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影响中国文人性格特点之一
这无疑是玄风熏陶下士人性格最显著的特点。讲到魏晋士风，人们就会想到它的任诞放达，想到它的任性率真。虽然其具体表现不一，价值评判不一。
《晋书》卷四十九阮籍等传末，史臣叙论说：“嵇、阮竹林之会，刘、毕芳樽之友，驰骋庄门，排登李室。……至于嵇康遗巨源之书，阮氏创先生之传，军谘散发，吏部盗樽，岂以世疾名流，兹焉自垢？”这是把魏晋任诞士风归源于嵇、阮，并且以为其原因在“世疾名流，兹焉自垢”。其实，任情任诞之风之兴，并非在“世疾名流”，恰恰是为表现文人(其中包括名流)的个性。这一风气，实已始自汉末。但就魏晋来说，确为嵇、阮领其先。
嵇康其实不同于后来的任诞之士。他的不愿受礼法束缚，主要在政治上不愿人仕，当然生活上也有，如《与山巨源绝交书》
讲的“七不堪”之事，其中就有“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不已”一条。当众扪虱，是后来一些士人的任诞行为，嵇康便已如此。但总体来说，嵇康是任性率真，而不是任诞。另外，他性格比较清峻，这表现出当时文人性格的另一方面。
较为放达者为阮籍。 《世说新语·德行》二十三注引王隐《晋书》说：“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他在生活中有很多不拘礼法、不拘细节的故事。
《世说新语·任诞》十一中说：“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这是说他居丧“散发坐床，箕踞不哭”。但《世说新语·任诞》九又说：“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注引邓粲《晋纪》则说：“籍母将死，与人围棋如故，对者求止，籍不肯，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三斗，举声一号，呕血数升，废顿良久。”不同的是这里籍母不是已死而是“将死”。《世说新语·任诞》二则说阮籍居丧进酒肉在司马昭之前：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可能在某些细节上有出人，但阮籍居丧不拘礼则似乎是事实。
《世说新语·任诞》七说：“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日：‘礼岂为我辈设也？”’
《世说新语·任诞》八说：“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
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注引王隐《晋书》又说：“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与无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
阮籍居丧，何曾对司马昭说：“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但司马昭说：“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世说新语·任诞》二)
司马昭显然是为阮籍开脱。之所以为之开脱，有其政治上的考虑，阮籍不拘礼节，但政治上于其无害，非但无害，而且司马昭可以用宽容阮籍笼络士人。阮籍与嫂相见而别，可能与当时叔嫂服情礼之争有关，阮籍是认为叔嫂可以通问。但不管怎样，这都是不拘礼。
阮籍之不拘礼，带有浓厚的厌弃世俗的色彩。他的《东平赋》、《亢父赋》、《猕猴赋》，借写风土之污秽，写世俗之污秽。
他的《达庄论》、《大人先生传》，毫不掩饰地发泄他对礼法之士的厌恶。他的任诞，是用自己的行为表明对世俗礼法的极端鄙夷，如他所说：“礼岂为我辈设也？”
他的任诞，也是个性受现实政治压抑，不得伸展，寻找另一途径来表现的结果。他一生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中，在极小的夹缝中寻找自己生存的空间。靠无是非、入于无何有之乡而得以在险恶的政局中自全。他的任诞，实带有一种强烈表现被压抑个性的色彩。
但是，从他的行为看，文人性格确是有了新的特点。不过，阮籍有放达的一面，也有率真的一面。他居丧，虽不拘礼，却是真悲真哀。他之为邻家女哭丧，卧于邻家妇之侧却终无他意。所以《世说新语》说他“外坦荡而内淳至”。
阮籍之后，在一些文人那里，这一性格走向了任诞。
走任诞一路的，有刘伶、阮咸、谢鲲、阮孚、阮裕、胡毋辅之、毕卓、王尼、光逸这些人。刘伶等与阮籍同时，谢鲲等则在两晋之际。
这些文人的行为确实放达不羁。阮咸与诸阮与群猪共大盆饮酒。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说： “死便埋我。”他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而说人家人其屋是入其裤中。谢鲲挑逗邻家有美色之女，邻女投梭折其两齿，他仍傲然长啸：“犹不废我啸歌。”胡毋辅之至酣醉，常直呼其父之字。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散发裸裎，闭室酣饮。而光逸则于户外脱衣露头于狗窦中窥之大叫。
这当中，最为甚者当然是周颉。《世说新语·任诞》二十五注引王粲《晋纪》：“王导与周额及朝士诣尚书纪瞻观伎。瞻有爱妾，能为新声。颉于众中欲通其妾，露其丑秽颜无怍色。”纪瞻在元帝即位时为尚书，时周额年已五十，他五十四岁遇害而死。
年已半百之人，尚且性欲勃发，而且是在诸多朝士之前，当众露其丑秽，真是骇人听闻。这件事，其结果说是“有司奏免颉官，诏特原之”。为什么“诏特原之”，没有说，可能因周额为朝廷重臣，但也可能因为一时风气，不独周颉为然。这只要想想当时“对弄婢妾”之风，便可理解这一点。《世说新语·任诞》二十五：“有人讥周仆射与亲友言戏，秽杂无检节。周日：‘吾若万里长江，何能不千里一曲？”’从这则记载，可以知道周额不但在朝士之前不检点，在家人亲友面前也如此。此种行为，仅用“千里一曲”来解释是不够的。这成为了一种性格，一种任诞放达的性格。
任诞放达可以说是当时文人普遍的性格。《世说新语·德行》
二十三注引王隐《晋书》：“(阮籍)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葛洪《抱朴子·刺骄》说：“世人闻戴叔鸾、阮嗣宗傲俗自放，见谓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学之，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或濯脚于稠众，或溲便于人前，或停客而独食，或行酒而止所亲。”葛洪所说，实际当也是他所在时期之风气。
这些文人的任诞，其实与阮籍已有很多不同。不拘礼法，不拘细行是共同的，但阮籍的不拘礼法背后是厌弃世俗，任性率真；而后来这些文人之所为，性情率真之意已很淡。一些行为看似与俗不同，实际极为低俗、污秽。任诞是从厌俗开始的。但在这些文人那里，已经从另一个极端把厌俗重又变为低俗。历代评家都把这些文人的任诞行为和阮籍联系在一起，而其实，联系是有的，但其价值评判已不能同日而语。这些人的任诞，不像阮籍那样在政治纷争的极度苦闷中，借以表现个性。他们有的并未人于政局，如刘伶；有的则表现出对国家前途的关心，或在时局危难时，数次谏诤，如谢鲲；或在逆乱已起时不退避，为乱贼所害，如羊曼。
某些任诞的行为，如裸裎，可能与服药有关。服药是当时又一风气。服寒食散之后，要喝热酒，然后裸体冷浴。饱酒兴奋时，也会脱掉衣服。但更可能与文人性格有关。道教服药、饮酒，均并非魏晋独有，而裸袒之风却以魏晋为盛。而且，当时还有当众露丑秽之风。文人不以此为耻，反以此为乐。文人性格当然也可能与服药有关，服药会引起生理上的变化，也可能引起心理上的一些变化，如一些士人因服药性情变得暴躁。但文人性格变化的原因，更可能在社会思潮。社会思潮中，玄学任情自然的影响可能是更主要的原因。
三
任情的一个走向是任诞。它的又一走向是任性率真。一些文人也任真情，也不拘细节，但他们并没有任诞放荡的种种行为，而是率直真诚。这是阮、嵇之后一些文人性格的重要方面。
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王澄出为荆州，其兄太尉王衍及时贤为之送行者倾路盈途，而他却全然不顾，性之所发，竟于此时脱去衣巾，爬上庭中树上，于鹊巢中取鹊子，下而弄之，神色自若，旁若无人(《世说新语·简傲》六)。桓伊善吹笛，时已贵显，遇王徽之出都于途中，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王徽之令人告桓伊：“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二人并不相识，只是一时兴起，便要人为他吹笛为乐，这实在是一个无理的要求。而桓伊竞全不在意，即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主客不交一言(《世说新语·任诞》四十九)。这实在是十分随便的事。主客二人都不拘细节，都任性而行。一方想听你吹笛，不管相识与否，不管是否合于礼节，就叫你吹。而另一方也不管与对方认识与否，只要对方想听，就吹给他听。吹完之后，一方不说一声感谢，另一方也全然不介意对方是否有谢意，便各自离去。
这实在是随意得很。王漾、谢尚同为王公(衍)掾，地位相当，谢尚竟可以应王漾之求为之起舞为乐，而且神意甚暇(《世说新语·任诞》三十二)。由此可见，任性率真确是当时许多文人共有的性格。
这些文人当中，最突出的还数陶渊明。陶渊明并不被看做玄学名士，其实他的性格有很多玄学的东西。他性格的其他方面我们留待下面再论，这里只说他的任性率真。试看他性嗜酒，家贫不能自得，亲旧或置酒招之，他便造饮必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毫不吝情。试看其乡亲张野及周旋人羊松龄、宠遵等，或邀其饮酒，陶渊明虽不识其主人，而亦欣然无忤，酣醉便反。而且，萧统《陶渊明传》说：“渊明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晋书·隐逸传》又记载，刺史王弘于半道备酒相邀，陶渊明不但欣然与之欢宴穷日，而且，“潜无履，弘顾左右为之造履，左右请履度，潜便于坐申脚令度焉。弘要之还州，问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疾，向乘篮舆，亦足自反。’乃令一门生二儿共辇之至州，而言笑赏适，不觉有羡于华轩也。”萧统《陶渊明集序》评价他的诗“论怀抱则旷而且真”。他的作品如此，他的为人更是如此。“旷而且真”，可以说是他的性格的准确概括。
陶渊明的任性率真，谢鲲、光逸等人的任诞，其价值评判截然有异，但任情自然、不拘细节则同。这是玄风下许多文人表现出来的共有性格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