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话反过来理解就是，我们都是哈姆雷特；我们都在哈姆雷特的身上看见了自我的身影，都要思考哈姆雷特的问题：“To be， or not to be？”
生，还是死？这的确是个问题。“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加缪（Albert Camus）说，“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这里的“哲学”两个字，如果常人觉得过于高深，不妨切换成“人生”来理解。
翻开报刊，浏览网页，每天，都可以看见形形色色的自杀事件。近年来，随着金融危机的加剧，就业压力的增加，自杀更是严峻的心理问题和文化问题，对社会和谐的建构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觑，应该认真评估，谨慎应对。
关于自杀问题的研究，有两本著作格外引人注目。一是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自杀论》，二是吴飞的《自杀与美好生活》。两者研究的路径判然有别。前者采取社会学的视角，后者遵循思想史的途径。
为了防止和消除自杀，涂尔干建议，“一、对自杀者进行惩罚，不给他的尸体落葬，剥夺其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家庭的权利，没收其财产，以警告其效尤者；二、对悲观主义者采取必要的措施，使其精神状态恢复；三、改进教育，培养人们的坚强性格，增强信念；四、重新发挥家庭在防止自杀中的作用；五、最主要的是恢复行会、建立不同职业的职业组织，使个人命运与集体组织联系起来”。涂尔干此书出版于1897年。他的建议对于自杀的干预是否有效，连他自己都怀疑。不容置疑的是，在过去这一百多年间，自杀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为了给现代社会中愈来愈重的自杀病提供一副令人深思的药方”，吴飞的想法是以史为鉴。因此，苏格拉底、卢克莱修、加图、塞涅卡、奥古斯丁、托马斯、但丁、莎士比亚等人对自杀问题的看法或做法逐一进入他的视野，力图在对德性、神性、罪性、虚无的反思中寻求突破，寻找“美好生活”的可能。“通过总结斯多亚和基督教的自杀学”，通过“昭示”现代自杀中的“虚无主义”，吴飞“暗暗指向了救治虚无主义的一种可能”，就是“实现对爱的绝对肯定”。正如拉丁谚语，ominia vincit amor（爱战胜一切），包括战胜自杀的企图。
最近，李炜出版的新书《碎心曲： 音乐，哲学，文学，自杀》对自杀问题的思考突破了先前的框架。李炜生于台湾，长于美国，毕业于芝加哥大学。他对西学造诣之深广，赢得杜维明、夏志清、余光中等先生的奖掖提携，令人“想到钱锺书”。自然，李炜是谙熟涂尔干的。他说，自杀的问题如此复杂，“我才小心翼翼地避开了从涂尔干首创的社会学路径来研究自杀”。李炜虽然不熟识吴飞，但他对吴飞笔下自杀思想史中的名人却是相当了然；这些人的言行都没有逃过他那双博学的眼睛。
翻开《碎心曲》，读者或许首先惊叹的正是作者的博学。夏志清在为李炜第一本大陆出版的著作《书中书》的推荐序中说，“我来美已近五十九年，还没有见到过比李炜对西洋文化大传统领悟更多，甚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下来直至二十世纪英美法意等国，以及东欧北欧诸思想、文艺界名家之代表作读得更多的中国青年”。诚哉斯言。正如其副标题所示，《碎心曲》横跨音乐、哲学和文学三个领域。毕达哥拉斯、波爱修斯、舒巴特、舒伯特、舒曼、韩德尔、勃拉姆斯、贝多芬、勋伯格、瓦格纳、施特劳斯……这些音乐人鱼贯而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塞涅卡、尼采、扬布里科、加缪……这些哲人次第登场；荷马、阿里斯托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里尔克、马雅可夫斯基、济慈、策兰、洛尔伽……这些文学家在书中更是灿若群星。
不过，《碎心曲》并不是想借自杀这个轰动题材来炫耀作者的博学，并不是想写成音乐、哲学和文学领域的名人录，或名人自杀簿。李炜在自序中袒露了心声。他们不过是精心选择的素材而已，“从古希腊到现代，从文学到音乐，本书囊括了西方艺术和思想的方方面面”，是为了“苦心酿造”出一杯“烈酒”。
李炜的“苦心”见于本书的结构。他采取音乐中复调和弦的形式，将文学、音乐和哲学当成环环相扣的主线，像织成的“锦绣”，融为一体。而贯穿这件作品的主题就是“自杀”。可以说，本书是一部“自杀四重奏”。结构方面的“匠心”在细节方面就可管窥。开篇是里希坦伯格的“自杀序曲”。中间是反复和照应，每节的标题选取节中最为关键的两字，辅之以反复出现的曲调，串成一线，曲折玲珑，妙手天成，如“归零（C调）”一节的结尾谈到济慈的《夜莺颂》实质上一曲情歌：“唱出了我们对‘静谧的死亡’芳心暗许”，转页之后就以“芳心暗许”过渡到下一节“舞伴（D调）”。旁白数字顺序显示为“归零”。“终曲”节录的塞尔努达的文字，则是“余音绕梁”，灵魂飞升之后留下“空壳”……
《碎心曲》的语言也是精心酿造。谈论自杀这样沉重的话题，需要幽默和反讽，才能举重若轻。在谈到生命的他途——“苟延残喘、贫病交加、英名湮没、寄人篱下”——之时，李炜追问：“怎样怯懦的灵魂才愿意屈就这样的结局？为何要接受这样的结局？难道只是为了多呼吸几立方米空气？多看几千次日落？”他写诗人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的恩怨情仇，突发奇想，“纵然有个池塘大如莫斯科或彼得堡，也难以容纳下这两条游荡在俄罗斯文学中的大鱼”。最为典型的幽默与反讽是他笔下的埃拉加巴卢斯。这个罗马皇帝“算过卦，命中有血光之灾。为了逃避死于非命，他在身边备好了触手可及的工具，随时自我了断。他显然青睐他为政敌准备的死法： 黄金剑、紫红色的丝绸套索、藏在珠宝罐子里的毒药，他甚至用名贵的石材建了高塔，只要有兴趣，他随时可以从顶上跳进另一个世界”。就在这生命和地位的高台，这个罗马皇帝的命运却有了巨大的反转，“所有这些准备都竹篮打水，因为……他死于普通士兵之手，尸体拖上街，被愤怒的群众轻蔑地抛进阴沟，冲进了台伯河”。这时，李炜的反讽与幽默体现得淋漓尽致：“埃拉加巴卢斯就这样丢了命。他富甲天下，穷奢极欲，为所欲为，居然没能够自杀，运气不是坏到家了吗？”玩笑过后，他接着严肃指出，这个罗马皇帝自杀不成，是因为“勇气和决心这些质素，从来与他都无瓜葛”；他那些死亡工具，只是“舞台上的道具而已”，“装腔作势”。这种亦庄亦谐的语言风格，给人以极大的阅读享受，从而潜在地舒缓了自杀这个沉重话题带来的恐惧和压力。
题材的轰动效应，结构的独出机杼，语言的麻辣酣畅，并不是写作《碎心曲》的旨归。两岸三地的作家中，李炜这样的青年作家非常少见。他视写作为生命。每本书都写得非常辛苦。《书中书》是个例子。《碎心曲》也不例外，再次引用他在自序中的话，“我想强调的是，虽然很多人会在这本书中品尝到‘苦酒’的滋味，但这并不是一杯‘毒酒’。事实上，它是一部肯定生命价值的作品。写这本书，让我踏上了一段不平凡的旅程，走过漆黑的子夜，最终迎来黎明的第一缕阳光。旅程结束之时，我心中最深刻的感受，是对生命的敬畏和感激——这，也许是一名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可以得到的最大收获”。作为一本“呕心沥血”的著作，李炜用“思想的柳叶刀”解剖了种种关于自杀的俗见。他反转了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教诲，带我们光临死亡黑沉沉的深渊，“未知死，焉知生”；听完“这首碎心曲”，他要我们记住的是尼采的格言，“Amor Fati”（热爱命运）：“走出深渊之后……我们获得了新生，蜕了一层皮，变得更敏感，更尖利，更嗜好幸福，更乐于赞扬一切美丽，更耳聪目明，更眼疾手快，还加上了新的、甚至于危险的天真快乐，像个孩子一样，但比起从前微妙百倍。”
阅读李炜这本“自杀四重奏”，最令我感动的是其中法国作曲家梅西安的故事。梅西安在二战德国的战俘营中完成了《时间终结四重奏》。曲如其名，是真正的“时间终结”，是梅西安和三位难友为集中营的同伴演奏的“天鹅之歌”。虽然是战俘，营养缺乏，但他还是做了“颜色之梦”；“面对峥嵘岁月，生死未卜，梅西安没有依据‘黑色’或‘灰色’来创造音乐”，他说，“瞧！这条彩虹！”我希望读完《碎心曲》的朋友，也能够如梅西安一样，“在最黑暗的夜里看见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