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认为，翻译是一项重要的工作，而且具有较高的难度，并多次声称“译书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郁达夫所译短篇集〉自序》）他从自己的翻译实践中体会到：“翻译比创作难，而翻译有声有色的抒情诗，比翻译科学书及其他的文学作品更难。”（《读了珰生的译诗而论及于翻译》）因此，他认为要使译品完美，不仅要严肃、认真，而且还要虚心、严谨。他在谈自己的译作时说：“译的时候，自以为是很细心，很研究过的，但到了每次改订，对照的时候，总又有一二处不妥或不对的地方被我发见；由译者自己看起来尚且如此，当然由原作者或高明的读者看起来，那一定错处是要更多了！所以一个人若不虚心，完全的译本，是无从产生的。”（《〈郁达夫所译短篇集〉自序》）
其实翻译对郁达夫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然而他的翻译作风与他的治学一样，是非常严谨的。读过他的译作的人，都知道他在译作后往往有一段附言，除了交待译作所依凭的版本外，还对原作者及其创作进行画龙点睛的评述，对翻译中的某些词句是否妥贴，也都列出说明。可以想见，他在翻译中不仅对原作加以认真阅读和审察，而且还要对原作者的整个创作进行一番研究。如他翻译法国卢梭的《一个孤独漫步者的沉思》，是从英译本转译的，但同时又参照了日本新诚和一与桓木恒太郎的两种日译本。又如翻译高尔基的《托尔斯泰回忆杂记》时，因为他不懂俄文的缘故，选用了英译本。其中在32节里，有一句高尔基批评托尔斯泰的话，英文本的原文是：Sometimes he seems to be conceited and intolerant Iike a Volga preacher。当时国内有人把它译为“卑污的说教人”。郁达夫在翻译时并不盲从，他以为这样的翻译不符合原意，是把“Volga”误作了“Vulgar”，他把这句译为“伏尔加宣教者”。郁达夫这种一丝不苟的严谨翻译作风，深为鲁迅所赞赏，鲁迅曾在致郁达夫的信中说，这回总算找到了“卑污的说教人”的出典，实在关系非轻。
对采取直译或重译（指转译），郁达夫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大凡我们译书，总要从著者的原书译出来才好”（《夕阳楼日记》），“务取直接译而不取重译”（《〈郁达夫所译短篇集〉自序》）。他认为转译本未必都很高明，经过他人之手后，原作的风貌可能会受到影响，“难免有近视眼看匾额的瞎子之争”。从原文翻译当然是最为理想的，但译者在翻译时要受语种和译本这两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因而郁达夫在主张直接译的同时，并不反对转译，不过他以为这“须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能用此下策”（《夕阳楼日记》）。同时他根据自己阅读外国译本的经验，指出转译“当以德译本为最后的凭借，因为德国人的译本，实在比英、法、日本的译本为更高明”（《〈郁达夫所译短篇集〉自序》）。我们都知道郁达夫精通日、英、德等外文，由此我们可以理解郁氏主张直接译的心理，这里面既有自身所掌握外文水平的客观因素，也包含着郁氏主观上对自己外文水平的自信。但从当时中国译界的客观实际来看，像郁达夫这样的人才的确是极为少数的，如果按照他所说的标准来要求当时的译界，未免有标准过严、过高之嫌。
郁达夫虽是文学大家、译林高手，但他对自己的翻译要求却非常严格，自己感到不成熟的译作，从不轻易发表，而宁可“藏在箱子底里”。如他用了两年时间翻译的王尔德的《道连·格雷的画像》，始终没有发表或出版，究其缘由，主要是对翻译质量感到不甚满意，他认为这样“总要比出误译的单行本‘罪’还轻些”。当然，在郁达夫的译文中，也难免会出现一些差错，但一经指出，他即更正。例如在他译的《幸福的摆》中，把亨利·华伦70块金洋一月的薪金，误译为17块；有人写信向他指出时，他随即在《奔流》上向这位读者写了一封公开信，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后来还用英译本和德文原作进行了一次校对，在收入译文集《达夫所译短篇集》时，对错处作了更正。这种严肃而认真的态度，深为读者所称道。
郁达夫对当时翻译界所出现的那种大量翻译西方侦探小说等不正常的风气颇为反感，反对那种“胡译”、“乱译”等不负责任、急功近利的做法，倡导端正严谨的译风。这在当时大量外国文学作品汹涌译介入中国的浪潮中，显然有着去伪存真的积极意义。如在1927年3月13日的日记中他写道：“偶尔翻阅商务印书馆的翻译小说书目，见有一本英国Arthur Morrison’s Tales of the Mean Street（亚瑟·莫利森的《大街的故事》）也被林纾翻出，我很觉得奇怪，因为他不懂文学，更不懂什么是艺术，所以翻的，尽是些二三流以下的毫无艺术价值的小说。而这一本小说竟也会被翻译，我真不懂他所以翻此书的原因。”（《新生日记》）为此他要求译者应注意作品的内容，对译作要有选择。他说：“没有翻译以先，译者至少要对于原文有精深的研究，致密的思索，和完全的了解。”（《读了珰生的译诗而论及于翻译》）他自己在翻译中也非常注意作品的思想情趣和艺术技巧，对作品中不健康的或意义不大的内容，他略而不译。他说：“并不是因为难译，却因为译出了也没有多大的意义的缘故。”（《〈拜金艺术：第12章〉译后附记》）
郁达夫对当时译界的批评更为激烈，他说：“翻译，在中国似乎是最容易也没有的一件事情……稍稍懂一点外国文的人，更加可以来翻译，只教有一本华英字典在手头，将英文本上的字一个一个地翻出连结起来，就够了，对此人家也会称颂他是翻译专家。”（《说翻译和创作之类》）还说：“我们所轻视的，日本有一本西书译出来的时候，不消半个月工夫，中国马上把那一本书译出来，译者究竟有没有见过那一本原书，译者究竟能不能念欧文字母的，却是一个疑问。”（《夕阳楼日记》）郁达夫的这种对翻译工作具有重要意义的认识，以及他对待翻译的那种认真严谨、一丝不苟的态度，充分表现出了他作为翻译家的职业素质和文学家的大家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