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3年，格雷尔·马尔库斯（Greil Marcus）把苏珊·桑塔格比喻成一只“纸老虎”（paper tiger）。他尖刻地指出，桑塔格的名字之所以出现在书页中，完全是因为她的脸蛋频繁出现在传媒上。言下之意就是，桑塔格和当今那些演而优则书的演员、唱而优则书的歌手是一丘之貉，没有分别。他们对影像背后的虚幻性深有感触，所以才“侵入”书写这一传统的领域，冀求流芳百世。这样的书写正好说明了内心的焦虑与虚空。
把桑塔格和大众明星相提并论其实早有传统。1982年，斯坦利·阿侬诺维茨（Stanley Aronowitz）就认为桑塔格“在美国首开明星批评家的先河”。更早的1969年，《党人评论》编辑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评论道：“比起当今任何其他作家，苏珊·桑塔格遭到的酷评最多，获得的知名度最大。”
菲利普斯的话不是空穴来风、毫无根据。他的话音刚落，立马就得到验证。1970年，查尔斯·卡杜辛经过广泛地调查研究，公布了美国最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名单，桑塔格排名第九，居于丹尼尔·贝尔、诺曼·乔姆斯基、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欧文·豪、德怀特·麦克唐纳、玛丽·麦卡锡、诺曼·梅勒和罗伯特·西尔弗斯等人之后，但排在并列第十名的莱昂内尔·特里林和爱德蒙·威尔逊之前。在这个名单里面，除了时年37岁的桑塔格是个小字辈之外，其他人都可以称得上是老牌的精英了，他们二十年前就占据了这样显赫的位置，所以，卡杜辛哀叹道，“1970年的美国知识精英，基本上是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走红的那批知识分子”。
从卡杜辛的哀叹中可以看出，桑塔格在60年代美国知识界的崛起，实质上正是美国知识界处于断层的时期、交替的时期。1966年，桑塔格出版了论文集《反对阐释》，在纽约知识界一炮走红。在这本书里，她倡导引领的“新感觉”潮流横扫美国知识界，嘲讽美国艺术和批评领域的猵狭，标榜其先锋的品位，提出要重整知识分子事业。她成了同辈人中最被广泛阅读的知识分子。
桑塔格写作的题材十分广泛。其中，关于摄影和疾病隐喻等文章被广为阅读和讨论。她对政治的言论和观点，如越战、古巴危机、美国左派与共产主义、人权与言论自由以及西方知识分子对南斯拉夫战争的反应等，跟她的文学批评一样极具争议性，从而引起传媒广泛关注。总之，她积极地介入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观点激烈，情绪激昂，姿态激进。
广泛的知名度和先锋的标签使桑塔格被誉为“波普”知识分子。桑塔格对于这一称号拒绝领受，并十分反感。她对媒体明星不感兴趣。这看来有些奇怪。因为她的照片上了《名利场》、《哈泼斯》、《纽约时代周刊》的封面，也偶尔会在电视访谈节目中侃侃而谈。她根本说不上是一个幽居独处的知识分子。但是，她还是竭力挑战波普知识分子的形象。在1968年的一次访谈中，她强调理想的知识分子生活是孤独的生活，保守的生活，沉思的生活。在1989年的一次谈话中，她又说：“我想做的是现在没有做成的事，比如，不上电视，不为报刊定期写作，不做专栏作家，不做批评家，不做大学教师，不对大家关心的问题发言……我要过完全私人的生活。我对波普名流的兴趣不感兴趣。”
在这里，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其本身所具有的公共性与个人隐私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这几乎成了桑塔格写作的一个鲜明特征。知识分子只有幽居独处，才能完成思想的“秘密革命”，但是，为了把思想传递给大众，就必须进入外界的话语圈子与他者进行对话，思想才能产生公共意义。这样的悖论促使她不得不像波普明星一样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之内。尽管如此，她还是认为波普明星这样的称谓对她而言就是公开的侮辱，她说：“我对能否被人理解深感焦虑。”
二
1933年1月16日，桑塔格出生于纽约。幼年，她很少见到父母，他们在中国忙于皮毛生意。她5岁丧父。6岁时患了哮喘病，随母迁居亚利桑那州的一个小城。12岁那年，母亲再嫁，旋即移居洛杉矶市郊。桑塔格15岁时考入了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但仅待了一年就转学芝加哥大学，入研究院做旁听生，自由听课。在此，她遇到了年轻的讲师菲利普·里夫（Philip Reiff），并很快与之成婚，时年仅17岁。1952年，桑塔格生下儿子戴维，同年，进入哈佛攻读哲学博士。1957年，桑塔格获得奖学金前往牛津深造，但不久她又转赴巴黎大学。在巴黎这座激情城市，桑塔格终于找到了她理想中的知识分子生活。1959年她回到美国，跟丈夫离异，与儿子移居纽约。她完成了生命中的一个圆。从此，在好几所大学教授哲学和宗教，逐渐登上纽约知识分子的舞台，最终确立了在美国知识界的独特地位。
桑塔格很少谈起她那“非常孤单、嗜书如命”的童年。但是，在她写下的文字中，我们还是可以窥见她早年的“无根之感”（a sense of rootlessness）。在写于1987年的一篇回忆性文章《漫游之旅》（“Pilgrimage”）中，桑塔格把14岁时住在洛杉矶家中的自己描绘成一个“陌生的房客”，渴望逃离童年那“漫长的牢狱之灾”。她发现，文学就是逃离的手段。那时，她拼命地读书，“学习一切”，“在我的房间，信手涂鸦，写小说，记下真实的笔记，排练自己的剧本，背诵各种各样的单词，每天晚上看书，一直看到眼睛发酸”。
那时候她就显示出对欧洲现代主义崇拜的强烈倾向：“我供奉着自己的神祇，斯特拉文斯基之于音乐就像托马斯·曼之于文学。”
尽管纽约语境对于桑塔格公共知识分子的经历的发展举足轻重，但她同样声称继承了欧洲知识分子的传统。纽约知识界回望欧洲，并不新鲜，但很少有人如桑塔格一样坦承，对欧洲高雅现代主义的理念一往情深。忧郁的沉思和知识分子的流亡成了她笔下的主题，这都源于她对伟大现代主义者的个人成就的景仰。卡夫卡、贝克特的小说，戈达德、伯格曼的电影，阿托德的戏剧，本雅明、巴特等人的知识分子方案，都成了她笔下的素材，构成了桑塔格理想中欧洲现代主义的灿烂星群。
桑塔格让人频繁地回想起这些文化英雄，他们作为丰富想象力的知识分子的困境，以及作为断裂的反传统现代主义潮流的典范。她对野心勃勃的艺术和知识方案的兴趣，部分反映了她对激进意识的迷恋。在其早期的作品中，人物进行精神上的“开膛破肚”，其散文和随笔也揭示了“艺术家是典型的受害者”的观念，并被其崇拜的作家和人物的风格和气质所吸引。“作为激情的心智”与痛苦的肉体是其小说的母题。
三
阅读桑塔格，某些现代价值观术语就要浮现出来： 否定、超越、觊觎、真实、困境、沉默。“现代作家的道德任务，”她强调，“不是创造，而是摧毁——摧毁浅薄的观念、普遍人性的安慰观、一知半解的创造性和空洞的话语。”她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对待这一任务，“理解所有的可能性，完全根植于说不的能力”。否定的冲动塑造了其风格也限制了写作的内容。“在思想的激情游戏中，思想家扮演着英雄和敌人的双重角色。”
在1967年的一篇文章中，她写道，“她感觉像是站在思想的废墟中，在历史废墟的边缘，在人类自身废墟的边缘……渐渐地，最敏锐的思想家和艺术家是这些正在形成的废墟的最早知识考古者”。其中“天启”似的语调延续到七八十年代那些关于忧郁的反思文字中。这些废墟有着丰富的隐喻意义。她说：“现代的虚无主义能量使一切成了废墟和碎片——因此成为收藏的可能。在这样一个过去成了过时，现在立刻变成古董的世界，需要的是监护人、解码者与收藏家。”“监护人”、“解码者”、“收藏家”，这些人物频繁出现于其笔下。
桑塔格既是一个寻路人，又是一个悲悼者。她悲悼的是“现代主义文化的断裂、崩塌和衰落”。她的作品讨论了这种断裂、崩塌、衰落的道德影响和政治后果。她在其最广泛的题材，诸如疾病与摄影中寻找意义，也在其具体的艺术和知识实践中寻找意义。这样宏伟的批评方案，确证的不只是现代主义的监护人的关系（此角色与传统知识分子作为特定文化价值的看门人的角色一脉相传），而是一个独立的普世主义者的自我观念。尽管在其公共知识分子生涯中，对特定文化和政治问题的“观念/地位/立场”几度游移，有时候前后的距离甚为遥远，但是她对知识独立性的核心坚持却是惊人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