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四种审美意识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人的生态美学智慧，表现在：1.在审美观照方式上建立了一种博大的“天地人”和谐生态观，并由此来阐发自然生态、精神生态、文化生态的多重统一。2.较为合理地解决了文学艺术的“生态位”问题，使文艺创造活动成为“天—地—人”生态系统中一个重要的“序位”，从而为中国古代人的“安身立命”寻求到一个适当的文化生存位置或文化栖息之地，从存在论上极为睿智地阐述了文艺美学的价值论问题（这一点在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中所说的“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中可以明显看到）。3.为现代生态美学、文艺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审美观照方式——“统观”法，这是用系统的、联系的、动态的同时又是生态的、差异的、非线性的观点来看待宇宙自然与人类及其文化生成之间关系的方法，这种“天—人—地”生存网络中的谛视方式具有向现代生态美学转换的重要价值。
中国古典和谐论美学中所包含的丰富的生态智慧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为现代生态伦理精神的形成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
当前生态危机十分严重，这是由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观视自然为可征服的对象，把人从自然中抽取出来，造成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和以人类社会取代整个生态世界的认识偏斜。因此，当代生态美学试图揭露人类自我中心意识的迷失和欲望的虚无，从而颠覆人类中心主义，重新建立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土地的关系。1948年，利奥波德曾提出著名的“大地伦理学”，他指出：“大地伦理学改变人类的地位，从他是大地—社会的征服者转变到他是其中的普通一员和公民。这意味着人类应当尊重他的生物同伴而且也以同样的态度尊重大地—社会。”［美］利奥波德：《大地伦理学》，叶平译，《自然信息》，1990（4）。这种崭新的生态伦理思想对于人和自然的传统关系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实际上，东方的思想传统中也具有极丰富深厚的生态伦理思想资源，无论是先秦儒家“参赞化育”的有机主义、《尚书·泰誓》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思想、张载的“民胞物与”思想、程颢的“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的思想、道家“道法自然”和“万物齐一”的深层生态学，还是佛教“悲天悯人”式的生命关切以及禅宗“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的直觉观照方式和万象同化为一的生命整体意识，都隐含着深刻的现代生态伦理精神。中国古典思想中的这些有益成分与现当代西方思想中如施韦策（AlbertSchweitzer）的“敬畏生命”，利奥波德的“生命共同体”义务，泰勒（PaulwTaylor）的“尊重自然”，克利考特的“同情”万物，罗尔斯顿的“保护价值”，深层生态主义者的“自我实现”“生命圈平等”“成己成物”等，都有着极为相通的地方，可以成为现代生态伦理学建构的有益的思想借鉴。
（二）为建构生态化的世界美学思想平台提供借鉴
在当今世界美学思想平台上，往往有两种不正常的文化心态出现，一是“中国中心主义”；二是“欧洲中心主义”。从本质上看，这两者实际都是一种“文化沙文主义”。前者往往以中国为自我中心，宁可放弃超越民族和文化界限的机会也不愿对不同的美学理论及其特征作更深入的了解，从而封闭了自己的思想视阈，并呈现出一种守旧的姿态；后者则常常摆出纾尊降贵的架势，在美学思考中谋求话语霸权。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中的和谐共存意识能为建构生态化的世界美学思想平台提供有益的借鉴。其宽容、平等的文化心态有助于确立不同民族、不同国别、不同阶级之间在审美思考上的和谐共处、平等对话的良性互动，使我们走出各种中心主义，诸如人类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的堡垒，把人与自然、东方与西方都看做是一个整体中平等的组成部分，平等地从东西方思想中挖掘、呈现合理的美学思想资源。
（三）为马克思主义生态美学的建构提供有益的借鉴
马克思主义经典创始人早在19世纪中后期就对人与自然的生态审美关系有所论述。马克思的实践存在论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态理论内涵。他们关于“美的规律”的论述，关于“任何一个种的尺度”包含着动物的“直接的肉体需要”的阐发，力主“异化的扬弃”，等等，可以说都是为了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唯心主义，强调人与自然的联系性以及人的科技能力在自然面前的有限性，从而重建自然与人的和谐关系。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实践观具有浓郁的生态审美意识。而在中国古典美学中，存在着许多与马克思主义生态审美意识相通的思想因子。如：中国“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就是人类走出生态危机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又如：把体验的深度与世界的内在关系融于一体，反对机械地或用理想主义的框架来理解身体与世界的关系，这既是对主观/客观、心/物二元论的思想的反拨，也为现代生态美学的发展提供了认识论借鉴。再如，在中国古代人看来，整个世界虽然都是“我”的“在”的结果，但“我”不是世界的中心，而是其中的一员。本来就存在并生成着属人的本质的自然，作为永恒的创作源泉和审美原型，在其与社会、文化和人性的生态性整合中，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这种古典审美思想中就隐含着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性智慧资源。复次，艺术的生成只有在破除了处“身”于“物”外的二元对立思维之后，才能达成（所谓“神与物游”），这种古典艺术生成论对解决长久以来的主客、心物二元之争，对补充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一元论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四）为当今生态文艺批评的建构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
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家们总是趋向把艺术作品看成是一个有机整体，在文艺鉴赏与批评中，总是以把握艺术对象的整体生命为批评目的，在这种把握中常常又借助整体直观顿悟等方式对艺术对象进行审美品评、价值定向和情感诠释。直感、体验和主动的参与创造往往成为他们的批评工具或批评方式。这种有别于西方注重知性分析、注重逻辑演绎与推理的批评方式，使得中国古代的艺术批评与鉴赏更侧重于主体对客体的能动体认与建构。因之，中国古代艺术批评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艺术意味，这种整体直观式的审美品评和判断往往注重保全品评对象的神完气足，同时又给接受者以美感享受。这一点与当今生态批评从整体论的观点出发，抵制以牺牲文学艺术的感觉、情感和想象为代价的学术理性的批评理念是有着内在的相通之处的。可以说，中国式的直觉和领悟则更注重把握事物内在的关联性、有机性、整体性，这对于重思辨重分析的现代文艺批评理论思维是一个必要的补充。
这种补充还表现在对文艺批评理论思考的增益之中。在此，我们可以以中国传统的“以物观物”论为例加以说明。从老庄一直到钱锺书，有关“以物观物”的思想的论述，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不仅体现了中国美学智慧的连续性，它还向现代文艺生态学的发展昭示了这样的生态美学智慧：1.最高级的审美活动是在审美移情或审美超越中消解人与自然在现实中的矛盾对立。“以物观物”论提示的正是：艺术家眼中的自然界永远是心心相印、以情相许的知己。2.人与自然是一种一体性的关系存在，它们是一种共生、共荣、共在的和谐关系。换言之，“以物观物”论使得审美存在论由于这种和谐生态化的主客体关系，不仅具有既保留认识论美学的合理成分又超越认识论美学内在局限的智慧资源，还具有向未来美学处理各种审美关系的理论张力。
当代中国审美文化正处于经济冲动与文化冲动相互对立、科技含量和人文含量相互抗衡的矛盾中，人文精神的普遍失落是中国当代审美文化发展的主要桎梏，中国和谐论美学所内蕴的人文关怀和生态关怀的价值取向为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的建设提供了价值依据，因此，应当吸收中国古典和谐论美学中合理的、有益的思想资源，参与到当今和谐文化特别是审美文化的建设中来，批判当今审美文化建设中的负面因素，从而实现传统审美文化向当代审美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以中国和谐论美学所内蕴的人文关怀和生态关怀的价值取向为依据，从大众审美文化与高雅审美文化视野的融合，以及传统民族性文化与当代世界性文化视野的融合这两个密切关联的层面开辟新的现实路径，以健康发展的姿态参与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的总体性建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