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是我国新文学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他之所以能在新文学创作上获得巨大的成就，这与他的翻译有着密切的关系。郁达夫在谈论自己的创作经验时说：“我个人就老有感到绝望，虚无，完全不想做东西或看书的时候，这一种麻木状态的解除，非要有很强的刺激，或很适当的休养不能办到。创作不出来的时候的翻译，实在是一种掉换口味的绝妙秘诀……因为在翻译的时候，第一可以练技巧，第二可以养脑筋，第三还可以保持住创作的全部机能，使它们不会同腐水似的停注下来。”（《再来谈一次创作经验》）从这段言论中可以看出，郁达夫的这种体验是很有特色的，他已将翻译和创作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并且很重视它们之间的互补性。也正因此，他从翻译中锻炼了技巧，获得了养料，保持了文学创作的活力。
郁达夫从20年代初开始从事小说创作，直至1935年最后一篇小说《出奔》的发表，前后将近15年中，共发表了长短不一的小说近50篇。考察他的小说创作活动，我们可以发现，在最初的7年中，他以非凡的才华创作了轰动一时的《沉沦》等小说28篇。而在1927年11月～1929年11月这两年中，他仅写了5篇小说，处于小说创作的低谷时段。然而在这期间，他却努力于翻译活动，仅外国小说就翻译了9篇，占了他所译全部小说的9/10.此后1930年～1932年间，他又写了著名小说《迟桂花》等9篇作品，小说创作明显增多了。这现象表明，翻译工作给了郁达夫以强烈的刺激，提高了他小说创作的活力。
“翻译对郁达夫小说创作的影响，不仅反映在数量上，而且也表现在他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上。”如据他日记记载，他在孕育《迟桂花》这篇小说时曾这样预言：《迟桂花》的内容写出来怕将与《幸福的摆》有点气味相通；我也想在这篇小说里写出一个病肺者的性格来，然而从作品实际来看，《迟桂花》的思想情调与林道的《幸福的摆》不尽相同。《幸福的摆》描写的是青年亨利·华伦与一位异国巨富之女爱伦的“不幸的恋爱”，作品主调沉静幽暗，笼罩着一层凄惨的色彩。而郁达夫在《迟桂花》里写的是翁则生兄妹在恋爱婚姻上“似喜而又可悲，说悲却也可喜的悲喜剧”情景，洋溢着“桂花开得愈迟愈好，因为开得迟，所以经得日子久”的乐观精神，意境幽远而清新。不过《迟桂花》的确也有着与《幸福的摆》“气味相通”之处。如《迟桂花》也像《幸福的摆》那样，描写了两个青年时代的同窗挚友，在分别多年之后，以一纸叙情之信而重聚，而且收信者也是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著作家，发信者同样也经受了不幸的恋爱的磨难；像《幸福的摆》中对“幸福的摆”的描述一样，《迟桂花》也通过“迟桂花”进行思辨，同样富有哲理意味；作品中的翁则生像华伦那样，也带有某种“病肺者的性格”。在语言的使用上也有相通之处，如华伦说：“在人力所能做到的范围之内，想避去不幸的最上法门，是竭力的不要去希望幸福。”翁则生也有这样类似的表白：“我哩，本来也已经入了中年了，百事原都看得很穿，又加以这十几年的疏散和无为，觉得在这世上任你什么也没甚大不了的事情，落得随随便便的过去，横竖是来日也无多了。”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郁达夫翻译了林道的《幸福的摆》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从中受到了不少的启发。因此，当他在“九月秋迟桂始花”的杭州翁家山一带漫游时，触发了他写作《迟桂花》的灵感……
综上，郁达夫毕生致力于新文学事业，热心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他在对我国的翻译事业及引进西方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的同时，也促进了他在新文学创作。当然郁达夫的译作也并非没有瑕疵，他的翻译理论特别是他早期的某些论述，也不是无商榷之处。但瑕不掩瑜，他留下的译品、理论和经验，是我国新文学的宝贵遗产。今天我们探讨郁达夫的翻译活动、译著及其译论，不仅让我们对中国当时译界的状况能有所了解，同时又可使我们从中发现一些对今人能有所借鉴和启迪的一些东西。
参考文献：
沈绍镛：《试谈郁达夫的翻译》，《杭州大学学报》，1988（4）。
《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曾华鹏，范伯群：《郁达夫评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