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是中国择吉文化空前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以“三合”及“生旺”等为代表的五行理论已完全成熟，出现了多家择吉流派和各种各样的择日专历，并最终导致择吉日书与历书相结合，使汉代成为中国择吉黄历草创的重要时期。
两汉时期，择吉文化空前发展，择日办事之风极盛。不论是祭祀、移徙、嫁娶、丧葬、出行、上官赴任、修造动土，乃至于洗发、沐浴、裁衣，人们都要先择吉日而后行。他们认为如果不择日办事、不避岁月，就会触鬼逢神，导致疾病、灾伤、犯官人狱，直至死亡和灭家之祸。在这种炽烈社会风气的影响和推动下，汉代择吉民俗的发展极其兴盛，出现了不同于其他时期的时代特征。
汉代择吉之世风
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一篇题为《日者列传》的传记，记叙了日者司马季主的一番高论令中大夫宋忠和博士贾谊无言以对的情况，说明择吉文化在汉代已非常盛行。由于汉代择吉办事之风盛行，致使“时日之书，众多非一”，出现了各种方便人们择日办事的专门历书。
出门远行择日，有专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出行宝镜》，专为出入求财、行军作战、上官赴任等事选方择时而作。此外，有专详葬日吉凶的《葬历》；有专供祭祀用的《祭历》；有专详修造吉凶的《图宅书》和“工伎之书”；有专为移徙所用的《移徙法》；甚至洗发、沐浴、裁衣、制衣，也有专书，如汉无名氏的《出行宝镜》附录就载有“裁衣吉星”一目，叙述二十八宿制衣之吉凶、宜忌，如言角宿“安稳”、亢宿“得食”、氏宿“不安”、房宿“益衣”、心宿“盗贼”、尾宿“必害”等。
这些专详某一用事的择日历书，极大地便利了人们择吉办事的需求。但政治、军事、生产与生活的各项用事累百逾千，很难将它们一一编注为历。即使有那么一些有志者将它们编注出来，人们也无法一一购置，特别是在纸张刚刚发明、尚未普及，还主要依靠简犊、绢帛作传播手段的时代。于是，人们不断探寻更为简捷便利的表现方法，由此产生了汉代择吉民俗的第二大特征：择吉日书开始与历书相结合。
择吉日书与历书始结合的汉代，被称为中国择吉具注历的草创时期。
择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除了发展之前的五行寄生十二宫和“三合理论”，汉代择吉理论有了新的内容，如关于五行生旺的理论。所谓五行生旺，是说随着阴阳两气的运行，五行会有旺、相、休、囚、死5种状态的变化。这也是择吉推衍衰旺的重要依据。这种说法战国时未见，至西汉始出现。还有关于“保义专制困”理论，更是后世众多阴阳数术遵循的重要理论之一。
这时期的择吉文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通过各种名称怪异的神煞来表现其基础理论。如东汉永元六年的木简历书，历注中就有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等十二值神。敦煌出土的汉代历书木简，有大时、小时、月煞、土府等历注内容。
阴阳五行理论及神煞系统的完备，是汉代择吉文化发展、完善的重要标志，对后世的影响极大。
然而，择吉文化空前发展的同时，也带来择吉办法纷庞杂乱、良莠不齐的情况，各家之间相互矛盾，让人茫然不知所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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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人体阴阳五行？
凡有血气者，莫不凛阴阳以立性，蕴五行而著形。人体也不例外。
人体阴阳：男属阳；女属阴。以人体部位而言，上为阳；下为阴。表为阳；里为阴。背为阳；腹为阴。以脏腑而言，六腑为阳；五脏为阴。以组织结构对机能而言，机能活动属阳；组织结构属阴。气为阳；血为阴。以疾病而言，实症、热症属阳；虚症、寒症属阴。
人体五行：就五脏而言，肝为木，心为火，脾为土，肺为金，肾为水；就六腑而言，胆为木，小肠为火，胃为土，大肠为金，膀胱为水；就五窍而言，目为木，舌为火，口为土，鼻为金，耳为水；就五体而言，筋为木，脉为火，肉为土，皮毛为金，骨为水；就五志而言，怒为木，喜为火，思为土，悲为金，恐为水；就五色而言，青为木，红为火，黄为土，白为金，黑为水；就五味而言，酸为木，苦为火，甘为土，辛为金，咸为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