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灵魂，用此话来感悟《世说新语》很是恰当。如果说先秦理性精神的意义在于人对自然天命意志的超越的话，那么魏晋时期文化变迁的意义就在于人对于传统社会意志的抗争和超越。这种传统是周秦以来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及反映这种制度的封建专制体制下形成的，并在两汉得到高度的强化。因此，人们才将魏晋精神比之为欧洲文艺复兴人本主义的胜利。
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知识分子无不将儒家经典奉为圭臬，借此晋升仕途。他们热衷参与国政，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希望能实现经国济世的理想。但到了东汉末年，政治腐化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内有外戚、宦官争权，外有黄巾起义、董卓作乱，读书人空有满腔热诚却无法挽回乱世。此外，经历两次党锢之祸的大屠杀，他们的身心更遭受严重的打击。随后，在兵连祸结、动荡不安的时局中，他们处境堪忧，动辄得咎，思想倾向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于是到了魏晋时代，一种新的人生观就此成形。
在魏晋时期，选才采用九品中正制，出身名门望族的子弟根本不必担心仕途问题，自然也不用苦读儒家经典，以致短短几十年间，儒学衰退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相对于儒学的式微，另一种思想快速蹿起，那就是老庄哲学。因为此时魏晋名士已不再热衷政治，而是把重心转向个人安身立命的问题上。老庄哲学清静无为、自由逍遥的生活主张，正符合他们心境的需求，也可提供新人生观的思想依据，因此老庄哲学便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想，加上《易经》，便形成了魏晋“玄学”。在思想上，士人们反抗现实，看不惯一切人为的法度，不关心政治，只在意个人安危和心灵是否得到解放。在行动上，他们消极地逃避现实，安于现状。在学术上，老庄书籍的注释和研究成为士人的必修科目，而“精老庄、通周易”也成为称赞别人学识渊博的流行语，连日常生活的应对进退，莫不以玄学为依归，整个学术界都沉浸在这股玄学风气中。
伴随着玄学的兴起，魏晋名士之间吹起一股“清谈”之风。清谈是由东汉的“清议”发展而来的，主要是以人物的品鉴为主，只是时代改变，品鉴的方法、标准也产生变化，清谈的内容已包含玄学、美学和文学，但极少涉及敏感的政治话题。他们喜欢相互辩论一些空洞的理论，品评时人品貌的高低，或在言语上显露个人的智慧。清谈可说是当时文人的生活重心，它和玄学互相助长，形成一种十分特殊的文人风貌。而且人们迫切需要一本具有教科书意义的、可供人借鉴和模仿学习的资料书，《世说新语》便应运而生。
《世说新语》，作者是宋临川王刘义庆（公元403年-公元444年），梁朝的刘峻（字孝标）为其作注。《隋书·经籍志》将它列进了小说家。全书原来有八卷，刘孝标注本分成十卷，现在的版本都是三卷，分德行、言语等36门，记载汉末到魏晋间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庶僧侣的逸闻、轶事、琐语，而以晋代为主。主要内容是人物评论、清谈玄言和机智故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门阀世族的思想面貌。该书保存了魏晋时期社会、政治、思想、文学和语言等史料，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刘义庆门下有很多的文人学士，刘义庆领导众人进行编纂，使全书体例与风格基本一致。刘孝标采用裴松之注释《三国志》的方法，进行补缺和纠错，他下了很大功夫，引用的书就有四百多种，这对了解该书大有裨益。
《世说新语》编撰的时代，以传统的诗文为文体之正宗，小说根本不能登大雅之堂。前代班固有言：“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又说：“诸子百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可见对小说极其轻视。魏晋南北朝时的另一小说家干宝，他创作了《搜神记》，明明写作的内容是神仙鬼怪之类的荒诞浪漫言词，却不肯承认自己是小说家，而愿做“鬼之董狐”（《世说新语》引刘慎语），将自己的志怪小说与史书相提并论。刘义庆及其门客，当然熟悉这些时代的小说观念，所以他们只把采录的东西精炼其语言记录之，断不会妄加加工发挥。魏晋南北朝的接受群体，对于小说属于艺术创造是难以理解的，他们允许诗歌有飞动的想象，赋作可以张扬其铺叙夸饰，却不允许小说家对小说中的故事进行加工和创造。中国最早的志人小说《语林》成书之后，曾经风行一时，《世说新语》注引《续晋阳秋》语描述当时流传之盛况云：“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语林》之风靡一时可见一斑。《语林》中载有谢安事迹，而《语林》广为流传之时，谢安仍健在，他对《语林》中有些记载自己的语言不满，批评裴启妄言，时人便谓《语林》“载谢太傅事不实，似未必尽能传信”，结果导致《语林》声誉大跌，几乎无人问津。在这样一种群体审美意识的影响之下，谁又敢妄言他人是非？所以唯有遵循所知而已，尽情的加工创作则远离作品。
《世说新语》所在的时代，是一个讲究名士风流成风的时代，也是产生虚构故事的绝好时代，但由于以上两种原因，此时未能生发出小说发达的温床，“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不过丛残小语”而已。同样因为上述两个主要原因，《世说新语》便不能充分发挥作者的虚构和想象功能，而只能在真人真事或典籍里寻求资料，带着镣铐跳舞。它的资料来源，据王能宪先生的推测大约有三：其一，采自与《世说新语》同一类型的记载人物言行的轶事小说中，如西晋郭颁的《魏晋世语》，东晋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等。其二，采自当时的史书。魏晋时史书甚多，而《世说新语》采用的史书大约不下50种，如《魏书》、《魏略》、《蜀志》、《吴书》、《晋阳秋》、《续晋阳秋》等。笔者以为，采于此类书中者，因于史有征，而当时又无后来历史演义小说的“虚实”之说，所以，采用者未敢妄加穿凿，基本使用的是原始资料。其三，利用当时的杂史。据叶德辉编《〈世说新语〉注引用书目》所列各类人物杂传120余种，如各种《名士传》、《高士传》、《逸士传》、《烈女传》以及一些名门大族的《别传》、《家传》、《世谱》等。笔者以为，这些，作者也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加工和改造。
由于资料的来源大体有征，又由于作者所作之书乃传播魏晋风度、名士风流，非为有意制造小说，因此，《世说新语》中便渗透了强烈的写实精神，与我们所见后世之小说迥然有异。此种写法自然有许多好处，它可以让我们直接窥见魏晋时人的行为做派，使我们如同置身于那个特有的时代，观察那个时代人们所特有的处世风范，使人有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它的许多材料，来源于真人真事或史书佚文，又给后人整理那个时代特殊的文化资料、恢复时代的精神面貌，提供了生动而又真实可信的资料。许多有关的史书、传记文等，往往因为采用了其中的资料而变得更生动、更形象、更具体、更有趣……但是，写实意识的强化，也给《世说新语》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故事支离破碎，缺乏系统的梳理和连撰，形不成完整曲折的故事情节。不能集中笔墨塑造丰满的人物形象。尽管如此，我们仍不否认《世说新语》中那些清拔脱俗、玄远怪异的人物形象带给我们的审美快乐，并永远承认《世说新语》创造的那种审美风范及其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