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并不是说传统的文学秩序和审美观念就彻底地走向崩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它依然会存在，只是它作为文学“立法者”的合法性地位将被无情地取代。不正视这种趋势显然是不可能的。试想，当一代又一代媒介文化的受众成长起来，当一代又一代习惯于影像欣赏和快餐阅读的读者成为社会的主流，由纸质媒介所承载的文字所需要的静态化、理性化的接受方式，必然会越来越受到冷遇。波兹曼就认为，“在18世纪和19世纪，印刷术赋予智力一个新的定义，这个定义推崇客观和理性的思维，同时鼓励严肃、有序和具有逻辑性的公众话语。先后出现在欧洲和美国的理性时代和印刷文化并存，并不是什么巧合。印刷术的传播点燃了人们的希望，至少人们可以理解、预测和控制这个世界以及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种种奥秘。”为此，波兹曼将印刷时代命名为“阐释年代”，“阐释是一种思想的模式，一种学习的方法，一种表达的途径。所有成熟话语所拥有的特征，都被偏爱阐释的印刷术发扬光大：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超常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波兹曼从公共话语的角度，明确地肯定了印刷文化对人类主体意识的张扬作用，尤其是对人类精神中的逻辑力量、秩序感以及客观性的支撑作用。
事实上，我们现在所遵循的文学秩序和审美价值谱系，正是印刷文化所带来的理性化产物。印刷文化不仅催生了启蒙运动，还使整个知识分子在自律化的层面上奠定了自身的“立法”身份。齐格蒙·鲍曼就认为，“知识分子”一词是用来指称一个由不同的专业人士所构建的集合体，其中包括小说家、诗人、艺术家、新闻记者、科学家和其他一些公众人物。这些“文化精英分子对于改造他人思想的这种传教士般的狂热，与其说是来源于他们未加批判的对人的无限的完满性的信仰，不如说是从自己在对其他群体（不是对他们自己）的训诫、操练、教育、疗治、惩罚和感化作用的体验中，塑造了人类本性的可塑性观念，塑造了人类本性可以接受社会的铸造和改造的思想。”知识分子的这种努力，不仅彰显了精英文化的权威地位，也使其本身逐渐成为真理、道德价值和审美判断这三者的集合体和代表。
但是，信息时代的崛起，却迅速改变了人类对理性王国的尊崇。“理性王国其实从来都意味着它的代言人的统治。现在这种统治变得愈来愈遥远，愈来愈少可能性”（鲍曼语）。这种“理性王国”的破灭，直接导致了精英文化迅速失去了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并由大众文化取而代之。所谓“大众文化”，主要是指在现代工业社会产生、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一种反精英文化。它是通过全球化的现代媒介（特别是电子媒介）为介质，进行大批量生产的一种当代文化形态，是由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引导大众的，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文化消费形态。商业性、流行性、娱乐性和普及性可以说是其最主要的基本特征。1990年代之后的中国大众文化，不仅出现了“大话西游”、“Q版语文”，还出现了“芙蓉姐姐”、“木子美”等等，呈现出鲜明的反智主义特征。他们以一种反权威、反中心的思维，消解了一切精英文化的价值，所以，即使我们的文学专家们仍然致力于“立法”的目标，也很难受到人们的集体认同，相反却常常成为反讽和嘲解的对象。
由传统印刷文化所构筑起来的文学“合法性”的危机，一方面源于知识分子“理性王国”的破灭，使文学创作所依托的自律性价值体系正在受到质疑和解构；另一方面源于大众文化的崛起，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多元文化形态——这一点，正是媒介时代精心制造的文化景观。因为现代媒介所秉持的信念就是自由、开放和平等，它从根本上解决了话语权的重新分配，使每一个社会的人都拥有自身的审美诉求和文化选择，而且每一个人在逻辑上和心理上都开始自己赋予自己以正当性，由此形成了哈贝马斯所说的“合法性的危机”。
“合法性”的危机消解了精英文化的立法权威，使我们恪守的文学秩序和审美观念失去了必要的“位所”。鲍曼就说道：“审美判断的有效性依赖于它所诞生的‘位所’（site），权威性是属于这个位所的；这个陷于疑问中的权威，并不是这个位所的‘天然的’、不可剥夺的财产，而是随着这个位所的位置的变化而变化，这个位所则是处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结构当中；传统上的由美学家——艺术领域中的知识分子专家——保藏这个位所的权威性，已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了。”这种传统精英文学“位所”的消失，直接导致了他们在话语发布上的影响力，所以，“在艺术专家看来，用传统方式表述的审美判断（所谓传统方式，既关涉到知识的既定内容，亦关涉到既定程序，此两者体现为自我繁衍的话语及其特权成员），显然没有能力起着一种自我论证的作用，从而重新导致了一种混乱状况。在本质上，这种混乱是一种我们无法预知、无法改变、无法控制的事态。”面对这种看似多元、实则无序的混乱现实，人们开始用“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来对其进行描述，以示区别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高度理性化、秩序化的文化形态。
问题当然并不在于什么是“后现代主义”或如何认识“后现代主义”，而是在于“后现代主义”出现的文化根源是什么。对此，费瑟斯通和鲍曼都强调，它是源于消费主义的兴盛。代表着消费主体的大众带着“顾客即上帝”的文化伦理，以自己的趣味和欲望迅速占领了主流文化层面，并以无需协商的方式直接取代了精英文化的霸权地位。而鲍德里亚、波兹曼和本雅明等人则从信息文化的角度，进一步阐释了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与现代媒介之间的关系。电子媒介的高度发达，不仅改变了人与世界的关系，而且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史蒂文森所言：“主体不再将自己的欲望投射到客体上；相反，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距离已经内爆。最终的结果是，主体占据了这样一个世界：文化的信息流通已经吞噬了个体空间。我们各种最隐秘的事情通过媒介技术像举行仪式一般被公之于众。不再存在涉及禁忌的主题：每一件事情都被曝光，而且每一件事情都被议论，不论这些事情是多么的琐碎”。即使是那些曾被传统文化一致认定的诲淫文化，在信息时代也都以最为直接和最为透明的方式四处呈现，因为它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更重要的是，信息时代以其发达的技术手段，使各种文化的生产出现高度过剩。这种文化生产的过剩，意味着被生产出来的信息量远远超出了主体的接受能力，从而导致了主体无法正常地行使自己的判断能力。这一情形已经在当前的文学创作中越来越突出地体现出来。网络作为信息时代的标志性载体，其表现尤为明显。譬如中国盛大文学旗下的“起点中文网”，该网站“平均每天就有超过1100人为其长篇网络原创小说写稿。每天，这个网站内容更新超过3400万字”。仅一家文学网站，每天就可以“创作”出如此海量的作品；如果将全国所有文学网站每天上传的作品累计起来，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庞大数字？如果再将它们一年的上传作品统计出来，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文数字？而网络文学还仅仅是文学创作的一个方面，同样存在的，还有大量的纸质媒介中的作品。
面对这样一种海量的信息，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明白，即使是任何一个专业化的主体都无法获得客观而公正的掌控能力。因此，不少人都认为，在电子媒介高度发达的时代，人类不再是主体，而是技术的仆役。就文学而言，由人类理性所修筑而成的逻辑秩序和价值观念，正在被一种平面化、碎片化、世俗化和无序性的审美格局所取代。
无论是信息文化的反理性主义、消费主义特质，还是信息文化对人类主体性的无情剥夺，都已表明，它在改变人类生存方式和现实秩序的同时，也在改变人类的文化结构形态以及文学发展的生态系统。套用马克思的话说，那就是：“一切坚实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无法变更的事实。面对这种革命性的历史巨变，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如何抵抗，而是要从更深的层面上探究信息时代的各种文化伦理，以及那些所谓“非主流”的文学创作，并以此来修正各种传统的文学观念和价值谱系。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摆脱文学“合法性”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