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国际美学界中，生态美学是热点问题，生态美学的一个重要基点就是对人与人、人与自然重归和谐的思考。当前生态危机十分严重，这是由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观视自然为可征服的对象，把人从自然中抽取出来，造成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和以人类社会取代整个生态世界的认识偏斜。因此，当代生态美学试图揭露人类自我中心意识的迷失和欲望的虚无，从而颠覆人类中心主义，重新建立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土地的和谐关系。而和谐正是中国古典美学的基调。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生命意识、人本意识、宇宙意识、超越意识都是以和谐思想为核心，并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当今世界美学思想平台上往往有“中国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两种不正常的文化心态出现（其实质都是“文化沙文主义”），正因为如此，不少学者对此作出了回应。曾繁仁教授富有前沿创新意识的生态存在论美学和美育当代性研究，周来祥教授的辩证和谐论文艺美学研究，杜道明教授的中国和谐文化与和谐美学研究以及张皓等人的生态文艺学研究等，都是对这一研究趋势的积极应答。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和谐共存意识能为建构生态化的世界美学思想平台提供有益的借鉴，从而在世界美学研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时代的需要。此外，返本开新，在传统思想中汲取创造性活力因子来参与到当代审美文化建设中已成为学界共识，这又是历史的要求。
目前国内此方面的研究还很薄弱，主要集中在美学史的零星写作与阐发中，如王振复的《中国美学的文脉历程》、李旭的《中国美学主干思想》、霍然的《中国美学主潮》和《宋代美学思潮》、皮朝纲的《中国美学体系论》、敏泽的《中国美学思想史》、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李泽厚与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陈炎的《中国美学文化史》等，这些研究大多以史的叙述为主，逻辑方面的阐发甚少。相关论文主要有：肖鹰的《传统中国美学的当代文化意义》、邹元江的《生命美学与中国美学的伟大精神——评〈周易美学〉》、潘知常的《从自然的人到人的自然：中国美学的现代诠释》和《秘响旁通：中国美学的现代诠释》、樊美筠的《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生态智慧——以美学为例》、李天道的《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中国美学与传统人学研究》、朱志荣的《中国美学的时空观》、黎启全的《中国美学是生命的美学——中国美学范畴和命题历史发展的必然流向和归宿》、祁志祥的《中国美学的文化精神》等，这些论文视点独到，思考深刻，但大多是个案研究，对中国美学的和谐基调与生态智慧之间的内在关联阐发不多，对中国和谐论美学的当代意义及其对当代和谐文化建构的重大意义的系统论述则更少。中国古典和谐论美学中存在着许多与当代生态审美意识相通的思想因子，能为当代生态伦理精神的形成、生态化的美学思想平台的建构以及马克思主义生态美学的建构提供有益的借鉴。这些相关问题已为有识之士逐渐注意到，并有相关论文发表或问世，但与中国古典和谐论美学所蕴涵的巨大价值相比，仍然颇显不足。因此应有一个严肃的课题来加以系统的阐发与研究。
一、和谐：中国古典美学的基调
美籍华裔学者成中英先生在检视和反省中国儒道形而上学与本体论后认为，中国式因果律的首要特质在于“一体统合原理”（“整合性原理”）。即“世间万物由于延绵不绝地从相同的根源而化生，因而统合成一体。换一种说法，是万物通过创生的过程得以统合。于是，在道或天的形象覆盖下的万物实为一体，万物都共同分有实在的本性。此外，万物之间莫不交互相关，因为万物皆同出一源。……万物所共同分有的一体（道），既维系万物之生存，又孳生化育万物”。［美］成中英：《论中西哲学精神》，279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1。成氏进一步认为，“因为万物间莫不交互相关，而形成各种过程间的变化网络，于是运动力的传送就被视为生命活动的表现”。同上，280页。由此构架出“内在的生命运动原理”（“内在性原理”）。同上。复次，“由于‘一体统合原理’之故，世间恒有和谐与平衡存在”，形成中国因果律之“生机平衡原理”（“生机性原理”）。此因果律的三大基本层面衍生出中国式因果律模型：串联式思考（整体式观照）和辩证法则。同上，28页。成氏的上述分析实是对中国“和合”文化之特征作了精辟的理论提摄。重视万物间的整合关系、辩证运动关系、有机性联系正是中国“和合”文化的精髓。这些理论精髓不仅是东方文化中的瑰宝，更是中国古代诗性智慧和审美运思的源头活水。
和合文化以整体性、有机性、辩证性来理解宇宙及万物关系的基本文化—心理结构，建构了中国美学的主导精神——对“和”美的追求，“和谐”构成了中国美学的基本特征。这种和谐美学观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追求美与善的统一
这突出表现在儒家美学思想中。如孔子主张“里仁为美”，就是强调人只有与“仁”（善）相融一体，才能体现出美来。孔子谈个体的全面发展时，要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意即以闻道为志向，以立德为凭依，归依于仁而游心于艺术才能使精神进入自由境界。孔子在评价艺术时，又提出“尽善尽美”的品评标准，主张把艺术标准与道德标准统一起来，而其“思无邪”的评诗原则与“温柔敦厚”的诗教更是建立在尚雅正的伦理道德标准之上的。孟子称其“善养浩然之气”，所谓养气就是养德、养志。在艺术领域中，荀子谈音乐，主张“美善相乐”，所谓“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荀子·乐论》）。认为真正的音乐是美与善的统一，能起到修心养性、移风易俗，使个体或群体都能达到和谐的作用。《毛诗序》中称诗是先王用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王充谓“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论衡·佚文篇》），把文艺看成是劝善惩恶的工具。柳宗元的“文以明道”说、朱熹的“文道不二”论等都从不同侧面强调美与善、艺术与道德的统一。在人格美领域和艺术美领域追求美善的统一成为中国美学的主要特征之一。
（二）追求人与自然的统一
这突出表现在庄学与玄学中。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反映在中国美学中，实质就是强调人的内在自然与外在自然的交感和融合，强调以艺术家的内在生命力去深契宇宙天地间生生不已的机趣。由此，中国美学十分重视师法自然，含合造化，在感性的自然形态中直探宇宙的机心。兹录几例以资佐证：
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
——陆机《文赋》
古人笔墨具此山苍树秀，水活石润，于天地之外，别构一种灵奇。或率意挥洒，亦皆炼金成液，弃滓存精，曲尽蹈虚揖影之妙。
——方回《天慵庵随笔》
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所以终归于大涤也。
——石涛《画语录·山川章第八》
夫画道之中，水墨为最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
——王维《山水诀》
（三）强调有限与无限的统一
中国美学十分重视透过有限的自然形态或有限的笔墨、色彩、节奏、线条等来传达无限的生命意蕴，故而倡导艺术美创造的法则应该是虚实相生、有无统一、形神兼备、情景交融。在此基础上更追求形外之神、实中之虚、象外之象、景外之情、言外之意。老子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说、庄子的“唯道集虚”论、王弼的“得意忘象”说等从哲学上开启了这一诗性智慧，艺术家们由此十分强调借有限的一言、一线、一笔、一音来观照宇宙的无限。如论画，清代笪重光说：“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画筌》）论诗，唐代皎然说：“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诗式》）宋代梅尧臣说：“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欧阳修《六一诗话》引）钟嵘的“滋味”说、司空图的“象外”说、王士贞的“神韵”说和中国特有的意境理论，都是强调在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中来展示个体生命的活力和宇宙大化的至美。
如果说上述几点还只是中国古典和谐意识外化为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特征的话，那么这种和谐意识还深深渗透到中国古代人的审美思维方式以及审美理想的表达之中。
中国“和合”文化更倾向于把宇宙与人生经验中的冲突、矛盾、差异、对立视为事物对偶互动过程中的过渡现象，而此种过渡正是未来之和谐与同一之所由，因而世界本为和谐，而主体也可通过全面的自我调整来化解、克服上述对立与冲突。因此，以和谐化的辩证法来处理宇宙与人生的矛盾冲突是中国“和合”文化的主要运思方式。从审美思维方式上看，辩证思维是中国古典审美思维方式中极为重要的一种。中国古典音乐美学中以平和恬淡为美的思想源远流长。儒、道、阴阳家、杂家、玄学、佛学都是以“中和”为准则，要求情感受德、礼制约，“古乐与今乐”“雅乐与郑声”“缘情与风教”的分歧与争论都被置放到一种辩证思维中加以处理。文学美学中的审美原则则以一种辩证视境体现在多方面。如：在审美内涵方面，有文与质、情与理、情与采、情与景、言与意、形与神的关系；在审美创造手段方面，有虚与实、一与多、真与假、动与静、隐与显、借与对、犯与避的关系；在审美风格方面，有刚与柔、浓与淡、巧与拙的关系；在审美历史流程方面，有通与变的关系；在审美情趣方面，有雅与俗、奇与正的关系。可以说，辩证美构成中国文学美学审美原则的灵魂。绘画美学中，中国画画面的空间感也凭借一虚一实、一明一暗的辩证流动节奏表达出来。古典戏曲美学的基本原则是美与善的统一。中国建筑美学中，空间概念总是两种对立的力量和谐而又动态地共存于统一体之中：前后、左右、大小、虚实、有无、对隔、曲直、色空、起伏、动静、敛放等阴阳对立的力量始终处于一个互相对峙、转化、周而复始无限运化的关系之中，而“色空共存”“有无转化”“虚实相生”这类富于辩证思维特点的概念构成了中国空间概念的核心。
与西方思维重逻辑性、思辨性不同，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另一突出特点就是整体直观性。这是因为中国古代人强调天地万物之所从出的共同本原——道是不能用普通感官和逻辑分析来感知和获得的，而只能用整个身心去体验、直观或顿悟。这种整体直观思维使得中国古代人除了善于对不同事物之间感应性的联系作直观类比外，还善于把握事物间的整体联系，以一种整体主义、有机主义的方式来认识世界和进行审美创造。例如，《左传》就强调音乐的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等要“相济”而生；“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在古代戏曲舞台上所表现的也是一种有机联系的观念。古代园林艺术中风景之聚、散、隐、显、隔、抑、曲、逆的结构组合，以及造景中要求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或浅或深，从而把许多全然对立的因素交织融汇，创造出与自然环境协调共生、天人合一的艺术综合体，也无不体现了这种整体主义和有机主义的观念。在文学美学中，刘勰以“附会”论文章结构的整体性，李渔《闲情偶寄》独标“结构”二字，戏剧、小说中的“龙珠”之喻、“缝衣”之喻、“建宅”之喻、“关锁”之喻等，也都是整体直观思维的结晶。
此外，圆形思维也是古代美学中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在中国美学看来，宇宙天地万事万物自在圆足，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圆不仅是化生万物万有的本原，同时也是生命的极致，圆既是美的生命之源又是审美活动追求的最高境界。以圆为美的思想促使中国美学特别重视刹那间见永恒的瞬间合一（如佛教中“圆融”即为最高审美境界），特别重视主体自我超越时的圆满具足。贵圆、尚圆、重圆的思想还充分体现在艺术品评或艺术创构心得中。像“不炼→极炼→不炼”“本色→出色→本色”“天籁→人籁→天籁”“不工→工→不工”“天→人→天”这类圆整有序的逻辑思维进程，也为古代审美批评实践所常用。司空图所谓的“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刘勰《文心雕龙·知音》中所谓的“圆照”（即全面审视），也是文艺审美创造与批评所追求的思维极致。
更进一步看，“和合”的文化心理结构还影响到中国古代诗性智慧与审美运思等诸多方面。例如：以天人异质同构为基础并由此确立二者间和谐化诗意关联的“天人合一”思想深刻浸润了古代审美境界论，中国人由此而强调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合一；“和合”文化中的整体直观运思深刻影响了古代审美体验论，视审美体验与生命体验为同一的中国诗性智慧特别强调物我互感互动的生命运动中的整体直观把握；“和合”文化中和谐化辩证法的普遍运用，还使得中国诗性智慧特别注意以对应性、相融性、辩证性、和谐性来理解和处理一系列审美范畴的构架和展开。
倘以儒、道、禅三家审美理想、美学特征和艺术追求来反观“和合”文化对中国诗性智慧的浸润，更能看出中国美学的和谐基调。三家美学中，儒家美学偏重个体与社会间的和谐，道家美学偏重于个体与自然间的和谐，禅宗美学偏重于个体与自我的和谐；儒家注重现实的人伦之和（人和），道家崇尚心灵的“天和”之境，禅家追求心性的自足圆成（心和）；儒家志在成就一种和谐而审美化的伦理人格，道家志在成就一种和谐而审美化的自由人格，禅家志在成就一种圆融而审美化的超脱人格；在艺术追求上，儒家以中正仁和为至境（和境），道家以妙造自然为至境（妙境），禅家以心物相圆为至境（圆境）；儒家美学是一种伦理美学，道家美学是一种自然美学，而禅宗美学则是一种心性美学。虽然各有其侧重点，但都以和谐为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正所谓“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
综上所述，“和谐”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基调，中国古典美学的基质是一种和谐论美学。
二、和谐论美学的生态智慧及现实意义
生态智慧并非经典意义上的宗教，它可以被定性为一种全景意义上的普遍哲学，是“自我实现”和“生命中心平等”两个终极准则在人类哲学运思中的体现，也是具有包容性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在思考天—地—人关系时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睿智的思考向路。这种智慧具有创造性和开放性，使得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等关系时，能用系统的、联系的、动态的同时又是生态的、差异的、非线性的观点来看待宇宙自然与人类及其文化生成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