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切入点”，即出手就能“打”到关键处，而且可以举一反三，震慑其余。领导抓管理工作，必须找准“切入点”，以便不做则已，要做就要有好效果。
朱元璋的领导心智是：提前预防可能出现的隐患，防止“小洞不补大洞吃苦。”
1.严禁防范大小漏洞
漏洞有大小，但不可不防范。朱元璋为了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利用特务对臣民进行监视、防范。明朝的特务机构叫锦衣卫，其全称叫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属京卫之一，后因赋予缉查、刑狱之权，其势力日益显赫。其下属有镇抚司，掌理诏狱，无所不用其极，文武百官闻之丧胆，被称之为特务衙门。这是朱元璋的防范漏洞术。
追溯到1364年三月，朱元璋就仿元朝旧制设拱公司，秩为正七品，隶属于都督府。不久，又改名为拱卫指挥使司，再改都卫府；升其为正三品衙门。洪武二年（1369年）又更名为亲军都尉府，以为亲军，并管领左、右、中、前、后五卫军士，下设仪鸾司。洪武四年（1371年），正式定仪鸾司为正五品，设大使一人，副使二人。到1382年（洪武四年），四月，设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设指挥使一人，正三品，指挥同知二人，从三品，指挥佥事四人，四品。其下属有御椅等七人，皆正六品，洪武十七年（1384年），升锦衣卫为正三品。
锦衣卫由皇帝亲自指挥控制，长官指挥使在习惯上仍采用汉代名称，叫执金吾。金吾有两种解释，其一是说它是一种用黄金涂饰两端的金棒，象征着权威；其二说它是一种不祥的鸟。汉代执金下面，领有身穿赤黄色戎装的骑兵，叫做“缇骑”，因此，明朝锦衣卫校尉也被称为“缇骑”。锦衣卫下设南北镇抚司，南镇抚司掌管本卫内部刑事，北镇抚司专治诏狱，也就是特种监狱和法庭。它不受任何外廷法司和法律约束，直接听命于皇帝。
朱元璋登临皇帝宝座之后，因其出身低微，心里常感自卑和不安，但皇帝的尊严又促使他必须获得臣僚忠诚的拥戴，于是派人窥探臣僚私下的言行，任用不少心腹做特务，称之为检校，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并奏明朱元璋知之。
朱元璋的心腹特务，文官中有高见贤、佥事夏煜、杨宪、凌说等人。武官有禁卫军官，如兵马司指挥丁光眼，金吾后卫知事靳谦、毛骧、耿忠等。可以这样说，检校的足迹无所不至，勋臣小吏连将官家属均在监视之列。史载：朱元璋曾派检校察视将官家属，发现有女僧引诱华高，又发现胡大海之妻敬奉藏僧，行“金天教法”。朱元璋获知后发怒，下令把这两家的妇人及女僧全都丢进水中淹死。北平离京城路遥千万里，但朱元璋通过特务对北平的事情及动静了如指掌。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给徐达等人发去手令：“北平城内有个黑和尚，常出入各官门下，与各官们说些笑话，一点也不防他，还有一名和尚是江西人，秀才出身，前元应举不中，出家做了和尚，见他在城中与各官说话……又有隐下的高丽不知其数，遣文书到时，可让人把他们都送来，及那些北平、永平、蓟州、密云、遵化、及真定等处乡市旧有僧尼，全都送来。又有一名太医，江西人，前元提举，即日在各官处用事。”朱元璋又指出：“指挥孙苍处有两个回回，也快速押送来。”
国子祭酒宋讷有一天生闷气，面带怒色独坐，被特务发现，便偷着为他画了一张像，第二天上朝时，朱元璋便问他为何生气，宋讷大吃一惊。忙答道：有一国子监生走路太快，不慎摔了一跤，撞碎了茶具，我气恼自己有失教诲，正在自责呢。但是皇上是如何知道了呢？朱元璋把他的画像拿来，他才方然大悟。曾经在朱元璋手下做过兵部和吏部尚书的吴琳，洪武年间致仕告老还乡，朱元璋对这位已退休的官员不放心，于是派锦衣校卫前去察看，被派之人按朱元璋指点来到了吴琳的老家黄冈，远远地就发现有一农民打扮的老人从小凳上站起插秧，被派之人前去问道：这里有一个吴尚书在家吗？老者忙停下手里的活回答：我便是吴琳，那人忙寒暄几句告辞，回来后向朱元璋做了汇报，朱元璋听了十分高兴。对于仍在朝中为官，对皇帝忠心耿耿，而且言行一贯谨慎的开国元勋，朱元璋也是备怀戒心，派特务监视。如大学士宋濂，为人一贯谨慎小心，在宫中为官从不讲别人一句坏话，自己在墙壁上贴着“汤树”两个大字，作为座右铭。家中如有人来访，问起宫庭里的事，宋濂就指墙上的字，从不回答。连朱元璋都曾赞誉他说“事朕十九年，为尝有一言之伪，清一人之短，始终无二，非止君子，真可谓大贤。”就是这样的贤人朱元璋也会派人暗中侦察他的言行。有一次宋濂在家中请客吃饭，朱元璋便派人侦察。第二天朝罢，朱元璋便问宋濂昨日喝酒了没有，请些何人，喝些什么酒？做些什么菜？宋濂都如实地一一回答了，朱元璋得到了满意的答案，笑着对他说，你说的一点也没错，你没有骗我，说完之后，拿出一张由锦衣卫绘制的宴席座次图给宋濂看，将这位大学士吓得出了一身的冷汗。不仅仅如此，朱元璋还经常化装私访，亲自侦察大臣们的情况。《明史·罗复仁传》记载，罗复仁原是陈友谅的部下，做编修工作，后投奔了朱元璋，被命为弘文馆学士，与刘基同位。他秉性刚直，能言敢谏，在朱元璋面前敢于直陈得失，朱元璋喜欢他耿直的性格，称他为“老实罗”。一日，朱元璋突然微服私访，来到罗复仁家。当时，罗复仁家房子破烂不堪，而罗复仁正在家中打扫房屋，自己亲自扒梯粉刷墙壁，一见皇帝驾临，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忙让妻子端个小凳请皇帝坐。朱元璋见罗复仁住房如此窄小简陋，穷得可怜，很是过意不去，说：大贤人怎么能住这样破烂的房子？下令赐给一座城里的宽大宅第。后来，朱元璋微服私访，突然来到徐达家中，徐达当时病得很重，见他来了，从枕褥下抽出一把宝剑对他说，要是碰上别人，就把他杀了，以后千万小心！自此，朱元璋再也不私访功臣之家了。史书还记载，有一老儒名钱宰，被调到京师编辑《孟子节文》，一日罢朝回公馆，闲而吟诗：“四鼓冬冬起著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被便衣特务听到并向朱元璋报告，第二天，朱元璋在文华殿宴毕，他召集群儒，并质问钱宰说：“昨日做得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你，何不把嫌改为‘忧’字？”钱宰被吓出一身冷汗，忙磕头谢罪。朱元璋没有放过他，还是遣送他回老家了，说：“朕今放汝去，好放心熟睡矣。”可见锦衣卫的特务对借调人员监视也非常厉害。
另外，南京各部皂隶都戴漆中，诸司衙门也都挂牌额，锦衣卫派逻率阳侦察诸司得失，发现礼部皂隶白天睡觉，兵部晚上不设巡警守夜，于是把礼部皂隶的漆中和兵部门前的牌额偷偷取走，以示惩罚。礼部和兵部发现后不敢做声，从此，礼部皂隶不戴漆中，兵部门前也没有了牌额，亦成为典故了。
除此之外，朱元璋还以功臣有大勋，各赐率一百二十人作卫队，并设百户一人统领，颁有铁册，子孙得袭，称为铁册军，实际上是防止功臣有二心，特设铁册军进行监视。朱元璋把重大案件一般都交给锦衣卫处理，由自己亲自掌握。诏狱用刑也非常残酷，臣民提起都谈虎色变，同时，锦衣卫还负责巡察、缉捕京城内外盗贼的任务，缇骑也时常四出，侦察臣民活动，检校也是横行霸道，如兵马司指挥丁光眼巡街生事，遇上没有路引的行人，就捕去充军。高见贤、夏煜等人则专做告发人家隐私的勾当，连开国元勋李善长也惧他几分。可朱元璋对他们却非常欣赏说：“有这些人，好比恶狗，则叫别人害怕。”而且朱元璋还给一些缉查有功的检校升官，如毛骧从管军千户升为都督佥事，掌锦衣卫事，典诏狱；耿忠也做到了大同卫指挥使；杨宪也做到了中央中书省右丞、左丞。连和尚吴印、华克勤，也允许他们还俗做了大官。朱元璋从1382年（洪武十五年）开始，就运用这批特务、法庭和监狱，把全国的重要犯人，交给他们审判和处刑。
1387年（洪武二十年），朱元璋认为锦衣卫的诏狱用刑过于残忍，同时，镇压臣民不轨妖言的任务也基本完成，于是下令焚毁锦衣卫刑具，把犯人移交刑部审理。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胡惟庸和蓝玉案全部结束，朱元璋再次申明此禁，诏令京师外罪囚，不得交锦衣卫，无论罪恶轻重，全都经三法司。应该说朱元璋此举，当为一时善政，他在位期间，再也没有恢复这惨无人道的诏狱。他还使用一种和锦衣卫有关的廷权制度，凡是因进谏触怒了朱元璋的文武大臣或有过失，当廷就杖责，由锦衣卫负责。
朱元璋为了进一步控制臣民，在地方上设置巡检司，主要设在地方府州县关津要害处。设置巡检、副巡检，均为九晶官，主要职责是盘查奸伪，缉捕盗贼、往来的奸细以及贩卖私盐贩和逃犯等，凡无路引面生可疑之人都在盘查、缉捕之内。朱元璋规定：“凡军民等往来，但出百里即验文引，如无文引，必须擒拿送官。并规定了处罚的具体条例。”如规定“若军、民出百里之外不给引者，军以逃军论，民以私度关津论。”
显而易见，朱元璋的这些规定，就把军、民的行动范围严格地限制在百里之内。
1386年（洪武十九年），朱元璋又两次下手令加强对臣民的限制；第一次手令，是关于里甲、邻里互相知丁的义务以及对逸夫（无业游民）连坐法的规定；第二次手令是针对流动人口、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其目的是对这些流动人口进行规范和限制。朱元璋将路引制和里甲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加强了对各类人口的管理和控制，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和社会的安定。
明朝建立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日益显露，除封建社会固有的皇权与相权、皇权与将权的矛盾之外，在统治阶级内部还存在着淮西集团和非淮西集团，南人和北人之间的激烈斗争，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封建文人与新王朝之间的斗争。这一矛盾在洪武一朝表现得尤为突出，这和朱元璋的经历有着紧密的关系。朱元璋出身贫苦，完全凭着个人的聪明才智、个人的奋斗闯荡江湖，才平定天下并做上皇帝的，所以他十分自信，甚至自信到刚愎自用的程度。他称帝以后，逐渐显露出，他由一乞食游僧而当上至尊无上的皇帝，在内心的深处有一种隐隐作怪的自卑心理，低微和高贵的反差，使他常常神经过敏。由贫苦农民出身的皇帝，最怕别人瞧不起他，怕那些投降过来的臣民武将对他不服，又怕那些跟他南征北战的战友们对他不忠，还怕那些有知识的儒士们不肯为他所用，这种自卑的心理始终伴随着他，他几乎无时无刻不与之抗争，尤其是朱元璋又是个权欲极重的人，他绝不允许人们染指皇权，这种背景和复杂的心理不仅激化了他与丞相、功臣之间的矛盾，而且也导致了洪武朝的文化专制。
2.以专制控制人
大家知道从秦朝以来，历代统治者无不推行文化专制政策，朱元璋也不例外。可以说在秦始皇之后，明初的文化专制是十分严厉的一次，带有浓重的血腥气息，儒士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受到极其严重的推残，这是一种严厉的控制术。
朱元璋的时代，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已有一千五百年，历时既久，深入人心，朱元璋自然也要高举这面大旗。明朝刚一建立，就下令以最高规格在国子学祭孔子，还派人到曲阜孔庙致祭。朱元璋说：“孔子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并立，所以后世统治天下的人，莫不致敬尽礼，隆重祭祀。”作为孔子的嫡系后裔，历代册封的衍圣公可以说是孔子在世上的代表。朱元璋登上皇位不久，就派人宣召孔子第五十五世孙、元朝册封的衍圣公孔克坚入朝，孔克坚称病，让儿子孔希学代自己入京，朱元璋很不高兴，给孔克坚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亲笔信，说：“我率领中原士人，驱逐了胡虏，安定了华夏，虽说是平民出身，可汉朝的高祖，就是由平民而登上帝位的。你无病称病，慢待朝廷，是不可以的。”孔克坚见信惶恐，急忙入朝，朱元璋对他十分优待，说：“你的祖宗阐明先王之道，立教经世，万世之下，维护君臣、父子关系，都要依赖他的教诲。”他赐给孔克坚六千顷土地、住宅一所，每月给禄米二十石。
朱元璋提倡阅读儒家经典，他把儒家思想的要旨概括为“敬天”、“忠君”、“孝亲”三项，认为“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亲，则人道立矣”。他让儒臣按照这三项标准，辑录儒家经典中的有关论述，书编成后赐名《精诚录》，他还说：《五经》是记载圣人之道的，就像粮食一样，每家都不可缺少。人没有粮食，就没有吃的，不读《五经》、《四书》，就不会明白道理。
朱元璋宣扬“敬天”，是要表明明王朝的建立是天意的体现，他是“奉天以君临兆民”，即代上天治理亿万百姓，所以敬天的目的还是为了尊君。至于“忠君”，则宣传“君为臣纲”、“为臣竭忠”，即要求臣民们无条件地服从君主的绝对意志。倡导“孝亲”，是因为儒家一向认为，“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也就是说，“孝”是“忠”的基础，正如朱元璋所说：“如果一家之内，长幼都能安守本分，事事循理，这个家庭就治理好了。各家都治理好了，在此基础上治国平天下，也就轻而易举了。”
因为从社会底层奋斗出来的朱元璋性情颇为褊狭和固执，他不能容忍任何权威踞于自己之上，所以在对待孔孟的态度上，他表现得非常独特。孔子在前代一向是通祀天下的，朱元璋建国后虽用最高规格祭祀了孔子，心中却有些怏快，他觉得孔子不曾做过帝王，给的礼遇太高了，有违君臣之大体。为了突出皇帝身份的至高无上，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借京城文庙落成之机，下令让儒臣们讨论祭孔礼仪，并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以作为议礼的纲领，这就是取消全国各地普遍祭孔的做法。以后祭礼只在曲阜举行。诏旨一出，举朝震惊，儒臣们纷纷上书，谓“孔子垂教万世”，“集群圣之大成”，理当通祀天下。朱元璋见反对意见太强烈，深知孔子在民众心中的崇高地位，也就不敢贸然行事，只好收回成命。
打孔子的主意不成，朱元璋又打起孟子的主意。他阅读《孟子》时，见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话，不由得怒火中烧，拍案骂道：“使此老在今日，岂可免我一刀！”他降下诏旨，说孟子的这些话不是臣子应当说的，下令将孟子牌位撤出孔庙，不得配享。他还宣布，敢有以此事进谏者，以大不敬论。刑部尚书钱唐挺身而出，跪在宫门外，要求进见皇帝。朱元璋让人传谕说：“谁敢提孟子的事，朕就亲手射死他。”钱唐说：“臣为孟子而死，死有余荣。”钱唐入宫走向朱元璋所在的奉天殿。朱元璋一箭射中钱唐左臂，钱唐不肯停步。朱元璋再发一箭，射中钱唐右肩，钱唐还是不肯停步。朱元璋愤怒，发箭射向钱唐胸部，钱唐摔倒在地，但还是向着御座爬行。朱元璋见钱唐为了孟子不怕死，真有些感动，让人把钱唐抬出去治伤。虽饶了钱唐一命，但孟子配享的事，他仍不肯放弃。过了一阵子，钦天监奏称天上文星昏暗，有些迷信的朱元璋害怕这是因为孟子的缘故，就下令把孟子的牌位放回孔庙。朱元璋心里总觉不是滋味，后来还是让人删节《孟子》成《孟子节文》，共删去85条，保留170来条，那些带有君民本色的话都被从书中清除掉。
朱元璋虽知道治理天下离不开读孔孟之书的儒士们，而大力招揽选拔，可在自己心里，他是很瞧不上这些人的，常常加以摧辱诛杀。中国古代在改朝换代的时候，士人们无不面临着是为旧朝尽忠、还是为新朝效力的矛盾与痛苦，明初的士人们，抉择尤难。因为朱元璋标榜“忠君”，可这“忠君”在他手里是柄双刃剑，可以两面伤人。你若坚持不肯出仕，那么就是对新君不忠，理应受到惩处；可你若是归顺了新朝，又是对旧君不忠，理应受到折辱。如果士人不在旧朝灭亡时自杀殉国，是无法摆脱这种两难困境的。
元朝著名学者危素，做过参知政事、礼部尚书、岭北行省左丞，主持过《宋史》、《辽史》和《金史》的编纂工作。明军攻破大都时，他想跳井殉国，被一位僧人救起。归顺明朝后，朱元璋知道他有才学，任命他为翰林侍讲学士，后又兼弘文馆学士，还经常向他请教元朝灭亡的经验教训，让他起草《皇陵碑》等文稿。但因危素是个降臣，朱元璋觉得他对元朝不忠，对他心存鄙夷。有一天，朱元璋召危素到东阁，危素不知朱元璋坐在屏风后面，走路的声音重了些，朱元璋问：“是谁？”危素答：“老臣危素。”朱元璋讽刺说：“我还当是文天祥来了。”
元顺帝有一头大象，会在殿庭中舞蹈朝拜，被运回南京。有一天，朱元璋宴请群臣，让人把大象牵来，可大象就不肯起舞。朱元璋命人把大象牵出去杀了，又认为大象有“不事二主”之志。第二天，他让人制作了两块木牌，一块写着“危不如象”，一块写着“素不如象”，挂在危素两肩上，以示羞辱。御史们也跟着起哄，弹劾危素是亡国之臣，不宜留在皇帝左右，朱元璋遂把危素发到和州，去给为元朝尽忠而死的余阙守庙，危素不久就郁闷而死。
危素是因为归顺了新朝而有罪，可不肯归顺的也要受到惩罚。无锡有一位叫钱仲益的人，读书过目成诵，16岁时就考中举人，曾做过元朝的杭州路录事。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几次派人征召，他都不肯出来。朱元璋让人把他锁拿进京，将他的右手钉在木板上造成终生残疾。名儒戴良在朱元璋攻取浙东时，曾被征聘授官，但他不久就溜走了。明朝建立后，他一直隐姓埋名，但还是被人访到，征召到南京，授以官职。他以老病为由，不肯接受，后又寻机溜走。朱元璋对这位大名士不再客气，派武士访拿，捉到后用铁丝穿入锁骨，牵回南京，这位七十六岁的老翁不堪折磨，痛楚而死。江西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二人，为了表示不仕的决心，各自剁去左手大拇指，朱元璋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对自己“反元为君，意有不然”，下令将二人枭令处死，抄没家产。苏州儒士姚叔闰、王谔不肯奉诏入京做官，朱元璋也予以枭令抄家的处罚。朱元璋还宣布：“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
朱元璋为了控制思想言论，还大搞文字狱。各地奏进的表笺，本来都是例行公文，里面堆满了歌功颂德的辞藻，可朱元璋偏偏鸡蛋里头挑骨头。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宫所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重宪”句，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所作《贺万寿表》和《贺冬至表》中有“圣德作则”句，这本是吹捧朱元璋“以身作则”的好话，可朱元璋偏把“作则”读成“作贼”，说这些人是骂他作过贼。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知府所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知”句，吹捧朱元璋是“生而知之”的圣人，可朱元璋偏把“生知”读作“僧知”，说这是讽刺他当过和尚。
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所作《谢赐马表》中有“遥瞻帝扉”句，是表达对皇帝的感激依恋之情，可朱元璋偏把“帝扉”读作“帝非”，说这是讽刺他老犯错误。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所作《万寿贺表》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句，是吹捧朱元璋取法天地，把天下治理得太平美好，可朱元璋偏把“法坤”读作“发髡”，把“藻饰”读作“早失”，说这是讽刺他剃光过头发，并诅咒明朝早早灭亡。像这样的事情，当时发生过许多起。这些表笺的作者，都被朱元璋杀了头，有的还被处以腰斩的酷刑，真是千古奇冤！
朱元璋厉行文化专制，使明朝的思想界、文化界陷入沉闷、僵化的境地。以文学为例，洪武初年，一批由元入明的文人活跃于文坛，他们“各抒心得，隽皆名篇，自在流出”，维持了文学的繁荣。但没多久，在朱元璋严酷的文化专制政策下，这些文人便遭到致命摧残，很少有人幸免，文学领域一时间变得暗淡无光，极度寂廖、平庸、乏味，与元末战乱时依然红红火火的文坛景观相比，真使人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叹。
3.清官是最好的官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一部中国官僚政治史，为这种看法提供了充分证明。法国学者白乐曰（EtienneBalazs）在一本研究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专著中指出，“由于对官员们的行动缺乏来自下面的任何监控，他们从社会上攫取国家没有提供的东西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说，缺乏民众监督是造成贪风蔓衍、出现“结构性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崛起于社会最下层的朱元璋，从自身的经历中深刻认识到，仅仅依靠官僚系统的内部监控是无法澄清吏治的，因而便想借助民众的力量，完善对地方官吏监督的机制。在《御制大诰》中，有一条“民陈有司贤否”规定：“自布政司至于府、州、县官吏，如果不是遵奉朝廷号令，私自巧立名目，害民取财，允许境内的耆宿老人以及各处乡村市井的士人君子等，连名赴京奏状，状中要详细写明有关官吏的过失恶行，事实明确，朝廷将据以定罪，更派贤良官吏以抚育百姓。如果所在布政司及府、州、县官吏，有清正廉洁、抚民有方、使百姓生活安定者，上述人等也可连名赴京奏状，使朕知道当地官吏的贤能。”
在《御制大诰·耆民奏有司善恶第四十五》中，朱元璋号召说：“今后所在布政司、府、州、县，若有廉能官吏，切切为民造福者，所在人民必深知其详。如果廉能官吏遭到不良官吏和同事们的诬陷排挤，一时不能明其公心，又因远在数千里外，实情不能上达，允许本地城市乡村的耆宿老人们赴京面奏，以使廉官吏得到保全。自今以后，若想根除民间祸患，最好的办法就是乡间年高有德的人们，或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三五百人，或千余人，年终时共同商议确定，本境祸害百姓的有几人，造福百姓的有几人，赴京师面奏，朕一定根据耆老们的奏状，褒奖好官，罢免坏官，情节严重者治罪。呜呼！所在城市乡村耆民智人等，能按照朕的话，切实举行此事，天下就会太平了。民间如果不主动揭露奸顽，表彰廉能，朕就不可能及时知道，所以嘱托民众帮助我做这件事。如果城市乡村中有包揽诉讼、把持官府或挑拨煽动官吏害民者，允许四邻及当地人民赴京，据实面奏，朕将加以清除，安定百姓。呜呼！君子一定要把朕的话放在心上，千万不能坐视纵容奸恶官吏人等害民。特此嘱托。”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王朝时代，尽管统治者们常把“民为国本”挂在嘴上，但从来只有以官治民，而没有以民制官。现在朱元璋竟别出心裁，让老百姓监察官吏，品评官吏，并把老百姓的意见作为黜陟奖惩官吏的直接依据，在中国政治史上确定是一件破天荒的事，可以说是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真正落实到了实处。
朱元璋当然希望官员们都能把各自部门中的官吏管理好，因此他曾颁布法令，要求官员严格驭吏，规定“若吏卒之徒，背礼而违法者，治以死罪”。朱元璋还告诫官员，不要以为“吏卒小人，其于治乱何干”，吏卒奸贪害民，正是致乱之由。况且，从人数上说，吏要比官多出几倍，他们与百姓直接接触的机会也远比官多，如果管理不好，吏给百姓造成的危害自然会比官大得多。当时吏胥的状况很令朱元璋不满。他认为，自己再三要求严厉治吏，而各处却依然存在吏胥害民的现象，是因为各级官员本身都是贪官，自己有把柄掌握在吏卒手里，自然对吏卒的不法行为不敢过问。
既然“人皆贪官”，以官治吏收效不大，朱元璋便想以民制吏。他在《大诰》中规定耆民百姓可以到京师面奏官员善恶，而对于吏，则不必经过这种程序，老百姓可以径直捉拿、绑缚害民吏胥，送到京师治罪。在《御制大诰·乡民除患第五十九》中，他规定：“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职和赋闲的吏胥，以及城市乡村中老奸巨滑的顽民，有专门包揽词讼、教唆害人、通同官吏祸害百姓者，允许城市乡村中贤良正直、愿意为民除害的豪杰人士，共同商议，将害民者绑缚起来，送到京师，以安良民。敢有邀截阻挡者，一律枭令。途中经过关津渡口，把守人员不得阻挡。”所谓枭令，就是用铁钩钩住人的背，悬挂起来，属于法定刑罚之外的酷刑。
在《大诰三编》中，朱元璋又写上一条“民拿害民官吏”，进一步阐明了让百姓捉拿害民吏胥的意义，并加重了对邀截阻挡者的惩罚。诰文说：“以前任用的官员，都是不才无籍之徒，上任后，勾结吏员、皂隶、不才耆宿及一切顽恶泼皮，夤缘作弊，害我良民多矣。像这类无籍之徒，贪心无厌，作恶不止，若不加以禁止，民何以堪。此诰发布后，你们高年有德的耆民，以及青壮年豪杰，务必帮助朕，给良民创造一个安定环境。如果想依靠官员们替百姓辨别曲直，朕即位十九年来，还未见到一个这样的官员。今后各地官吏，若有在办理诉讼时以是为非、以非为是的、受冤枉的人可以邀集四邻，到衙门捉拿刑房的吏胥，送到京师来；若有采买物品不按价付钱的，就把礼房的吏胥捉拿来；若有赋役不均、差贫卖富的，把户房的吏胥捉拿来；若有借举保人才扰害百姓的，把吏房的吏胥捉拿来；若勾补逃军时有卖放正身、用同姓名者顶替的，邻里对证明白，就帮助被害人家将兵房的吏胥捉拿来；若有借工程科敛、卖放应役工匠的，把工房的吏胥捉拿来。如果百姓遵从朕的命令，切实举行，不出一年，贪官污吏就都变成贤人了。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良民都能辨别是非，奸邪官吏难以横行，这样官吏们就会都被逼得变成好人了。各地官员，敢有阻挡百姓拿送害民吏胥的，一律诛灭他全家。”
在这道诰之中，可以看出，朱元璋认为发动百姓捉拿害民吏胥是澄清吏治的最有效的方法。为了保证这项措施的顺利进行，他竟动用族诛酷刑，而按法律规定，这种刑罚只有在对付谋反、谋叛等罪大恶极的犯罪时才能使用。在朱元璋的号召下，从洪武十八年（1385年）开始，全国掀起了一个捉拿害民吏胥的高潮，大量吏胥被绑送到京师，除情节严重者处死之外，绝大多数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充军。后来，朱元璋制定“合编充军”条例，专门列有“积年害民官吏”一款，为将捉拿的害民吏胥发配充军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在百姓的严密监督下，官吏们确实大为收敛，不敢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