原：近代工业之缔造
太原地处山西中部，地质上称太原的煤藏为“太原系煤”，不仅储量丰富，而且煤种齐全。煤炭开采有确切记载的可追溯到隋朝。铁矿储量较煤次之，分布亦较广，窝式储藏，俗称“窝子矿”，学称“山西式铁矿”。因为多产煤铁，自古就有“煤铁之乡”之称，冶炼铸造业一向发达。春秋时期晋国公卿赵鞅家臣董安于兴建晋阳城，“公宫之室，皆以炼铜为柱质”。盛唐时太原铁镜贵为贡品，并州剪刀著称于世。宋铸晋祠铁人更是工艺精湛之实证，并有大通冶、永利监之设。太原尤为历朝历代货币铸造中心和主要兵器制造基地，明代的兵器制造更为发达。到清朝中期，太原成为全国的炼铁和硫磺生产基地。
在19世纪末期洋务运动的影响下，太原的近代工业一步步地发展起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发展的高峰期。
当西方工业革命蓬兴之时，老大的清帝国已从所谓的“康乾盛世”走向了没落。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从此击开了中央帝国沉重而紧闭的国门。腐败落后的清政府屡屡苟且求和，割地赔款，社会动荡，风雨飘摇，国家日益虚弱。
西方列强的入侵，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使朝廷内外一批有识之士开始放眼世界，忧思呼号。林则徐、魏源等提出“师夷之长技”的主张。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朝统治者从中深切认识到，只有学习外国利器，才可免受制于人，巩固王朝统治。于是又有了“中学为本、西学为用”之新论。在此背景下，从中央到地方，奕、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这些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提出了以仿效西洋各国“自强”、“求富”的“新政”，从19世纪60年代起，在中国兴起一场洋务运动。他们热衷于“练兵”、“制器”，从西方购买设备，引进技术，纷纷创办枪炮制造局，兴办军事工业，相继开办采矿、炼铁、炼钢、炼铜等各种工厂。同时设立工艺学堂、翻译馆，培养人才，采用技术，中国近代工业就这样热热闹闹地发展起来。
而与沿海山河阻隔的山西，当时交通闭塞，风气未开，贫困落后，直到洋务运动发起30年后，洋务之风才终于吹进了娘子关内。
在太原近代工业的开创发展中，最有影响的人物要数张之洞和胡聘之二人。
毛泽东曾说：“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张之洞是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一向“究心于经世之务，以天下为己任”的张之洞，秉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思想，广开新学、改革军政、振兴实业，于中国民族重工业、轻工业及近代军事的发展有开创之功。
张之洞的洋务事业在他任山西巡抚时得到最初的实践。山西是他走上高层政治舞台的起点，也是张之洞作为封疆大吏治理地方的开始。1882年（清光绪七年十一月），张之洞补授山西巡抚。此时山西刚刚经历光绪三年特大自然灾害，赴任途中，但见山西“民生重困，吏事积疲，贫弱交乘”，深感山西封闭落后，决心禁革山西种种陋规。他尝试举办洋务，令人印制了一份题为《延请洋务人才启》的招聘启事，强调“方今万国盟聘，事变日多，洋务最为当务之急”，面向全国各省公开招聘熟知天文、算术、水法、地理、格物、制器、公法、条约、语言、文字、兵械、船炮、矿学等方面的洋务人才。还派人到上海购买最新出版的有关洋务知识方面的书籍。同时设立了洋务局、桑棉局、铁绢局，创办令德书院，筹开山西铁矿等，从而把洋务之举带进了山西。
张之洞认为，绿营兵使用弓箭已经落后，现在“临敌致胜，守望火器”，着手把山西防练各营兵所用的武器改为洋枪。他上奏朝廷获准，在太原城东北隅设立了新药局（1884），用于制造弹药，供应洋枪，揭开了山西近代工业的序幕。
张之洞在山西的时间虽然只有两年五个月，却开了太原洋务的先河。
张之洞的才华和开拓性，令后来先任山西布政使（1891），继任山西巡抚的湖北天门人，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胡聘之十分钦佩。中间朝廷调胡聘之到浙江任布政使上任途中，胡聘之特地去汉口拜访了张之洞，参观了武昌的自强学堂、湖北枪炮局、织布局和汉阳铁政局，更增加了自强图新的勇气。“公车上书”的1894年，胡聘之迎来人生的一个重要机遇。他在内阁任过太仆寺少卿，掌管过皇帝出行的牧马御驾，与光绪帝有较深厚的交往。当“自强图新”的谕折下达他手中时，胡聘之结合在山西的实践以及近年的所见所闻，详细分析了全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和今后的走向，认为“求治之道，必当因时制宜，况当国事艰难，尤应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弥隐患”。他的治才深得光绪皇帝赏识，以从一品顶戴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副都御史的身份实授山西巡抚。从青年时期就游历江南诸省受近代工业新兴启迪的胡聘之，其主张以“洋务自强”的抱负终于有了施展的天地。自1891年起至1899年，除中途短期调任他职外，胡聘之前后在山西任职近8年，潜心治晋，有口皆碑，是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在山西的封疆大吏中任职时间最长的官吏。电视剧《乔家大院》中有位山西巡抚胡大人，其原型就是胡聘之。
在山西布政使任上，胡聘之就上奏朝廷，请求“开发山西石炭和铁矿资源，以兴工业”，但因投资过大、经费筹措困难，未获批准。他先后奏请清政府获准，于1892年创立了山西火柴局，1894年又创设了山西招商局。
升任山西巡抚后，胡聘之大力兴办山西的洋务。清廷根据他1897年请求设立山西机器局的上奏，于1898年正月初一正式颁发谕旨：“据荣禄奏，各省煤铁矿产以山西、河南、湖南为最，请饬筹款设立制造厂局，渐次扩充，从速开办，以重军需。着就各地方情形认真筹办，总期有备无患，足以仓猝应变等因。钦此，当以晋省向无机器制造局厂，亟应赶速筹办。”是年，山西机器局宣告成立。山西机器局是用来维修和制造武器的“官办”军用工业。它为后来山西独树一帜的军用工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开创了山西以军事工业为代表的近代工业之先河。
胡聘之接旨后，拔库银480两，在太原城北门外购得柏树园（普济观）庙地38亩，作为创建山西机器局的厂址。同年5月，破土动工。12月，经上奏清政府获准，动用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山西整顿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关税敛收之余银5万两，作为开办山西机器局的费用。山西机器局一切厂屋按洋式修造，建成厂房22间。在修建厂房的同时，胡聘之派人赴天津口岸购买进外国公司机器设备，从天津、汉阳、江南等地高薪招募一批高级技工。1899年，山西机器局建成投产，主要从事枪械修理，还兼造大刀、戈矛、洋鼓、洋号等。开工一年后，除修理枪械外，可生产火枪，最早主要是生产一种俗称“二人抬”的火枪，口径25毫米，长2.2米。这种火枪发射时需要两人合作抬着，一人在前边用肩扛着枪，一人在后边瞄准射击。虽显笨拙，却属革故鼎新之举。
1900年，清政府诏令各省军火工厂：“速造新式武器，以备军需。”山西机器局自己造不出新式军火，只好向外国洋行购来步枪金属零件，配制枪托，进行组装，然后在枪托刻上“独晋局庚子年造”的标号，号称“制造”出了18毫米的单发步枪。这种只能装一粒子弹的“独子快枪”已显著落后于英军当时装备的五粒连发步枪。但是对清军来说，确属新式武器，因此受到清政府的赞赏。之后的1902年，又如法炮制，从英国买回火炮零件，配制了炮架、车轮，制成了两门57毫米火炮。终因技术不过关，试制两门后即告停产。
期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因八国联军侵入北京，逃奔西安，途中于1900年8月17日路经太原。在太原期间，山西机器局奉旨对护驾卫队的枪支进行了修理，工匠徒弟都得到了奖赏。慈禧太后得悉太原有一军火工厂，圣驾亲临山西机器局参观，并当场赏赐建造厂房的监工陶庆春“团龙马褂”一件。山西机器局由此名扬全国。庚子国变后，山西机器局由于修理枪械任务增大，接触枪械品种增多，锻炼了一批技术骨干。特别是用外国零部件装配过枪支、大炮后，生产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兵器生产略具雏形。
在筹办机器局的同时，胡聘之于1898年又创办了山西通省工艺局，用机器织布、织带子，行销全省。其发展规模逐渐壮大，在近代工业史上也颇有影响。
这样，太原近代工业在洋务运动的影响下，在“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存”的形势下，开始发展起来。相继有了火柴、印刷、电气、面粉加工、煤炭开采等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