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初秋，一场意外的车祸把我带到了密苏里大学所在的小城哥伦比亚。出事的是我先生的大姐海伦，她是密苏里大学的访问学者，在搭乘一位校友的汽车时，车子因轮胎爆炸翻出了高速公路，她被摔断了腰椎和两根肋骨。
海伦住在外科一个特殊的病房，这种病房我在国内没见过。那是一个环形大房间，外科所有需要手术和术后观察的病人都住在这里。大约有十几张病床，床头朝墙排成一圈，之间用帆布帘隔着。房子的中间是开放式的工作间，医护人员可以随时观察照顾每个病人。
海伦无力地躺在病床上，身体一动不能动。只有右手攥着麻药点滴注射器的控制开关，疼痛难忍时就按一下按钮，自己打一滴麻药。她的腰椎手术安排在星期四上午，在此之前主要靠麻药止疼。
这里虽然是医院，但药味儿并不浓，取而代之的是浓郁的人情。病房门口挂着关于病人权利的条款，在这里，病人就是上帝，而上帝的权利不容侵犯。绝大多数医护人员对病人态度都很好，对病人家属也很礼貌。神职人员每天逐一到病人床前问候，按照病人的意愿为他们祈祷。每天的探视时间从早到晚多达五六次，每次半小时，非探视时间如有需要也可以探视。医院向病人家属免费出借呼机，病人和医生有事可以随时呼叫家属。
我是因为海伦受伤来到这里。白天多数时间我都呆在她床前，她睡着了我就在一旁看书，晚上我也等她就寝时才离开。对于我的滞留，医护人员并不介意。相反，他们主动告诉我饮料和日用品放在哪里，海伦需要时由我自己拿，有的人还拿来果汁给我喝。病房的“管家”是个年近六旬的胖大妈，每天早上我在门口一探头，她便热情地招呼道：“进来吧，你大姑子已经醒了。”
晚上我睡在病人家属休息厅。病房的门正对着一条长走廊，走廊另一头的右侧向里凹进去一块，形成一个开放式的大厅。厅里有电视和报刊架，靠墙的三面摆着沙发和沙发床，白天坐人，晚上睡觉。留宿的家属可以从医院管理处领铺盖，第二天早上由清洁工统一收送洗衣房。休息厅隔壁的卫生间有盥洗室，医院也有供病人家属使用的浴室。早上和中午我在医院餐厅买饭吃，晚饭由海伦的朋友老刘接我到他家去吃，或是送饭到医院。
我住在医院的第一晚发生了一个有惊无险的小插曲。那天，在家属厅留宿的只有我一人，接近午夜，走廊里一片昏暗，静得让人心里发毛。我和衣躺在大厅一角的一只长沙发上，眼前不断出现电影《午夜两点》中那个杀人女婿的两个手指头。真的是在两点钟，一阵重重的脚步声把我惊醒。朦胧中，只见一个黑人大汉走进来，“呼啦”一下拉开对面墙角一张沙发床，“呼”的一声倒头便睡，我这里还惊魂未定，他那边已然鼾声如雷。事后我听说，他是因为太太生孩子而留宿“待命”的。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第二天中午，我正在休息厅吃面包，一个高大端庄的白人中年男子走进“屋”，冲着我微笑而来。“你一定是小芹，绍华（海伦的中文名）的弟妹了……”
“你怎么会知道？”我莫名其妙。这里除了海伦和老刘，没人知道我的名字。
他说他叫阮迪，是城里教堂的牧师。他听中国教友说海伦受伤住院，她弟妹从亚特兰大赶来照顾，便打听到我的名字来找我，看我有什么困难，他能为我做些什么，这里只有你一个中国人，你当然就是小芹。“你好吗？”他亲切地问。
我们一起去看海伦。阮迪问过她的伤痛后，问要不要为她祈祷，海伦微微点点头。“亲爱的主啊，请保佑绍华……”阮迪满面虔诚。
阮迪前脚刚走，“困难”后脚就到了。学校外国学生办公室主任詹妮特找到我，说海伦没买保险，这不符合移民法（在美国，外国学生学者必须上医疗保险），眼下受了伤也得不到赔偿。不过现在按规定补办保险，如果运气好，或许能申请到一笔“前疾病”赔偿金。詹妮特给了我一份医疗保险申请表，我填了那张表，为海伦交了那学期150美元的保费。
第二天上午，医院一位女工作人员也找到我，说海伦的医疗费估计高达六七万美元，因为她没有医疗保险，这笔钱医院将向州政府申请，但如果州里不批，病人还得自己想办法解决。她还说，海伦手术后如果情况正常，按常规将被转往康复中心。但医院是救死扶伤，有钱没钱都得救人，而康复中心则不是无条件地接受病人，所以要我早做打算，提前为海伦养伤找好住处。
女工作人员的态度很好，话说得也很中肯，然而现实无情，我一时感到很无助。海伦重伤在床，她丈夫在国内一时还来不了，我不能和他们商量，那样只会增加他们的精神负担。可我只是一个学生，从外乡来，我上哪儿去弄几万美元，又去哪儿为她养伤找住处呢？万般无奈之下，我拨通了阮迪的电话。
十几分钟后，阮迪应约而来。我把女工作人员的话告诉了他，鼻子一阵阵发酸：“阮迪，我该怎么办，你能帮我吗？”他让我不要着急，说他去找教友们想办法。
送走阮迪，我的呼机响了，是病房的胖大妈叫我去见哥恩斯大夫，海伦明天上午要做手术。
海伦很幸运，哥恩斯大夫是美国最好的腰椎专家，在国际上也颇具盛名。他经常到美国和世界各地做手术，在本院的时间并不多。而海伦这次受伤，他刚好在家，并决定亲自为她做手术。
哥恩斯五十开外，相貌和气质均属一流。他和阮迪给我印象最深的都是眼睛，但他们的眼神却不尽相同。阮迪的目光和蔼可亲，让人觉得一见如故，自然而然地想向他倾诉。哥恩斯的目光则镇定异常，使人信心倍增，觉得世间没有过不去的沟坎儿。
“你是病人的弟妹？我听说你在亚特兰大上学，耽误了课来照顾她，你这样做很不简单。”哥恩斯称赞说，随他而来的几位助手也在一旁点头微笑。
我这下才明白，怪不得这里的医生护士对我那么友好，原来是我的行动超出了美国人的常举。
“你放心，”他又说，“病人的情况很稳定，明天的手术一定能成功。”
第二天早上把海伦送进手术室后，我回到家属休息厅等候。八点半时，我的呼机突然响了，是总机通知我接电话。我拿起旁边一部医院内部的公用电话，来电话的是手术室的护士，说海伦的手术已在半小时前开始，目前情况一切正常。一小时后，呼机又晌了，还是那位护士，再次通报病人情况正常。十点半时，呼机没有再响，我打电话询问，得知手术已顺利完成，前后还不到两个半小时！
傍晚，海伦醒了。显然是输入血浆和高级营养液的原因，她的脸色已由苍白转为红润，精神也格外好。“Goodmorning（早晨好）！”她笑盈盈地对我和旁边一位男护士说，那是她几天来第一个轻松的笑。看得出，她安稳地睡了个好觉，误以为已是第二天早晨。“Goodevening，Madam（晚上好，女士）！”男护士风趣地说，“你睡丢了一天。”说来也绝，从政治人物到平民百姓，美国人几乎个个都有幽默的筋。
星期五早上我到病房时，护士正准备给海伦换药。当护士揭下她背上的创可贴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跟睛。将近一尺长的刀口严丝合缝地粘在一起，四周皮肤干干净净，竟然没有一星半点的血迹。哥恩斯大夫的助手告诉我，海伦的情况很好，再观察几天便可转入普通病房。
下午，阮迪来了。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后，他每天都来看海伦。那天他带来了令人舒心的好消息：海伦出院后的住处已经解决了，一对中国教友夫妇愿为她养伤免费提供住房。医疗费的事，他们教会也会找出事司机的保险公司交涉，向他们索赔。
“小芹，我明天不能来送你，你就放心地走吧，”阮迪同我握别，“我和教友们商量好了，你走后大家轮班陪护绍华，直到她丈夫从中国来。”
我登上了返程的飞机，初来时的忧虑已化为希望。一到家，我就收到阮迪的电子邮件，说海伦情况很好，让我放心。以后一段时间，每隔一两天我便收到他的邮件。
“小芹，教友们都很关心绍华，今天有一位中国朋友给她煮了鲜鱼汤。”
“绍华今天已转入普通病房，医生说她很快就能出院了。”
“绍华的丈夫今天到了，虽然他们是在这种情况下见面，但我还是为他们的重逢感到高兴。”
每封邮件的最后，阮迪都重复着同一句话：“Godblessyou（愿上帝保佑你）！”
我在北京再次见到海伦时，她的腰伤已恢复得很好，依然腰身挺拔，步履轻盈，连我都无法想象她腰里有一根半尺多长的金属架。听她说，经过多方努力争取，她最终得到了10万美元的赔偿金，不仅付清了医疗费，还略有结余。
一晃几年过去了，现在每到圣诞节，我都想起阮迪，想起我的密苏里之行。我想，我今后不会有机会再去哥伦比亚了，但我会永远记住那座小城，记住她那近乎完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