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是不因任何时代之风尚而损其本身价值的一流巨著——这就是“经典”。对经典小说的关注和研究，是古今中外学术史上最自然的事情，因为只有经典，才有资格担当诠释的对象，也才最有研究的价值，不论从思想认识上，还是从创作手法上，对后世都有不可估量的借鉴意义；还因为它们较其他小说蕴藏有丰富而复杂的文化内涵。这种复杂性使我们无论站在哪个角度，用哪种方法去总结其主题，总会以偏概全，顾此失彼，不能统一它的内容和所有声音，这些内容和声音有时甚至会自相矛盾，彼此消解。或许正是由于它的不能总结的复杂性矛盾性，才激起研究者的诠释热情，才具有了不可替代的价值。因此，对它们的解读，要打破一元化的思维模式和同一性关照角度。
“四大奇书”的称谓，见于李渔古本《三国志序》和《三国志演义序》。《古三国志序》云：“昔淹州先生有宇宙四大奇书之目，曰《史记》也，《南华》也，《水浒》也，《西厢》也。冯梦龙亦有四大奇书之目，曰《三国》也，《水浒》也，《西游》与《金瓶梅》也。两人之论各异。愚谓之奇，当从其类：《水浒》在小说家，与经史不类；《西厢》系词曲，于小说又不类，今将从其类以配其奇，则冯说为近是。”《古三国志序》云：“尝闻吴郡冯子犹，赏称宇内四大奇书，曰《三国》、《水浒》、《西游》及《金瓶梅》四种。余亦喜赏称近是。”
那么，何谓“奇书”？“奇书”之“奇”，“既可以指小说的内容之奇，也可以指小说的文笔之奇”。清代何昌森《水石缘序》的一段话中亦可印证：“从小说家言，要皆文人学士心有所触，意有所指，借端发挥以写其磊落光明之概。其事不奇，其人不奇，其遇不奇，不足以传，既事奇人奇遇奇亦奇亦，而无幽隽典丽之笔以叙其事，则与盲人所唱七字经无异，有何能供鉴赏。”所以“奇书”这一称谓本身便隐隐然设定了一条文类上的界限，从而把当时这四部经典的顶尖之作，与同时代的其他二三流的长篇章回体小说区别开来。孕育了一种在中国叙事史上独一无二的美学模范。
本文我们将从文本文化内涵的角度对“四大奇书”作简单的文化阐释。
中国古典小说的人物塑造都有明显的“类型化”特征，这种“类型化”的人物塑造方法与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有密切关系。中国传统文化善恶分明的伦理立场和各极其致的符号设定，是“类型化”性格构筑的最深层原因。有学者指出，中国文化带有“极致性文化”的特质。就人性论而言，亦不例外，更带有某种极致性特质。我们曾陷于长期的“人性善”或“人性恶”的论争就是一个典型例证，这种二元对立的人性建构经常使人们忽略了人之为人的复杂性和内在差异性，重视的只是人在社会关系中的“角色承担”和“伦理身份”，并以之作为一种伦理限定和价值预设，来完成人物性格的演绎和塑造。
那么我们在分析中国古代文学经典时，就不能单纯地以正面或反面去研究划分人物，而应把文本放置到特定文化关系中去还原、寻找、阐释。如将《三国志演义》中的诸葛亮放置于知识分子的视域去考察与理解，自会读出作者所赋予他的深广文化内涵，如知识分子所渴望的君臣际遇、被尊重和理想的君臣关系等等，而不是只局限于“贤相”这一简单的概括与判定上。因此，我们立足于当代意识去反观古代文学文本，不但可以相对清楚地分析文化构成，而且可为文本的解读注入当下的价值关怀和文化诉求，并有利于培养文化的反省心态。这是我们阐释《四大奇书》的立足点或是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