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竞争对手的时候，冯嵱说，现在国内做软件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发展重点是在软件外包，像东软、中软、用友、神州数码这些大公司都在做。总体来讲，第一，软件外包市场很大；第二，在这个市场中印度占很大比重。从这个整体态势来看，中国企业在争夺外国客户，主要是跟印度竞争，在国际软件外包市场中国是新生力量，所以相互之间的竞争不是很明显。
谈及印度的软件业的时候，冯嵱认为，从总体的技术能力来看，印度强于中国。印度在软件工程学方面领先于我们，它在质量管理和质量控制方面已经高于我们。因为印度软件业长期跟国外公司一起走，吸收了很多先进经验。究其主要原因，是印度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时间很长，它的企业严格按照一定的标准去做事，符合制度化的管理精神。而中国的软件人员相对来讲，自由思想比较重，工作中个性化比较强。
冯嵱举了个例子，比如要把软件代码规范统一化，我们的软件人员就会比较反感，本能地反感统一：“干吗我要写的跟你一样呢？”即使暂时统一了，却又不能坚持，做做就烦了。所以推行一套严谨的工作方式、管理方式，对于比较严谨的人就好推行一点，比较散漫点的就不好推行。冯嵱对这个问题有过清楚的思考，他坦言，这个东西特别不好改，其实是个文化差异，因为，软件工程是西方的东西，而中国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差。
一个流行的说法是，一个中国人是条龙，十个中国人是条虫。冯嵱对此表示异议。他认为，关键并不是中国人怎么样，而是中国人管理文化、管理思想不太好。比如分工不明确，授权不清楚。这些并不是人的问题，而是管理制度，管理体系的问题。他反问说，中国人在外企不是做的挺好吗？西方比我们先进，不是人先进，而是先进在管理制度、方法、技术上，管理是个技术科学。而整个工程科学的思想都是从西方来的。所谓工程，就是按一定的规范来做成一件事。这在在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中是比较薄弱的。
既然软件是工程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不如印度、不如西方，也很自然，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还是从思想解决问题，如果想要做大，那就还是要从小就要培养科学精神、科学思想。“技术只是个面上的东西，为什么没有技术？你得找它的根源。”冯嵱感慨地举了个例子，他说，北大化学系在国外的人特别多，读博士很多，但是大多都是跟着大潮流出国去了，先学习，然后找工作。冯嵱说：“我们没有出多少顶级科学家，这其实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我们能真正把有兴趣的人聚集在一起。”无疑，这里面也凝聚了他做企业的深刻体会。
冯嵱笑言，联合创新的管理是中西合璧。因为他从国外回来，在国外学过、看过、感受过，知道国外的先进管理模式，但是不能拿来就用，还得洋为中用。因为国内有国内的特色，管理并不是一两个人有管理思想的问题，而是整个团队的问题，需要团队统一起来，要保持队形的整齐，所以不能走得太快。
冯嵱认为，管理一个公司有三个方面最重要：一个是公司的方向，就是做什么：一个是做事的节奏，快与慢，什么时候该动，什么时候不该动，什么时候该软，什么时候该硬；一个就是公司的体系结构，分工与授权。冯嵱认为这些方面其实构成了一个公司的文化。说起自己在美国的感触，他印象最深的是美国文化上的东西，人的上进心、责任感，包括按照兴趣来选择职业，这些都是非常基本的文化上的东西。他说，其实一个国家的发展，它的最本质的文化要素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整体竞争力，从这方面说，是内因决定外因。所以我们和西方的交流中，最大的还是文化冲击，我们还有很大差距，在这方面我们要学习。
冯嵱非常重视企业文化。他给公司制定了一个十字方针：清新、正直、友爱、进步、敬业，作为企业文化来提倡，这些东西也是他从国外回来的感受。所谓清新就是公司就事论事，人际关系非常简单，规范；正直，就是对内对外诚信为本：友爱，因为他比较留恋学校，所以希望公司内部有校园式的、同志式的轻松气氛；进步，就是时时刻刻有一个上进心，有超越自己的一种精神；敬业，就是对职业的一种责任心。