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一个关于《诗经》的文化价值重估问题。在古代，《诗经》被当作中国文化经典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它本身的价值，它起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诗经》不是一部普通的诗歌总集，而是中国上古文化的诗的表现与艺术的升华，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奠基意义的文化典籍。中华民族从传说中的远古走到周代，已经基本上发育成型，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性格，培养了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比如爱国爱家的乡土情结，忧国忧民的思想意识，以孝为本的伦理观念，礼乐相配的文化制度，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等等，而这种独特的民族文化性格和民族精神，在《诗经》这部中国现存的第一部诗歌总集中就有了充分的表现。因而，这就使它成为了一部具有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原型意义的著作，这是中国后代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不能与之相比的。第二，《诗经》在周代社会并不仅仅是一部文学总集，而是周代历史、政治、宗教、哲学的艺术表现，是礼乐文化的一部分，是贵族子弟的教科书，是周人精心编撰的杰作。而周代社会的政治、哲学、文化、制度等等，又对秦汉以来的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也是后世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无法可比的。
进入20世纪以来，《诗经》不再有那种崇高的地位。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由于20世纪的学者仅仅把它当作一部普通的诗歌总集来认识，价值评估的角度发生了变化。在古代社会里，当人们把它作为文化经典来认识的时候，经学家们的重点是通过《诗经》的文本阐释来认识蕴含于这部伟大作品里的思想认识价值和丰富内容；而20世纪的学人们把它当作一部普通的文学作品来研究，重点不过是认识其“文学”艺术上取得的成就。虽然也有些学者关心它里面所包含的文化内容和思想内容，但是其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说明它的“文学”特性，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评估角度，而这正是导致当代人对《诗经》认识偏低的根本原因。第二，在20世纪的《诗经》研究中，由于受庸俗社会学的影响，把对《诗经》的文学研究又进一步狭隘化。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多数学者都没有结合周代社会以至中国上古社会的特殊情况来对其丰富的内容进行客观的阐释，而是用极其简单的阶级分析方法来对待它，说《诗经》当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国风》，是因为它的大部分是“民歌”，说《诗经》中最没有价值的是《颂》诗，因为那是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庙堂之作。而《雅》诗是否有价值，则要看它是否对当时的周代社会进行了批判，是否反映了民生疾苦。把这样的价值评估标准用于《诗经》研究，不仅是对《诗经》在中国历史中的经典价值的一种彻底否定，也是对《诗经》“文学”价值的一种扭曲。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今天，我们要尊重传统，弘扬传统，就要溯源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原始经典，就要对它进行新的价值评估，要重新确立《诗经》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同时也要重新思考我们的学术理念。
进入21世纪，人们从更宽泛的角度去观察《诗经》，在以前人们鲜有涉及的领域去挖掘其意义，表现出更关注底层、关注边缘的特点，如《〈诗经〉与夏商周西部开发》是民俗学方面的；《齐桓公时代〈诗〉的结集》、《春秋赋诗的文化透视》、《论上古乐奏形态与〈诗经〉兴体之原始关联》、《论诗纬》等，是对边缘的重视。
夏传才先生认为新世纪的《诗经》学研究只能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条件下，加强基础研究。在21世纪将有四个方面的工作要做：一要编纂一部具有科学价值的成果资料汇编；二要鉴于图书馆资料不全，编集《诗经要籍集成》；三要编纂《诗经研究全书》，汇总历代的研究文献；四要探讨和总结以往两千多年的经验，撰写《诗经学史稿》。夏传才主要是从总体研究上进行规划，而叶舒宪在《知识全球化时代的“古典文学”及其研究》中提出了一个研究古籍的新方法，即运用“三重证据法”进行跨文化阐释。运用这种方法最重要的态度就是关注底层、关注边缘，用叶舒宪自己的话说就是眼睛向下，关爱生命。其实这些关注点也正是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潜力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21世纪以来《诗经》学的研究是20世纪末研究的继续和深入。今天我们理解《诗经》研究的现代意义，既要掌握《诗经》研究史上的重要成果，也要总结其缺失，在新的视角和高度上探索这一重要元典的当下意义。
首要的问题是，研究《诗经》在今天还有意义吗？研究的题目是否早就做完了？我们先不讲《诗经》作为认识古代社会和研究古代历史的文献学价值，单就其创作艺术及文学功用而言，它不但对中国诗学体系及创作精神影响深远，而且，对今天诗歌学的发展及文论研究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并积淀为民族文化意识。朱光潜先生在《中国古代美学简史》一书中说：“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大半是围绕《诗经》而作的评论和总结。”不但文论体系深受《诗经》的影响，我国的文学创作体系及诗性言说特征等都与中国有一个古典文化文本传承的强大传统直接相关。中国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唯一不曾中断，也与中国有一个经典文化阐释、接受、传承的连续机制密不可分。从《诗经》研究史的线索中可以考察出中国文论的基本精神、生成特点，言说方式、思维特征等诸多内容，是解答古代文学及文论“然”及“所以然”的重要途径。冯天瑜先生在其《中华元典精神》一书中首次系统阐述了“元典”的概念，“只有那些具有深刻而广阔的原创性意蕴，又在某一文明民族的历史上长期发挥精神支柱作用的书籍方可称为‘元典’”此之谓元典，从发生学的角度说，即为一种本源意义的哲学文本或者诗性哲学，是其他阐释文本的元语言和元符码。《诗经》是中华精神的元典文化，具有元典诗学精神，体现的是一个民族未被异化的元型文化，对于规范民族的发展，挽救价值迷失和重建价值秩序，克服后殖民主义文化侵袭造成的民族失语危机，具有重要的人文价值和很强的时代意义。《诗经》研究的历史是观念更新的历史，开放的多元研究是必由之路。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其合理内核，使其文化精神的原创性转变为当下性。
从传统的注释、考据、点评、到今天的社会分析、艺术比较研究，新方法、新视角不断涌现，研究的题目只会越来越多。中国现代《诗经》学是对传统《诗经》学的继承、革新和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每一科学部门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诗经》是文学作品，我们要进行文学、文学史和文艺学的研究；又是历史资料，我们要进行文献学和考古学、历史学研究；又是先秦汉语的代表，我们要进行文字、民俗学研究。尽管历代研究者云集，资料专著浩如烟海，但仍有许多错误，许多内容亟待研究解决。比如目前为止，系统论述《诗经》对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化影响的著作还很少，高质量提高型的《诗经概论》还不多见，严谨的历代研究概况及基本史料和研究性史料的编辑仍需要学者的努力，还有国外研究动态，《诗经》研究的反思与展望等等。我们若全方位、多层面、多角度地进行研究，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如前所述，二千余年的《诗经》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层面上：一是关于《诗经》的性质、时代、编订、体制、传授流派和研究流派的研究。二是关于各篇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研究。三是对于其中史料的研究。四是文字、音韵、训诂、名物的考证研究以及校勘、辑佚等研究资料的研究。应该说《诗经》传统研究是一种官本位学术研究，很大程度上是符合伦理意识的注疏考据。“以《诗经》为对象的诗歌理论，或称之为‘诗经之学’，与传统的广义文学概念和政治，伦理功能相联系，成为一种经学化的文学理论。”《诗经》研究多停留在探讨前人得失和原有基础上，述而不作。长达两千多年的附会和衍说，造成了学者“知有经而不知有诗”，穿凿附会的流毒于今尚存。此外，以史证诗也被滥用，很多人利用史实随意穿凿附会。进入信息时代后，学术研究也进入了跨学科、跨文化研究的新时期。我们史料集中，检索便捷，地下新史料不断发现，这是前人无法做到的。我们应该运用新方法，开拓新领域，努力把《诗经》研究提高到一个新层面。
下面仅就《诗经》研究中有代表性的视角作一简要介绍。
一、文化学视角
不论是实证研究还是理论研究，其最终目的是深入探讨《诗经》的文学内涵和文化意蕴，研究它对中国文学及文论的积极作用和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早就认识到审美的文学具有文化的品格。作为审美的《诗经》在根本性质上与人类文化的其他方面是相通的。同时《诗经》作为艺术文学，又有独特的部分，它是言志的，是表达人的情怀的，是抒发作者思想感情的，它需要有灵感的萌发，有美丽的言辞，有丰富的比喻和想象。《诗经》作为中华民族最初的诗，其文学性是蕴涵在原始宗教神学母题中的，只是“在艺术的功能上履行着宗教的使命”。从中可以发掘先民关于宇宙、社会和人生的终极性问题的思考。《诗经》构建了一个具有原创意义的文化格局和精神轴心，作为一种民族集体无意识从整体上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内化为民族基本文化心理，形成了与西方迥异的价值文化体系和精神心态。应该说，《诗经》研究中这一人文价值关怀是长期缺席的。潘知常先生指出：“我们的美学研究最大失误就在于固执的坚持从主客关系的角度出发去思考美学问题，不论是反映论美学，还是实践论美学，都是如此。”其出发点或许和《诗经》对现实强烈关注，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乐观精神有神似之处。“文学是文化的一个子系统，文学的发展终究受制于文化模式，而文学又是文化的载体，文学对文化具有超越功能。”“使二者形成相互转化和提升的良性关系。”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维和体用不二的哲学观念使文化和文学密不可分，在这种文化观念统摄下，文学往往处于器用层面上，其独立品格的形成使它与上述思维方式和哲学观念的抗争中形成了巨大张力和韧性的发展。同时，杂文学的观念使文学具有极强的开放包容性。“把文学置于文化背景中考察，既不是新路，也不是什么捷径，既不是苏联模式的作家作品分析，也不是传统的知人论世，而是真正意义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在20世纪的文学观念中，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文学还承担着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功能。社会和思想的研究依然是新时期《诗经》文化研究的重要部分。反思过后的文化论争，人文精神的讨论在学界引起的文化研究热，更对新时期的《诗经》文化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褚斌杰、章必功《〈诗经〉中的周代天命观及其发展变化》为代表的系列文章，从不同角度入手，对《诗经》中所体现的各种思想予以梳理分析，举凡爱国、宗教、审美、伦理、天命、仁学、人文等等，涉猎范围之广，反映了新时期《诗经》研究的多元取向。廖群的《诗经与中国文化》和李山的《诗经的文化精神》是从整体上以文化眼光审视《诗经》的两部专著，廖作通过对《诗经》之文化影响的阐释来展示其文化魅力，李作则是通过对《诗经》文本的历史考察来把握其文化精神，均不失为《诗经》文化研究的成功尝试。《诗经》之社会学研究是一个涵盖范围广阔的领域，论者亦多于此立论，如盛广智《论西周春秋之际贵族的政治批判诗》等。战争是古代社会生活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新时期的论者对此颇多关注，如林祥征的《〈诗经〉战争诗的审美价值》、赵沛霖的《关于〈诗经〉战争诗的几个问题》等文，分别考察了《诗经》中与战争相关的诸多内容。农业是《诗经》时代最主要的经济生活，对农事诗的研究成为这一方面的重点，如李山《西周农耕政道与〈诗经〉农事诗歌》等。自郭沫若、孙作云借历史研究法考察《诗经》研究周代社会之后，用历史方法考察《诗》三百便成了《诗经》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法，新时期的研究者亦多于此出发，或以诗证史，或以史证诗，如刘毓庆的《雅颂新考》、王洲明的《西周宗法制度与〈诗经〉》、姚小欧的《〈诗经〉三颂与先秦礼乐文化》等，均在前人的基础上做出了新的探索。婚恋诗一直是《诗》三百中最动人的篇章，在新时期更受到了论者的关注，在1979-2000年间就有相关论文160余篇，论者或对婚恋诗之艺术成就予以分析，或从诗歌文本去探讨当时的婚恋现象。郑振铎曾将人类学、人种志、民俗学等看作传统经学外“开辟门户”且异于考辨的另一条更近于真理的路，他与闻一多等在此做出了相当的成绩。新时期随着国外相关理论的输入和文化研究热的兴起，这一领域的《诗经》研究更是获得了相当的发展。继闻一多的《姜嫄履大人迹考》后，《生民》就成为人类学关注的热点，于省吾、孙作云均有专文论之，自1978年起，关于该诗的论文就有30多篇，而其中绝大多数所采取的都是文化学视角。如萧兵的《姜嫄弃子为图腾考验仪式考》、刘毓庆的《〈大雅·生民〉新考——周族开辟神话考》等文，多方取证，颇有创获。除《生民》外，研究者还对其他诗篇做出了新的阐释，从而“新解”、“新论”、“新说”成为新时期《诗经》研究的一个特色。文化学宽广的视野给了《诗经》解读一个广阔的空间，刘毓庆的《中国文学中水之神话意象的考察》，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就《诗经》爱情诗中的水与原始性隔离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对解读相关诗篇，颇多启迪。由于宗教、祭祀、民俗、神话通常是文化人类学所关注的对象，这个领域就成为新时期《诗经》文化诠释的重要领地，如张岩的《原始社会的收获祭礼与〈诗经〉中的有关篇章》、赵沛霖的《论〈诗经〉的神话学价值》等文，均对《诗经》中的宗教、祭祀等文化现象从不同角度给予了分析研究。在《诗经》民俗研究方面用力最深的为周蒙的《〈诗经〉民俗文化论》，该书对《诗经》中生殖、医药、气象等民俗现象考索详细，以此为基础对《诗经》文化做出了新的诠释，是《诗经》民俗研究中的力作。
二、比较文学的视角
《诗经》是全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诗经》学是世界性的艺术。从中古期开始，东亚汉字文化圈各国的《诗经》学就绵延至今而不衰，从十八世纪开始，《诗经》学又是西方汉学的热点。他们对《诗经》学的跨文化研究确有许多创获。学术无国界，我们应该互相交流和借鉴。这里所说的比较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外比较的研究，一是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比较研究，既要有纵向的深度，也要有横向的广度。我们首先应更牢固地树立全球观念，要提高学术水平，要扩大学术影响，必须面向世界，必须有打破国界的意识。《诗经》作为中国文学源头，具有元典的不朽性，把它放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下考察其特殊个性，是研究者的重要方法。正如晋人郭景纯所道：“物不自异，待我而后异，异果在我，非物异化。”在《诗经》时期，人自身被作为理解和关照客观事物的唯一参照系，即人的意识对物的同化，因而呈现出含混性，即所谓的“同化错失”。闻一多先生特地指出，他的治学方法是“把古书放在古人的生活范畴里去研究”，可谓金玉之言。在不同的时期，用历史比较的方法研究《诗经》，“人们最大的忽略在于《诗经》作为文学特征的艺术形象，很少研究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主体精神的时代特征，以及其中艺术形象塑造中的粗精成败，这恰恰是基础性的东西”。我们常见的是把作品剖解成主题思想、具体的理想意义和反映的社会现实，至于是怎么样由作者的感受转化为诗的，为什么能使几千年后的读者愉悦、紧张、忧愁、愤慨，却鲜有关注。通过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诗经》文本的历史客观性，把握中外研究规律，必有助于《诗经》研究的进一步开掘与拓展。
三、学术史研究的视角
学术史属于“研究之研究”，是学科建设中最有学术深度的部分，对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把握和整理，对本学科的深度建设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新时期的学者于此多有创建，夏传才的《诗经研究史概要》是较早的一部专著，洪湛侯的《诗经学史》，则是最近的成果，各有特色。赵沛霖的《诗经研究反思》，则是以《诗经》研究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为纲，就每个研究课题追踪源流、理清脉络，论析精当。除了对两千年来的《诗经》研究史整体回顾外，断代研究、学者个体研究的全面展开亦体现了新时期学者可贵的学科建设理性。几乎《诗经》研究史上的所有学者都在新时期受到了关注，其中尤以古代《诗》学的奠基者孔子最受瞩目。由于《诗经》是孔子时代的唯一的文学作品，故而成为孔子文艺观、美学观、诗教观等思想的参照对象，新时期的研究者于此阐发甚多，相关论文近百篇。还有一些被前人所冷落的研究者也在新时期被发掘出来，给予应有的重视。
此外，1993年成立的中国《诗经》学会以及山西大学文学院的《诗经》研究信息中心等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亦具备相当学术潜力，相信在以后的发展中必将促进《诗经》学这一传统学科的现代化建设。
20世纪，是出土文献发现与研究兴盛的时代，“二重证据法”在新时期更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用武之地”。近50年来，居延汉简、马王堆帛书、双古堆汉简、郭店楚简、上博竹简等的重新问世大大促进了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其中尤以1977年出土的安徽阜阳双古堆的汉简和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的战国竹简对《诗经》研究意义重大。阜阳《诗经》汉简共170余支残简，有今本《诗经》中近60篇《风》诗和《小雅》中的《鹿鸣》、《伐木》等篇，但都不完整，这是不同于汉代齐、鲁、韩、毛四家诗的另一种本子。这方面的研究，以胡平生、韩自强的《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为最著。关于上博竹简《孔子诗论》，更是本世纪初的一个研究热点，仅在2001-2002年间，就有论文110余篇。文献研究（如竹书整理、作者考定）和从文献出发的扩散研究是热点研究的基本方向，这正反映了学术的多元化和学科建设的日趋成熟。除阜阳汉简和上博竹书外，郭店楚简中也有与《诗经》相关的部分，廖名春《郭店楚简与〈诗经〉》一文对此论述详细。名物考证本是旧学，但在出土文献和文物大发现的20世纪，扬之水的《诗经名物新证》使这门旧学焕然一新。与扬之水的“借物”不同，董治安的《先秦文学与先秦文献》一书的重点，则是通过对春秋战国文献中与《诗》相关资料的梳理，以窥《诗经》流传之一斑，同样不失为一部《诗经》文献研究的力作。
此外，新的伦理学研究视角也很别致。陈桐生的《论诗教》就认为促成诗教理论的形成因素有四：一是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诗乐、艺术以感性形象诉诸人的感情的特点，以艺术作为培养社会成员伦理感情的重要手段；二是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外交场合赋诗言志、寓言、比喻、故事的广泛运用，使古人进一步认识到委婉托讽文明风范的价值；三是儒家通过对《诗三百》的解释而使教化具体化；四是《诗三百》确立经典地位之后，统治阶级要求以《诗》教化。诗教理论也就因此提出。李世萍的《论“诗教观”产生之根源及其影响》以歌颂母爱亲情的诗篇为例说明“诗教观”的本然天成。它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最终导致“文以载道”观的形成。所以，我们既要多学科综合研究，又要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对新视角进行新的探索。当然，研究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如大量的重复劳动，单凭主观臆断而立论的新解新说，以量代质的不良倾向，小学功力的忽视与萎缩，对新理论不加消化的一味套用等等，对这些问题绝不能掉以轻心，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不断加强相关训练，以走出误区。
总之，继承传统文化遗产，完成传统《诗经》现代转型是历史赋予新时期《诗经》研究的使命，随着该任务的完成，现代《诗经》学将以其多学科的研究角度、多样化的研究方法、跨文化的研究视野、多层次的学科理性，走向未来，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我们有理由相信，《诗经》研究不仅不会衰落，而且定会取得更为辉煌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