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桑塔格的独立立场似乎加剧了无时间性甚至倒退。自治和责任的观念原本支持着自由漂浮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象征体系，现在则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和质疑，尤其是学院派的文化批评。与此同时，独立知识分子实践模式正在大规模地崩溃和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专业知识分子的“新阶级”： 技术专家、政策顾问和学院知识分子。
这些压力在重构知识分子图谱中产生了巨大的效应。近年来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也大为改变。他们的影响已经式微。公共领域日益多元化。
特里林认为，20世纪中期纽约知识分子写作的对象是“一个受过教育的阶级……他们遵循严肃的观念生活，并为具有这样生活的能力而自豪”。桑塔格同样认为其阅读对象是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们，那些能够接受理性批评的人们。
有论者注意到，桑塔格的“社会批评方案”预设了“一个静态的、专注的读者，他们渴望分析与理性，从中折射出一个愿意接受批评的社会形象”。这样的观察是敏锐的。但这并不表明桑塔格对四分五裂的公共政治和文化领域的现实视而不见。相反，在其写作中，她非常注意勾勒这一过程。她更加呼吁一种更具批评思维的形式，把自由怀疑当成自由公共文化领域的理想话语。其不同形态的理想主义不仅表现在文化批评领域，也表现在政治活动之中，在其任国际笔会主席期间，她明显卷入了关于人权、出版审查制度以及言论自由等方面的问题，显示了一个作家作为社会公共领域良心的风采。
桑塔格提倡批评的独立性，使得她与某些知识机构、团体或组织保持了间距。在学院中，很少有人对她的作品感兴趣，尽管她的一些文章影响非常大，但没有引起广泛的争论。与此同时，同时代的法国人在学院中赢得了更多的掌声。她显得相对寂寥。其中主要的原因不在于她理论的原创性不足，而是其代表的知识分子立场与学院知识分子的立场的差异。
人文学科领域中的学院派已经学会了对“普遍知识分子”的怀疑。在他们选择性的知识模式中，他们更倾向于从福柯等人那里寻找理论资源，而不是从桑塔格这里寻找知识分子实践的理论依据。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普遍知识分子与专业知识分子立场的差距，而是在特定公共领域争夺知识权威和不同目标的反映。所以，毫不为奇，学院派找寻理论模式挑战普遍思想和教育的观念，以便在特定的知识领域或文化多元中占有一席。
四
女性主义者对桑塔格同样沉默，“作为一名知识女性，”她说，“你应该向所有的原型开放。”在她的一生，其性别一再被凸显，这反而模糊或遮蔽了其知识活动的成就。最著名的说法是，乔纳森·米勒（Jonathan Miller）称赞她“也许是美国最知名的知识女性”。但是，尽管桑塔格自称是个女性主义者，却很少参与女性主义的争论和问题，哪怕她目睹了女性主义运动在20世纪的历程。从这意义上说，她其实是女性主义崛起、发展、壮大的真正见证人。这一点可以解释女性主义者为什么对她的兴趣不大。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她采取的知识分子立场与女性主义的思想理论有所差异。安吉拉·麦克洛比（Angela McRobbie）很有见地地指出：“桑塔格代表了一个性别模糊的形象。她的许多文章都是关于男性的。”她认为，桑塔格的作品令人尴尬，并不因为她有意识地与学院知识分子保持距离，但现在应该严肃对待她的作品了，这些作品重要而且非常关键。
麦克洛比认为，桑塔格对女性主义讨论的漠不关心并不是一种缺席的失败，也无损于其作品的伟大，也不构成重大的遗漏，只是代表了作者特有的立场。她的看法无疑是对的。桑塔格本人近年来在不同的场合对此也有暗示。尤其是在《火山情人》的结尾，她借助笔下的人物道出了心声：“为了做到最好，有时候不得不忘记自己是个女人；或者欺骗自己说，做个女人是一件麻烦的事情。所有的女人都会这样想，本书的作者也不例外。”
在绝大多数作品中，桑塔格都致力于超越性别的问题，特别推崇与男性有明显联系的知识分子观念。这与她对美国纽约知识分子和欧洲知识分子传统的认同不无关系。麦克洛比对后一种认同有所暗示：“桑塔格与性别问题的距离表明在欧洲现代主义鼎盛时期还是在晚近时期，并没有女性的批评地位。除非她们首先超越性别。这里没有女性说话的地方。”同样的困境也表现于与纽约知识分子传统的认同之上。这里是个“男人的俱乐部”，象征性地点缀着一个“美国文坛的黑女士”，这一桂冠先由玛丽·麦卡锡把持，后来当仁不让地传给了桑塔格。
桑塔格与女性主义运动的疏离，其实也是她对集体性知识分子事业的怀疑所致。“我不喜欢拉帮结派。”早在1975年她就如是说。这是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宣言。她只是凭自己的良心说话。正因为如此，她才如此地推崇本雅明：“对于他来说，为自己留下许多不同的位置是很重要的——神学家、超现实主义者、美学家、共产主义者。这些位置彼此纠正。因此所有的位置他都需要。”同样，桑塔格的形象也不固定——美学家、道德主义者、自由左派、现代主义者——并努力保持这些位置的开放性。
五
桑塔格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她事实上成了“许多”符号：“新世界的福音使者”、“美国文坛的黑女士”、“最后的知识分子”等。她的一生都在变化，可是她的激情没变，她批判的灵敏触觉没变。在变与不变之间，桑塔格保持着一个公共独立知识分子的心智平衡。
桑塔格的最后一变是小说家。约翰·班维尔（John Banville）在评论《火山情人》时惊奇地问道：“是不是最有远见的批评家也不满足于写小说评论，也要忍不住技痒，亲自操刀上阵？”在出版了这本小说后，桑塔格在好几次采访中说，这将是她职业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她将全身心投入小说创作，以实现夙愿。她告诉一个记者，“这是我写下的最好的书，我不想读者把我的书束之高阁。我觉得我又开始上路了……我是个大器晚成的人。也许我是看起来早慧，但我用了三十来年时间才鼓起勇气做我想自己能做的事”。这是一个再生的小说家的激情，她相信已经战胜了散文体的冷漠性，找到了更直接的方式来表达激情。显然，散文形式不再满足于她作为作家的目的与梦想，但是，如果说转向小说标志着其文化批评视野的重大转变，局限了其普遍知识分子的敏感，这还为时过早。
我们应该意识到，桑塔格所说的新起点并不新。因为她在知识生涯中已经说过多遍，并且一直描述自己“在逃离过去的工作”。她自我创造的工作幻想使她不断地逃亡，正如她频繁修订自己的“位置”，编排观念与激情。她在谈论罗兰·巴特的“多元身份认同”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谈自己：“巴特的作品——他发誓是欲罢不能的写作——蕴含着连续与断裂、观点的堆积和最终的释放，是行进和反复的混合……巴特所描述的作家的自由，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逃离。作家是其自我的代言人，这一自我借助于写作在固定下来之前永远地逃离，就像精神永远在逃离那些凝固的学说。”
桑塔格的写作同样是在逃离： 逃离凝固的自我，追求对立的位置来检验自己的批评前提。其写作，正如巴特，构成了复杂的知识分子的自传。
现在，桑塔格被广泛誉为美国知识分子中一个奇怪的人，是纽约传统的“最后的知识分子”。她对于漂浮的普遍知识分子角色的执著，她对大众文化的反应，考虑到政治和文化大众在过去三十年中的分裂状态，似乎是时代错位。
托马斯·本德尔认为知识分子不再有公众：“现在公共文化领域中的受众多元化，这种文化本身就是都市化，彼此竞争。在过去，公众的分散，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还能成功地维持一体化。如今，公众立刻增加了代表性，也更分散，使他很难找到、抵达和定义。知识分子不再同大众有无自我意识的‘我们’关系。”
随着文化和品位的多元化，知识分子面对公众发言的机会相对受到了限制，在此情况下，普遍知识分子并没有特别的声音。种种迹象表明，本德尔的说法很有道理，公共领域日益分化，知识分子也就相应地局限在各个专业的领域。但是，普遍的公共知识分子并没有消失，他们继续寻找一个虽然存在着较大差异的听众群体。
无疑，桑塔格是这群在差异中追求同一的人群中最突出的角色。她不是最后的知识分子，而是把自己的怀疑、挑衅性思想、矛盾公之于众的知识分子，说出自己心里话的知识分子。
对桑塔格感兴趣的读者不妨找《作为心智的激情》一书来读。这是一本关于桑塔格的优秀传记。本文的素材主要编译自该传记。仅以之纪念刚去世的桑塔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